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高」發典型案例：金店老闆配合電詐人員轉移贓款獲刑
2026-01-16 05:54 8,286次浏览巴彥淖爾8月7日電 題：基層司法人的「暖心秤」與「和諧路」 記者 張林虎 在地處河套平原腹地的內蒙古自治區杭錦後旗，街巷村屯總活躍著兩位讓群眾暖心的司法人。一位在行政複議窗口前以法為尺化解民憂，讓公平正義看得見、摸得著；一位在田間地頭用腳步丈量民情，把矛盾糾紛化解在萌芽處。王豔琴與張喜平，雖崗位不同，卻同樣在基層法治一線為群眾撐起法治晴空。 圖為王豔琴接待來訪群眾。 杭錦後旗司法局 供圖 巧解千結 柔肩擔起公正秤 「每一面錦旗，都是群眾沉甸甸的信任。」杭錦後旗司法局行政複議與應訴股股長王豔琴望著調解室牆上的錦旗說道。自2021年股室成立以來，她經手的200餘件行政複議與應訴案件，件件都朝著「良心案」「公平案」「暖心案」的目標努力。 最讓她難忘的是27名農民工討薪的曲折經歷。2019年，某建築公司將工程違法發包給無資質的包工頭，2021年項目完工後，30餘萬元工資沒了著落。2022年年底，工人向人社部門投訴，一年後，人社部門認定建築公司需承擔清償責任，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複議。 那時離龍年春節只剩一個月，農民工返鄉的腳步越來越急。王豔琴立即啟動「行政複議調解+法律援助」模式，白天組織公司、包工頭、農民工三方座談，晚上研究法條梳理證據。 一個月連軸轉後，三方終於達成協議：公司當場支付部分工資，剩餘14萬元承諾2024年6月付清。看著農民工揣著錢踏上歸途，王豔琴鬆了口氣。 可是2024年7月回訪，她發現餘款未到帳。王豔琴依據新修訂的行政複議法，協調法院啟動強制執行程序，一遍遍跟公司講失信後果，最終，全部工資結清。這場跨越4年的維權，成了新行政複議法「為民便民」的鮮活註腳。 外來務工人員張某的案子，更顯她的巧勁。張某入職第一天因機械事故左眼失明，工傷認定後公司卻以沒籤合同為由拒不承擔。王豔琴知道，簡單維持認定容易，但張某在本地無依無靠，可能陷入漫長訴訟。她拉著雙方算法律帳、情理帳，協調法律援助介入，最終促成公司分期支付21萬元工傷待遇。 圖為張喜平調解糾紛。 杭錦後旗司法局 供圖 勤走萬家 鐵腳丈量和諧路 「調解就像打仗，得懂戰術，更得懂民心。」這是杭錦後旗陝壩鎮司法所所長張喜平常掛在嘴邊的話。紮根基層30多年，從內蒙古金牌調解員到全國模範調解員，他用磨出厚繭的雙腳，在鄉間小路踩出了一條「和諧路」。 去年夏天，陝壩鎮某村17戶農戶急得直跺腳：他們種的220畝大豆，因為種子問題幾乎絕收。村裡調解失敗後，農戶們找到鎮裡。張喜平帶著專案小組，頂著烈日挨家看莊稼、查購種票據，光是走訪記錄就記了3個筆記本。 張喜平先找種子公司負責人：「《種子法》規定得明明白白，質量問題得擔責。」轉頭又勸農戶：「咱要合理賠償，別讓情緒跑偏。」兩個多月裡，他跑公司、訪農戶，光協調會就開了8次。年底，農戶們順利拿到補償款，有人攥著他的手說：「張所長，你保住了我們的口糧本兒。」 近3年，張喜平指導調處糾紛千餘起，成功率超94%，協議履行率達98%。最難啃的「硬骨頭」，是一起拖了10多年的房屋徵收信訪案。張某某因不滿補償，多次上訪。張喜平主動接下案子，一次次上門聽訴求、講政策，他的耐心最終打動了張某某，這起「老大難」案子終於畫上句號。 為了當好「和事佬」，張喜平把《民法典》《土地法》翻得卷了邊，遇到不懂的就追著老法官問；走村入戶時，總愛蹲在田埂上跟老鄉嘮家常，「法律條文得接了地氣，群眾才聽得懂、信得過。」 圖為農民工送來錦旗表達謝意。 杭錦後旗司法局 供圖 韌守半生 共繪法治為民卷 從2002年踏上工作崗位，王豔琴在司法一線紮根23年；自1992年參加工作，張喜平把31年青春獻給了基層。不同的崗位，同樣的堅守——他們用行動證明，司法的力量，既在法條的嚴謹裡，也在民心的溫度中。 王豔琴在涉企案件中，既守法律底線，又留發展空間。有企業因輕微違法被處罰，她調查後發現企業已主動整改，便協調處罰機關減輕額度。「法治營商環境，既要嚴管，也要厚愛。」王豔琴說。 張喜平的辦公室裡，放著一個褪色的帆布包，裡面總裝著調解記錄、法律手冊和暈車藥——下鄉路遠，他常常一跑就是一整天。「看到矛盾解了，心裡比啥都踏實。」 如今，王豔琴仍在行政複議桌前忙碌，新行政複議法的實施讓她有了更多為民解紛的抓手；張喜平兩鬢已添霜色，卻還在鄉間地頭奔波。在河套腹地的大街小巷、田間村舍，這兩位基層司法人，正用最樸素的堅守，書寫著新時代「法治為民」的生動答卷。(完)
默達 最近，在深圳華強北的電子市場裡，出現了一群代送外賣的「小孩哥」「小孩姐」。趕時間、不熟路的外賣員掃碼支付2元錢，就可以請他們幫自己送上樓。 初次看到這則新聞，許多人的第一反應是「還不錯」。配送的最後100米一直是個難題，高樓大廈複雜的環境、等電梯、過門禁帶來的重重阻隔，讓消費者和外賣員都挺心累。通過代送外賣，孩子們賺到了一筆零花錢，體驗了勞動的艱辛，鍛鍊了與人打交道的能力；父母本來還發愁孩子假期沒事幹、宅在家裡玩手機，正好帶著孩子體驗生活；外賣員也避免了超時被扣錢。 也有人關注到背後的責任歸屬問題。孩子們的人身安全如何保障？食品轉手後會不會被開封？還有人想得更遠——擔心有人將孩子們的「職業體驗」變成僱傭童工牟利。「出了事情，誰來負責任？」 支持和反對的聲音都有道理，法律層面的科普和提醒更是十分及時。但在這件事上，倒不必急著潑冷水。 首先，孩子代送外賣目前仍是個例。比如，多數「小孩哥」「小孩姐」的父母就在附近乃至樓上做生意，在這繁忙的街區「上躥下跳」或許就是生活日常。又比如，這門「生意」並非一兩天就能做起來的，一定程度上贏得了用戶和外賣員雙方的信任，其中也有父母陪同、熟人環境的支撐。忽略實際情況一味談追責，反而可能落空。 其次，完全規避風險並不現實。誰小時候沒有過幫父母下樓買醬油的經歷呢？為了「動之以利」，家長常常多給五角一元，讓孩子挑選喜歡的零食。從這個角度出發，代送外賣不過是將僱主變為了陌生人，將偶然行為變成了孩子自主搶單。風險確實增大了，但還沒到要動用法律和輿論去解決的程度。如今的外賣行業，對比幾年前，有食品安全封籤，有售後評價機制，消費者、騎手、商家、平臺之間形成了相對的平衡，這是市場調節的作用。若是孩子確實難以勝任，或是消費者和騎手都不放心，自然會從兩頭壓縮其運營空間，也就變相達到了控制風險的目的。 暑期如何帶娃，確實是當下困擾許多父母的難題——鎖在家裡，擔心孩子沉迷電子產品，遠離社會長不大；走出門去，又抱怨社會實踐太單調，照顧不及出危險；更令人發愁的是，部分孩子缺乏能動性，「幹啥都提不起興趣，只是聽安排」。如此看來，最近頻上熱搜的「能娃」們，無論是開闢跑腿新業務，還是在沙灘賣鏟子小桶賺到千元，又或是親自上陣擺攤炒飯、幫路人製作小雪人等，雖不提倡盲目模仿，但值得更多善意與肯定。 我們中的許多人，是讀著「外國小孩幫街區送牛奶」「成功家長獎勵孩子做家務」「企業家兒時賣報擦鞋」等教育雞湯長大的，如今，孩子們通過主動觀察生活，找到了新的商機，難道不是件令人高興的事情嗎？父母以及外賣員等相關人士，不妨為興奮奔跑的孩子們留出些安全空間，更好為他們的成長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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