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主席說會仔細研究此事，他言出必行，我非常感謝他」
2026-01-04 09:46 3,218次浏览最近，新華網發布的一則反詐短視頻在社交平臺引發關注。這條旨在揭露AI換臉、變聲騙局的宣傳片發布後，有網友說「被嚇到了」，還有評價說「像恐怖片」。這是為什麼呢？原來，很多網友沒有想到，AI換臉、換聲能那麼「真」：短視頻以溫馨的母女視頻通話情節開始。母親正在家裡煲湯等女兒回家，女兒撒嬌說航班延誤又掉了一部手機，央求母親轉帳應急。就在母親用網銀轉帳時，門鈴響起，母親以為沒帶鑰匙的父親回家，暫停轉帳去開門。誰知，門外站著女兒。此時，視頻電話裡的「女兒」還在一口一個「媽，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媽」。 反詐視頻中，真人與AI變臉「面對面」（圖源：新華網視頻截屏）。所以，宣傳片的主題是告訴網友，AI可以模擬人臉和人聲，視頻裡看到和聽到的都不一定是真實的，要警惕新型詐騙電話。不少網友一邊評價「太嚇人」，一邊詢問：AI技術真的進化到可以如此逼真的「換臉換聲」了嗎？答案是肯定的。只要3步，「換臉」成功「AI換臉、換聲並且用視頻的形式誤導公眾，已經不算技術難題。」人工智慧企業合合信息的技術人員展示了3步換臉：第一步，對著演示屏幕的攝像頭，根據提示上下左右轉頭，錄入真人信息；第二步，選擇兩張想要的新臉照片；第三步，演示屏幕顯示，這名技術人員已經擁有了兩張全新的「臉」，新臉還能跟隨身體的主人做出各種頭部動作與面部表情。對普通人而言，壓根看不出顯示屏幕上的「人」是AI生成的。 左：真人信息錄入；中：選擇要變的「臉」；右：變臉完成（作者攝）。技術人員表示，AI換聲也很方便，很多消費級的軟體已經提供這些服務。只要向相關軟體提供一定的聲紋資源，軟體很快就能模擬目標聲音，實現以假亂真的效果。所以，千萬不要以為反詐短視頻中的「換臉變聲詐騙」是演繹。隨著AI技術的發展，換臉、變聲已經不再困難。而且，有不法分子已經用換臉、換聲等騙取錢財。前不久，湖北警方就披露了一起「變聲」詐騙案件：被害人劉女士接到「孫子」電話說，不當心傷害到別的孩子，「私了」要2萬元錢，怕被母親責罵，「請奶奶救救我，不要告訴媽媽」。劉女士覺得電話那頭就是「孫子」的聲音，決定湊錢幫孫子。接著，孫子說有人來找劉女士拿錢，在交接錢款時，劉女士又聽到了電話裡「孫子」的聲音，確認無誤後，把錢款給了對方。過了幾天，劉女士遇到孫子問起這件事，才發現上當受騙，然後報警。警方經過調查，抓獲了犯罪嫌疑人，並根據被害人提供的線索分析認為，犯罪嫌疑人可能是通過多次撥打座機電話，逐步收集了她孫子的聲紋信息，基於它們用AI技術造假，實施詐騙。識破AI換臉和變聲，這些訣竅有用那麼，如何預防AI換臉、變聲詐騙呢？最簡單的是使用只有當事人才知道的「暗語」或者方言。當視頻通話等涉及轉帳等話題，當事人要先想辦法求證對方是本人還是AI造假。比如，可以詢問對當事雙方都有特別意義的紀念日、改用方言交流等。此時，AI造假極可能露餡。同時，個人應注意保護隱私信息。高清的面部信息、聲紋信息等，都屬於隱私信息，它們都是被模仿的基礎。所以，在社交平臺上曬視頻、曬照片、曬聲音等行為，其實存在一定的被模仿風險。此外，通訊硬體、軟體等服務供應方，則要有「用魔法打敗魔法」的防範思路。技術人員表示，在生活中，不法分子不僅用AI換臉、變聲詐騙，還會用換臉、變聲「撞庫」，盜取他人錢財。比如，不法分子獲得目標對象的臉部圖像後，試圖通過「人臉識別」的方式，登錄目標對象的各種帳戶，盜取數據、轉移財產等。AI造假後「撞庫」的後果往往比AI造假後詐騙更大，所以需要從源頭加以識別、攔截。此時，AI也可以成為幫手：AI通過對光影、臉部紋理、動態五官是否合理等細節的監控和計算，得出鑑定結果。 用AI識別AI造假（作者攝）。「因為AI捕捉和比對的精細度遠遠超過人眼，所以能識別人眼發現不了的造假視頻。」技術人員表示，如果在涉及人臉識別、聲紋識別的服務中嵌入以上技術，那麼能極大限度地防範AI造假。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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