最大規模軍樂團將亮相九三閱兵
2026-01-28 21:20 6,417次浏览成都8月9日電 題：成都世運會龍舟為何與皮划艇馬拉松同湖競渡？ ——專訪成都世運會龍舟項目國際裁判趙曉俐 記者 賀劭清 8月9日，成都世運會龍舟項目開賽，有著數千年歷史的龍舟首次作為正賽項目登上世運會賽場。 而與龍舟同一時間、同一水域進行比賽的，是發源於西方的皮划艇馬拉松。 成都世運會皮划艇項目有何亮點？如何看待龍舟首次作為正賽進入世運會？龍舟為何與皮划艇馬拉松同湖競渡？中國首位女子皮划艇世界冠軍、成都世運會龍舟項目國際裁判趙曉俐接受「東西問」專訪，對此進行解讀。 2025年8月9日上午，成都世運會龍舟項目開賽，千年龍舟首次作為正賽項目在成都興隆湖劈波斬浪。 記者 張浪 攝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何為皮划艇運動？現代皮划艇運動起源於何時？ 趙曉俐：皮划艇運動是皮艇、划艇兩項運動的統稱。 皮划艇運動的源頭可追溯至原始社會的獨木舟。通常認為，皮艇起源於格陵蘭島上的因紐特人所製作的一種小船；划艇則起源於加拿大，因此又稱為加拿大划艇。 觀眾區分皮艇與划艇最快的方法是看姿勢：划艇沒有舵，需要運動員單膝跪在船艙內，使用單葉槳控制方向；而皮艇需要運動員坐在艙內，用腳控制舵的方向，使用雙葉槳前進。 1867年，蘇格蘭探險家麥克格雷戈舉辦了首屆皮划艇比賽，被視為現代皮划艇運動的開端。 1924年，國際皮划艇聯合會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成立。同年，皮划艇作為表演項目進入巴黎奧運會。1936年，在柏林舉行的第11屆奧運會上，皮划艇被列為奧運會正式比賽項目。 國際皮划艇聯合會現有上百個協會會員。中國於1974年加入該聯合會。最初中國皮划艇運動主要在湖北開展。隨著中國體育發展，各種水上運動快速普及。如今僅中國西南內陸的成都就有超過10家水上運動俱樂部，每年有超過10萬人次在成都體驗皮划艇運動。 2024年6月5日，「藝術半壁—通惠河畔第四屆大運河文化節」在北京啟幕。作為文化節組成部分，2024年「京杭大運河」皮划艇馬拉松系列賽同時啟動。 記者 賈天勇 攝 記者：成都世運會皮划艇項目有何看點？ 趙曉俐：作為成都世運會34個大項之一，皮划艇項目包括皮划艇馬拉松、皮艇球、龍舟。 成都世運會的皮划艇馬拉松與皮艇球同屬於皮艇。成都世運會是皮划艇馬拉松第二次作為比賽項目亮相世運會。如果說普通皮划艇比賽類似田徑中的短跑，那麼皮划艇馬拉松就相當於長跑與障礙跑的結合。 皮划艇馬拉松包含水上航道和陸上跑道，參賽選手不僅要在水中競賽，還需扛著8公斤至12公斤的皮艇在陸地奔跑。陸地扛艇段需按既定路線完成，船艇不得拖行，對選手的水上技術、力量與耐力是雙重考驗，這也是該項目的最大看點。 皮艇球是結合划艇技術與球類技術的運動，比賽分上下半場，每隊5名場內球員，規定時間內進球多的一方獲勝。與皮划艇馬拉松、龍舟相比，皮艇球對抗強度更高，更凸顯團隊戰術。 龍舟曾作為表演項目亮相世運會賽場。在成都世運會，龍舟首次成為正賽項目。不同於民俗活動中可容納幾十人甚至上百人的龍舟，世運會的龍舟比賽為競技龍舟，參賽人數限定為8人或10人，保留鼓手和舵手，船型更小、材料更輕。 成都世運會龍舟項目設有6條賽道，比賽距離分別為200米、500米和2000米，採用男女混合參賽模式。參賽隊伍同時出發，以龍頭最先抵達終點的順序決定名次。相比皮划艇馬拉松與皮艇球，龍舟更側重集體協作與團隊精神。 2025年8月9日上午，成都世運會龍舟項目比賽現場。 記者 張浪 攝 記者：如何看待有著數千年歷史的龍舟首次成為世運會正賽項目？ 趙曉俐：龍舟源於中國戰國時期紀念屈原的民俗活動，是中華兒女共同的文化符號，蘊含著全人類推崇的團結與進取精神。 龍舟歷經千年而不衰。如今全球約有5000萬名龍舟愛好者，開展龍舟運動的國家和地區超90個。今年端午節，美國、英國、巴西、阿根廷、泰國等多個國家和地區都舉辦了龍舟活動。 世運會是非奧項目最高水平的國際綜合性運動會，一項運動要成為其正式比賽項目，需在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廣泛開展。龍舟成為世運會正賽項目，既得益於其在全球的受歡迎程度，也因為這項古老運動所持續進行的現代競技轉型。 此前，龍舟曾作為表演項目登上世運會、亞運會及東京奧運會。本屆世運會的8人龍舟便是為現代競技設計，既保留龍舟運動特色，採用環保材料，又精簡人數，提升了賽事觀賞性與轉播適配性，滿足「年輕化」「可持續性」要求。 當地時間2025年6月14日，加拿大多倫多中央島，第37屆多倫多國際龍舟節龍舟賽參賽隊伍在比賽中揮槳競渡。 記者 餘瑞冬 攝 記者：成都世運會，龍舟為何與皮划艇馬拉松同湖競渡？ 趙曉俐：賽艇是背對終點的競速項目，而龍舟與皮划艇馬拉松均為面向終點的競速運動。不同的是，皮划艇馬拉松分男子、女子組，龍舟則為混合組別，更強調性別平等參與。 成都世運會是全球首次在國際大賽中讓龍舟與皮划艇馬拉松同湖競渡，這並非偶然。成都世運會龍舟、皮划艇馬拉松的比賽場地位於興隆湖，興隆湖水深穩定、水質清澈、流速平緩，完全符合兩項賽事的比賽標準。 同時，龍舟、皮划艇馬拉松共享賽事設施與保障體系，高效利用同一水域的辦賽窗口期，體現了節儉、低碳辦賽理念，優化了時間與人力配置。 2024年成都世運會龍舟、皮划艇馬拉松測試賽期間，國際皮划艇聯合會馬拉松委員會主席魯德·海瑟拉爾與龍舟委員會主席陸偉洪曾到場觀賽。二人認為，龍舟與皮划艇馬拉松同場競技，實現了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水上對話，大幅增強了賽事觀賞性，能推動兩項運動更好地走向世界。(完) 受訪者簡介： 趙曉俐。 受訪者供圖 趙曉俐，中國皮划艇世界冠軍、成都世運會龍舟項目國際裁判。1991年，在日本大阪舉行的亞洲錦標賽上，趙曉俐與隊友斬獲女子雙人皮艇500米和女子4人皮艇500米兩項冠軍，這是中國皮划艇運動員首次獲得亞洲冠軍。1992年，在匈牙利站皮划艇世界盃中，趙曉俐與隊友奪得女子4人皮划艇500米冠軍，這是中國女子運動員首次獲得皮划艇世界冠軍。
北京8月8日電 題：徐泓緬懷老師許倬云：中國、中華民族在他心中格外大 記者 楊程晨 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於當地時間8月3日在美國匹茲堡逝世。作為許倬雲任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任主任時期的學生，臺大歷史學系前主任徐泓第一時間在社交平臺發文：「我們的老師許倬雲先生走了，享年九十五歲。」 接受「東西問」專訪，徐泓回憶了不同時期與許倬雲的交往。談及家國情感的升華，徐泓坦言，許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他一方面非常愛國；一方面又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到晚年，中國、中華民族在他心中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也是他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您最近一次和許先生見面是什麼時候？ 徐泓：大約是十年前，他回臺，在(臺灣)政治大學作講座教授，主持一個重新解釋中國歷史的研究計劃，請我幫忙參與一部分。這是我們線下見的最後一面，也是工作場合，只是簡單敘舊。 後來他身體一直不太好，不良於行，不能頻繁回來。雖很多年沒見面，但我們有郵件往來。我近期有一篇關於明代國號研究的文章，還去信諮詢過許先生的意見。 許倬雲肖像。許倬雲個人微博 記者：許先生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擔任臺大歷史學系主任，這和您在臺大歷史學系的求學時期高度重合。可以談談他對您治學等方面的影響嗎？ 徐泓：老師是30多歲從芝加哥大學返臺任教，那時剛剛拿到博士學位。1964年，他開了一門中國上古史的課，我們這些學生都去選。後來他擔任系主任、所長，一直做到1970年，他開的課我基本都去上過。 他儘量利用考古研究材料和文獻來授課，每次課分三個課時，前兩個課時會請「中央研究院」的專家來上課，考古學家李濟之(李濟)先生來講了大部分，談過很多安陽考古的事。剩下一個課時許先生會進行總結整理，並把他自己的想法講給我們。國民黨當局來臺後，封禁大陸的很多老期刊、書籍，不讓我們看，我們上課一般是聽老師講、抄筆記，許先生指導我們讀期刊論文。 臺灣過去也有人開過中國上古史，但像他這樣系統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治史，教大家寫現代的期刊論文，是沒有的。他那時還編了一本《中國上古史論文選輯》，教我們用新方法學歷史。 那些年，許先生對我的影響，還有精神層面。他不良於行，但上課不會一味坐著，有時會拄拐站起身子。後來他在臺大改裝了一輛摩託三輪車，方便行動。許先生堅韌不拔的精神讓我們很敬佩，所有的困難他都想克服，學生要幫他，他不肯。在家時，他還洗碗，即便摔了還堅持洗。 許先生一輩子就是這麼一個性格，在我看來是了不起的。更了不起的，是他的夫人(孫曼麗女士)，一輩子幫他、包容他。她和芝芝(徐泓夫人、世界史學者王芝芝)是同班同學，這也加深了一層我們的關係。 記者：1970年，許先生去了美國。之後就一直留在美國匹茲堡大學任教。在有這麼大影響力的時候卻選擇赴美，當年他做這個決定的原因是什麼？ 徐泓：這和當時臺灣教育界發生的幾件事有一定關係。首先是當了快20年臺大校長的錢思亮在1970年卸任，學校氛圍出現變化，許先生覺得自己格格不入。另外，由於「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受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一些人指責臺灣史學界被美國控制，由臺大和「中研院」合聘的許倬雲是被重點批評的對象之一。 許先生當時仍參與了臺灣很多的文化、學術方面的公共事務，到美國後也經常在《中國時報》《聯合報》上發表文章。蔣經國去世後成立的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許是創始會員之一，資助了美國多所研究機構設立中國研究教職、提拔年輕學者。許先生不僅在史學界影響大，在社會層面影響也大。 許倬雲在網絡節目《十三邀》中感慨「但悲不見九州同」。《十三邀》視頻截圖 記者：去美國後，直到去世，許先生對於兩岸關係的看法以及對大陸的觀感是否發生了變化？ 徐泓：許先生一直堅定反對「臺獨」。對大陸，許先生前後態度是有變化的。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的大陸，他跟許多從大陸去美國讀書、工作的學者接觸，也看了很多新聞，慢慢對大陸的看法改觀，後來也去香港、去大陸。 但對於中國史研究的視角問題，他一直沒變。許先生主張將中國史放入世界史視野做研究，晚年出版的《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對這一觀點有系統性闡釋，許先生要尋找世界主義的中國。這與他的老師、同鄉錢賓四(錢穆)先生等人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的態度相左。 所以，許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一方面他非常愛國；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看中國史，認為要以更大的歷史格局研究中國。到了晚年，可能是看到美國在發展過程中不斷暴露弊端，在他心中，中國、中華民族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一塊的「面積」格外大了。我想這也是他之前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許倬雲先生在江蘇無錫為自己準備的墓。受訪者供圖 另外，他在青少年時期經歷過抗日戰爭，見過中國人遭遇到的摧殘和磨難。另一位史學家何炳棣先生曾說，在抗戰中成長的中國人沒有不愛國的。我想這句話在許先生身上也是體現得淋漓盡致，尤其越到晚年對他的影響越大。許先生和何先生都是美國籍，但二人在晚年都表達過，百年之後希望將自己的墓地移回大陸老家，落葉歸根。據我所知，許先生生前已在無錫找好了墓園的地方。(完) 受訪者簡介： 徐泓。記者 楊程晨 攝 徐泓，現任臺灣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曾任該校代理校長、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主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講座教授兼人文學部部長，2016年始先後在南開大學、廈門大學、浙江大學任職教書。徐泓專註明清社會史研究，在明清鹽業、社會風氣、婚姻與家庭、人口遷徙、城市發展等議題上著作等身，包括《明清社會史論集》《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明代的私鹽》《明北京行部考》《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他還曾任「中國明代研究學會」理事長，在臺灣發起明代典籍研讀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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