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要求汕尾以東海域所有海上作業漁船回港
2025-12-28 01:15 4,329次浏览烏魯木齊8月14日電 題：「雲端架橋」 新疆檢察機關護民生見實效 記者 張素 從南疆來到烏魯木齊市一家快餐店務工的小江(化名)，被老闆拖欠工資7850元(人民幣，下同)。今年8月初，他抱著試試看的心態走進住所附近的沙依巴克區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中心(下稱綜治中心)尋求幫助。 8月初，在新疆烏魯木齊沙依巴克區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中心，檢察官為尋求幫助的小江(右一)提供法律諮詢服務。記者易海菲攝 「我現在心裡有數了，知道該怎麼辦了。」小江對記者說，值守在綜治中心檢察服務區的沙依巴克區人民檢察院檢察官黃林盛告訴他「兩步走」方法——先拿著證據去找勞動監察大隊調解，如果依然無法解決問題，可以再向檢察機關尋求幫助。 檢察官孫曼補充說：「如果當事人有起訴意願，檢察機關將受理民事支持起訴案件。我們架設起民意直通『連心橋』，精準服務解民憂。」 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新聞辦公室近日在新疆組織開展「新時代法律監督工作巡禮·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集中採訪活動。記者了解到，新疆檢察機關積極參與根治農民工欠薪專項行動，發揮支持起訴職能，有效化解勞動關係矛盾糾紛。2024年至今年上半年，累計支持農民工索薪2122件，幫助索薪5520.7萬元。 檢察機關積極履職築牢民生之本，還體現在貫通部門聯動，搭建多元化解「立交橋」。 2023年初，時任昌吉回族自治州奇臺縣人民檢察院黨組成員、副檢察長哈斯亞·哈銀扎兒收到一幅寫有「懷愛民之心 辦利民之事」的錦旗，落款是「墨玉縣普恰克其鎮農民工阿卜利孜·託合提瓦柯代表12人」。 在這起案件中，為讓被拖欠勞務費的12名維吾爾族農民工儘快拿到血汗錢，奇臺縣人民檢察院「方榮工作室」的檢察官與村民委員會聯動，找到失聯三年的欠薪人阿某，通過召開公開聽證會，向其釋法說理，最終阿某認可其欠款的事實。 此後，檢察院支持農民工將阿某訴至法院，並依託兩院協作機制啟動綠色通道，當日便以調解方式幫助農民工拿到可申請強制執行的法律文書。 「這些農民工身上已經沒有多少錢，根本拖不起，我們加班加點也要拿到調解書。但我沒想到，他們在臨行之前特意送來一面錦旗。」哈斯亞·哈銀扎兒感慨道。 「弱勢維權+快速辦理」「支持起訴+多元聯動」「公開聽證+司法調解」……近年來，新疆檢察機關多措並舉，更藉助「雲端架橋」的力量，以檢察「力度」提升民生「溫度」。 據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檢察院研究建設了全疆層面的數字檢察服務平臺，各地檢察機關亦緊盯社會治理難點，研發應用數字監督模型，積極運用科技檢務裝備助力辦案，取得較好效果。 在這個中國面積最大的省級行政區，檢察機關還通過直播、短視頻、微動漫等多種形式「雲」端普法，為民眾提供了實實在在的法律幫助。 「我們開展了『網上為民辦實事』活動，累計點擊量逾1.5億次，提供網上法律諮詢和解決群眾涉法訴求近千人次。」昌吉回族自治州瑪納斯縣人民檢察院黨組成員、政治部主任張濤說。 張濤是「瑪檢說法」團隊主創人員。從取材真實案例拍攝講述涉罪未成年人、留守兒童冬冬重返校園的微電影《一十六》，到與福建檢察機關聯合開展「明瑪共畫未成年人保護同心圓」活動、跨越4000公裡的閩瑪兩地6萬人在線同上法治課，再到在社交平臺開設「小瑪有話要說」話題、聚焦「鄰裡糾紛」等民生問題線上線下閉環解決網友法律訴求……現如今，「瑪檢說法」已成為粉絲量超過40萬的普法品牌。 更讓張濤等人感到欣喜的是，當地刑事發案率逐年下降，「側面反映出老百姓提高了法律意識，我們的普法工作也收到成效。」 瑪納斯古城形似鳳凰，當地也被稱作「鳳凰城」。在張濤看來，鳳凰有「正義、祥和」等美好寓意，「瑪檢說法」也將從中汲取營養，「讓法律法規像鳳凰一樣，飛過天山南北，飛入千家萬戶。」(完)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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