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島發展「三重奏」：「僑智」破題鋪就共富路
2025-12-04 00:23 7,941次浏览柏林8月4日電 題：以史為鑑，中德如何共築和平未來？ ——專訪德國智庫席勒研究所創始人兼主席黑爾佳·策普·拉魯什 記者 馬秀秀 近日，中國駐德國使館在柏林舉行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研討會。專家學者圍繞「《波茨坦公告》發表80周年，維護正確二戰史觀及戰後國際秩序」深入研討。德國智庫席勒研究所創始人兼主席黑爾佳·策普·拉魯什(Helga Zepp-LaRouche)會後接受「東西問」專訪表示，當今國際局勢動蕩不安，和平理念面臨挑戰，在此背景下，銘記歷史、以史為鑑顯得尤為重要。她呼籲中德加強文化對話，共同為世界和平貢獻智慧與力量。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您希望通過此次紀念活動向世界傳達怎樣的信息？ 拉魯什：銘記歷史極其重要。如今在歐洲，尤其是在德國，可以觀察到一種普遍的歷史淡忘現象。也許年長者中還有人清楚記得那段往事，但在二戰後出生的幾代人中，對這段歷史的記憶似乎正在淡化。我認為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趨勢。 許多專家——包括我自己——都認為，如今距離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甚至可能比古巴飛彈危機時還要接近。而德國也正在擴張軍備。在這樣的背景下，正值《波茨坦公告》發表80周年，回顧歷史尤為重要。為了準備在活動上的發言，我又觀看了一些關於那段歷史的紀錄片。那些恐怖的事件、轟炸、驅逐和難民潮令人震撼。歷史真相不容忽視。如果人類不想再次重蹈覆轍，就必須銘記歷史。 當地時間2025年7月24日，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研討會在德國柏林舉行。研討會以「《波茨坦公告》發表80周年，維護正確二戰史觀及戰後國際秩序」為題。 記者 馬秀秀 攝 記者：在德國及歐洲，二戰歷史是如何被教育與記憶的？ 拉魯什：在德國，人們常稱讚這個國家已經認真反思了自身的戰爭罪行。然而這種說法只對了一半。德國就歷史反思確實進行了大量工作，但其範圍逐漸變得狹隘，主要集中在與大屠殺相關的罪行上。相比之下，德國在戰爭中對蘇聯人民造成的巨大傷害和戰爭罪責卻被忽視甚至遺忘。據統計，約2700萬蘇聯公民在前線、德軍戰俘營中喪生。與之相對，「偉大衛國戰爭」在俄羅斯民族記憶中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 另一方面，中國通過抗日戰爭，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然而，這一事實在歐洲的歷史敘述中卻很少被提及。歐洲的歷史書寫往往以歐洲為中心，雖然名義上稱之為「世界大戰」，但在講述中卻常常忽略太平洋戰場。 記者：德國今年舉辦多種活動紀念二戰勝利，中國也將隆重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您多年來致力於推動中歐之間的文明對話，您如何看待中西方在和平理念上的共鳴與差異？ 拉魯什：我必須遺憾地指出，當今歐洲對「和平」的理解不到位。今年3月，歐盟推出了一項名為「重新武裝歐洲」(ReArm Europe)的計劃，擬通過高達8000億歐元的融資來重整歐洲軍備。與此同時，德國也已取消「債務剎車」機制，為政府大規模加強防務建設提供了資金保障。在我看來，這種做法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時任德意志帝國銀行行長亞爾馬·沙赫特在二戰前推行的「梅福券」(Mefo-Wechsel)政策——一種通過脫離實體經濟、與真實生產無關的貨幣創造手段，專門服務於軍事化。從實體經濟角度分析，這實則是在損毀真正的「實體資產」。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中國始終堅持和平發展的理念，認為如果沒有和平的環境，任何發展都無從談起。因為戰爭將摧毀一切。中國正在為維護全球和平作出實際努力。通過「一帶一路」倡議，中國踐行著一個核心理念：「和平的新名稱是發展」。唯有實現包容性發展，才能真正為和平奠定堅實的基礎。只要各方能從合作中受益、實現共贏，那麼即便存在矛盾，也總能找到更高層次的理性來化解衝突。 因此，我認為，當今歐洲，乃至整個西方世界，都亟須重新學習，認知什麼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締造和平」。 2025年7月8日，《為了民族解放與世界和平》主題展覽在位於北京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面向社會公眾開放。圖為小朋友參觀澳門鏡湖醫院救助難民微縮場景。 記者 張祥毅 攝 記者：德國戰後秉持對戰爭的深刻反思態度，中國倡導和平發展，您認為這兩種和平路徑對國際關係帶來哪些現實啟示？ 拉魯什：當今國際政治中，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被破壞。因此，我認為，僅憑局部性方案已難以有效解決各地區的衝突與危機——無論是中東問題、烏克蘭危機，還是太平洋地區的緊張局勢。正因如此，我長期以來一直提議建立一個新的國際安全與發展架構，這一架構應當考慮世界上所有國家的利益，無一例外。 歷史上並非沒有類似經驗。例如，1648年籤署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就是一個典型例子。當時交戰方終於認識到：如果戰爭繼續，將無人倖存來慶祝所謂的「勝利」。而在今天這個核武器時代，理解這一道理愈發顯得緊迫。 因此，構建一個全球性的安全與發展新架構應當儘快被提上國際議程。我希望聯合國大會能就此召開一場專題會議。中國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文明倡議」，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正是朝著這一方向所做的重要努力。 當地時間2023年4月19日，「全球發展倡議新進展 可持續發展議程新行動」主題展覽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圖為與會嘉賓取閱國合署發布的新報告——《國際發展合作的中國實踐》。 記者 廖攀 攝 記者：您如何看待中德在和平建設方面加強合作的可能性？ 拉魯什：我認為，這一問題必須上升到一個新層面來加以思考，將文化因素納入其中考量。早在17世紀，德國著名學者戈特弗裡德·威廉·萊布尼茨就曾指出，歐洲和中國分別位於歐亞大陸的兩端，是當時世界上最發達的兩大文明。他主張，雙方應攜手合作。 在我看來，如果我們能夠更加深入地關注中國文化與德國文化中的優秀思想，或許能為當代世界的和平與合作提供新路徑。例如，孔子提出的關於整體和諧發展的思想與弗裡德裡希·席勒關於審美教育的觀點有相似之處。如果我們能在文化層面展開這種更深入的對話，彼此之間的理解與尊重也將隨之加深。 遺憾的是，如今很多德國人根本不了解中國。只有那些親自到中國旅行、經商、投資，或者與中國人建立起親密關係(如婚姻)的人，才有機會接觸到真實的中國。這些人在回到德國後常常感嘆：「天啊，中國太棒了！這是一個美好的國家，擁有如此豐富的文化，如此現代化，如此高效，在許多領域都如此先進。」這與那些從未踏足中國、卻僅憑媒體片面報導就對中國下判斷的人，形成了強烈反差。 因此，我認為，必須找到一種有效方式，讓人們更深入地理解彼此的文化，通過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對話，為和平建設與合作奠定基礎。(完) 受訪者簡介： 黑爾佳·策普·拉魯什。受訪者供圖 黑爾佳·策普·拉魯什，德國智庫席勒研究所創始人兼主席，研究領域涵蓋德國古典人文主義思想以及當代世界政治與經濟。1971年，她成為最早前往中國採訪的歐洲記者之一，1984年創立了席勒研究所，致力於推動建立新的公正的世界經濟秩序，特別關注發展中國家發展，以及各文化經典傳統的復興。
黃阿忠 好多年前，一學生作畫出新招，把自己拍街道的照片，利用電腦軟體，製作成有油畫效果(據說也可做成版畫、中國畫效果)的圖片列印，然後畫在畫布上。畫好的作品有新的面貌，然後順利入選美術大展。後來那位學生利用電腦軟體，製作了不少差不多樣式的作品。記得那個時候已有3D列印，可以列印很多東西，複製的效果也很好，還可以用來做雕塑，輸入構思想法、形式要求、風格流派，會整一個立體的雕塑出來，顛覆了學習雕塑的認知。 現在這種高科技的製作在繪畫界被很多人採用。近年來的全國美展中有好多作品藉助高科技、電腦軟體製作，入選率很高，有些作品還能獲獎。 AI將數位技術在繪畫中的應用帶入2.0時代。它可以自己生成畫面，只需給它一個指令：畫日出、朝霞、漁船、海島，畫高山、草原、駿馬、奶牛，像阿拉丁「神燈」一樣，要什麼有什麼，什麼都能畫。畫出來的畫可以說是沒有缺點了，用一個陳詞濫調形容，叫做栩栩如生，惟妙惟肖，讓你目瞪口呆。 AI科技確實為人類帶來了福音，提供了很多幫助，但AI無法獲取人類的生命體驗，豐富的人生經歷、情感、情緒的波動過程等。人類在這個世界存在，有些涉及思想、情感，是不能複製的。比如AI畫畫，因為沒辦法搜集「靈魂」「思維」的大數據，故而畫不出精、氣、神，藝術家的「靈魂」「思維」，千種萬樣是不可能摹仿的。再如那個在電腦上用照片做成油畫「效果」來畫畫的學生，雖有一時效應，但如法炮製的作品似曾相識，遏止了畫家的創作想像力。3D列印可以幫助解決一些問題，減少繁重的勞動，雖然做出了雕塑，但是作為藝術，總感覺缺少了什麼。最主要的是那些高科技製作的作品，沒有創造力、生命力，缺乏情感的溫度。AI可以畫任何東西，但沒有個性，只是表面的「好看」，最核心的問題是無法製造「情」。 中國國家博物館最近有一個展覽，題為《涅瓦河畔的遐思》，展出俄羅斯巡迴畫派核心畫家列賓的多幅代表作。列賓為《伏爾加河上的縴夫》畫了大量的肖像速寫、場景素描，從平時搜集的素材到創作，從田野村莊到涅瓦河畔的遐想，他腦海中的畫面轉換，AI不會想到，也得不到這些數據。列賓曾接到過訂單，以某某議會為主題創作，他堅持要求為每個議員寫生，AI恐怕無法做到這些面對面的交流寫生。英國畫家弗洛伊德被邀畫伊莉莎白女王，弗洛伊德要求不用照片，讓女王坐在那裡讓他寫生，而且是一次次往返。靠照片資料AI也許也能畫女王，但合成出來的肖像，是絕對不會生動而有溫度。 再看展覽《締造現代：來自巴黎奧賽博物館的藝術瑰寶》，上海浦東美術館帶來米勒的《拾穗者》、高更的《大溪地的女人》、梵谷描繪在法國南部生活時「私密空間」的《梵谷在阿爾勒的臥室》、雷諾瓦代表作《鋼琴前的女孩》、莫奈的三幅代表作以及《夏末的乾草堆》等等。也許AI根據藝術流派及畫家的數據，能合成製作他們的作品，但畫不出米勒「拾穗」的情感、無法還原高更、梵谷的生存環境空間，也不會寫生母與子，坐在路邊上畫教堂、港口、草垛。自然的氣氛、人的情感AI無法複製。 荷蘭畫家倫勃朗，接受了13個皇家御用火槍手的訂約，用湊份子的方式請倫勃朗畫集體肖像。倫勃朗接受訂單後，為他們創作了一幅題為《夜巡》的油畫。作品描述了火槍手在出徵前巡邏的場景，不按常理出牌，畫面有氣氛、有意味、有出發前準備的動作、有各人位置聚散的構思。如果請AI幫助按部就班安排各人的位置，委託人或許會很滿意，可我們今天還能看到這幅有思想、有藝術追求的曠世之作嗎？ 我又想起澳大利亞的原住民藝術，有平面立體的、編扎蠟染的、雕刻裝置、丙烯版畫等，形式多樣，風格各異。作品大抵以圖騰為元素，線勾、色塗，或意趣、或抽象；稚拙乃土著藝術之本色，如同非洲藝術、中國少數民族藝術及民間繪畫藝術，如此構畫顯現出一種異域審美與一種神秘境界；原住民部落的土著文化立於勞作與生活之上，即部落群體與個人天物崇拜的個性表現，顯有意趣及形式感。這種帶有天趣的藝術，這種藝術的形成，那種原生態，AI恐怕也是不能完成的。 文藝創作需要有感而發，於是才會千人千面。比如寫生，面對同一個景觀，10個人畫出10個不同樣；比如寫作，走過某個歷史遺蹟，每個人都能寫出自己的角度。一個靠數據匯成的AI，怎麼能知道某個畫家、作家心裡想的是什麼？AI是沒有「情感」的，它可以做一些搜索資料的工作，卻絕對不能替代寫生、寫作。甚至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條件下，景同也會情不同，所以範仲淹的《嶽陽樓記》中既有淫雨霏霏之際登樓的感極而悲，又有春和景明之日的喜氣洋洋。不同的心情也會使看在眼裡的景產生變化，「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正是詩人流放途中遇赦返回之時心情愉悅之下觀景的產物，否則，那些猿聲可能就會被寫成嘲笑之聲或「怨聲」「冤聲」了罷。 藝術創作所追求的「境」，生自於情。寫生也好，創作也罷，都少不了情感交流。畫家寫生，是在同寫生對象的交流，是在主客觀的交融中尋找生命的密碼。畫家在畫室創作，有空間氣場的流動，也是和自己靈魂對話的感受積累。而AI是數據合選，是「死」的，它如何懂得這種在空中遊蕩的情感、氣韻、靈魂。 AI參與藝術創作，這是科技的進步，體現了人類的智慧，不失為一種成功。但換個角度看，藝術創作中最重要的參與者和成果——情與趣，卻是AI短時間內無法實現的。人類的藝術創作活動是一個情與趣的享受過程，中國畫大寫意，筆蘸墨水、顏料在宣紙上划動的聲音，紙和筆觸碰划動的感覺和淡墨在紙上慢慢滲化的狀態，油畫家將油畫顏料刮、擦、抹、堆的感覺、雕塑家將泥去掉一些、又塑上幾塊的感覺，歌唱家亮出嗓子發聲音的感覺，都是情與趣和創作活動的互動，是創作活動的體驗。人類的藝術創作成果，可以稱為上品的，都是具備情與趣的作品。中國畫作品以「逸品」「氣韻生動」為最，西方自現代主義以來，無論是表現主義、抽象主義，還是當代的行為藝術、先鋒藝術，均講究在作品中放大「觀念」，是情緒情感和天趣趣味的呈現。作為工具，AI可以幫助人類完成許多要奮鬥多少年才能做到的，或者是做不到的事，但人類的生命體驗、豐富情感，永遠替代不了。 (作者為上海文史研究館館員，上海大學上海美術學院教授、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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