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中央宣傳部、中央組織部關於認真組織學習〈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五卷的通知》
2025-12-21 17:24 9,829次浏览香港8月12日電 題：傳統藝術怎樣進行當代演繹？ ——專訪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前館長吳秀華 記者 韓星童 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前館長吳秀華以往不論是在策展，還是在教學中，一直頗為重視傳統藝術的當代演繹。這樣的理念源於她在英國牛津大學求學時的所見所感——中外學者研究中國傳統藝術的角度差異，不斷拓寬其豐富的文化內涵。近日，吳秀華接受「東西問」專訪時表示，中西文化互動、古今對話是傳統藝術延續生命力的方式之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您當初為何對中國傳統藝術產生興趣？又為何將明代及近現代作為您研究的重點？ 吳秀華：我本科就讀於香港科技大學，那時學校要求我們修讀一些跟主修專業不同的課程，於是我選擇了藝術。那門課的老師教得非常好，給我們展示很多中國山水畫，我被那些畫作所吸引，就這樣開始喜歡中國藝術，在碩士和博士階段均選擇了藝術。 最開始，我最喜歡的是宋代山水畫，但在香港中文大學修讀碩士時，我考慮到香港很難看到原作，一般這些重要文物都在中國內地或海外，因此我只能選擇相對靠後的朝代，比如明清時期。研究生畢業後，我留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工作過一段時間，我的論文指導老師莫家良當時在主理一個研究宋代《淳化閣帖》的計劃，他邀請我參加計劃，負責研究《閣帖》對後世書法的影響，我那時便對明代書法產生興趣，從零開始研究書法碑帖，包括書法的傳統、技法、如何通過碑帖傳承等。 2023年5月16日，「玉楮流芳——上海博物館藏宋元古籍展」正式對公眾開放。圖為《淳化閣帖》「最善本」在上海博物館展出。記者 王笈 攝 記者：過去20多年香港文博領域迅速發展，積極與中國內地及海外美術館、博物館合作，引入不計其數的精品展落戶香港。就您的觀察，香港大眾對於中國傳統藝術的了解和認識是否增強？ 吳秀華：從我學生時期到現在，香港社會對於中國傳統藝術的了解一直在不斷增強。在我讀書時期，喜歡中國傳統藝術的人肯定是有，但我這一代不算多，當時西方藝術還是主流。 這一情況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逐漸改變。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後，內地不少博物館的藏品陸續在香港展出，我印象最深的就是2007年故宮博物院借出「國寶」北宋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真跡來港展出，引起極大轟動，參觀人數創下香港藝術館有史以來的紀錄。從那時候開始掀起一股欣賞中國傳統藝術的熱潮。 記者：2022年開幕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是中國傳統藝術及世界珍寶的一個匯集地，這對於新一代學者研究與推廣中國傳統藝術有何助力？ 吳秀華：舉個簡單的例子。我讀書時因為研究需要，要查閱一些藏於故宮博物院的書畫真跡時，需要去翻閱故宮博物院出版的刊物，慢慢去找。然後，請老師寫推薦信或主動聯絡對方申請以學術研究或交流的途徑去北京看，看的時候也不允許拍照。不僅是故宮博物院，很多博物館同樣如此。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展出的都是故宮博物院的精品，這給研究學者、公眾近距離接觸文物的機會。那我們就能夠通過推廣和教育慢慢培養這些觀眾的興趣。 2022年7月3日，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正式向公眾開放，大批市民排隊進場參觀。圖為市民參觀清乾隆彩雲蝠壽字金龍紋男龍袍。 記者 李志華 攝 記者：您早年在英國牛津大學獲得藝術史哲學博士，您認為西方國家對於中國傳統藝術的了解及興趣如何？中西方在文物研究、藝術策展、修復等領域，有哪些交流與合作空間？ 吳秀華：他們對於中國傳統藝術是非常尊重和喜歡的。國外很早就有一批研究中國藝術史的專家，且研究得很深入。比如，麥可·蘇立文(Michael Sullivan)，以及我的老師柯律格(Craig Clunas)。 當年我發現中外學者對於中國傳統藝術的研究方向很不同，中國學者聚焦作品風格發展和古代書畫家的生平傳記。外國學者的研究相對宏觀，他們會將中國傳統藝術放進世界史中進行理解。這一定程度是因為外國學者能接觸到的一手中國古代書畫研究資源相對匱乏，但也彌補了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另一角度。 近十多年，隨著不少中國學者留學海外，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加深，這種研究角度的差異越來越小。 至於中西方交流合作，其實在藝術策展、文物修復等不同範疇已合作很多年，也取得一些共識。比如，我曾寫過一篇論文研究上海博物館與大英博物館青銅器修複方法的差異。上海博物館是要將青銅器修復到最美、最完整的狀態，看不出修復痕跡，但大英博物館的手法則是要讓觀眾看得出修補的痕跡，留下歷史印記。這兩個角度的不同，根本上是價值觀不一樣。不過，近年來中西方之間理念也在慢慢融合。我認為，中西方日後的交流除了技術，更多的還是思想層面的探討，因為我們不能把同一個理論套用到所有藝術品上，需要綜合雙方所長探討出更多的研究方法和視角。 上海博物館文物保護科技中心，修復工藝師正在對青銅進行修復。(資料圖)記者 殷立勤 攝 記者：您曾擔任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館長，您認為大學博物館如何與大型博物館優勢互補，助力香港文化藝術發展？ 吳秀華：大學博物館的角色非常重要，它應該與大型博物館區別開來。大型博物館面臨一些實際的壓力，比如要通過入場人次來證明一場展覽是否成功，所以在策展、挑選藝術家時都會受到影響。 但在這方面，大學博物館的壓力較小，所以有能力去做一些學術性、實踐性較強的展覽，哪怕這些展覽偏離大眾品味也不要緊。大學博物館的任務就是為文化藝術界最前沿的知識和資訊提供展示、交流的平臺，以及思考空間，同時它也承擔為學生實習和國際研究合作提供機會的責任。 記者：在以往策展中，您一直堅持對傳統藝術進行當代演繹，同樣的方法是否也應用在教學中，由此激發學生對中國傳統藝術的興趣？ 吳秀華：我之前策划過一個展覽「皇帝碑刻·當代啟迪」，很多人對碑帖沒有興趣，我們就想怎麼樣將它變得時髦一點、「貼地」一點。後來我們以3件跨越古今與「皇帝」有關的碑刻墨跡為引子，將文字墨跡及其拓片與一系列古代和當代藝術並置。這樣呈現出來的展覽不僅不會枯燥，還會成為「打卡」熱點。 帶學生的時候，我也會鼓勵他們在創作中融入現當代元素。比如讓他們在創作小型版畫時加入香港特色，美食、歷史、風景等。我還帶著他們一起策展，教他們如何通過社交平臺推廣展覽等。 記者：國家「十四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您認為過去這些年，香港在文化藝術領域的發展如何？還需要在哪些領域發力？ 吳秀華：香港在國際藝壇一直有一定地位，受惠於關稅等優惠政策，香港的藝術品交易市場蓬勃，國際藝術展覽也做得非常成功。比如，每年3月在香港舉行的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作品多元，吸引很多海內外人士到訪。香港有世界級的文化基建，策展水平也早就達到國際水平。香港的藝術創作在國際舞臺上具有潛力，未來可通過科技賦能，如運用大數據等技術，拓展藝術表現形式，提升國際影響力。(完) 受訪者簡介： 吳秀華。 受訪者供圖 吳秀華，曾任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館長、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助理教授(研究)。她於英國牛津大學獲藝術史哲學博士，於香港中文大學獲中國藝術史哲學碩士，專研中國明代及近現代書畫。多年來，她一直策劃近現代及當代中國藝術展覽，並從事教學工作。
8月4日，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先生去世，享年95歲。許倬雲是華語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史學大家之一，精通上古史、經濟史、文化史、考古學、社會學。 他的童年在重慶度過，目睹了日機對重慶慘無人道的大轟炸。作為一名中國歷史文化滋養出來的深厚學人，雖然身在海外，但他從無一刻放下過家國關懷：「中國事是我的事！」歷經滄桑，看民族渡劫，山河改顏，他寄語中國青年：「我勸你們振作！」 最具影響力的史學大家之一 許倬雲，漢族，江蘇無錫人，1930年9月2日出生於福建廈門鼓浪嶼。1970年許倬雲赴美，任匹茲堡大學歷史系教授、校聘教授；1986年當選為美國人文學社榮譽會士。 許倬雲曾先後被聘為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夏威夷大學講座教授、杜克大學講座教授、匹茲堡大學歷史系退休名譽教授等職。 許倬雲是華語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史學大家之一，精通上古史、經濟史、文化史、考古學、社會學。其學術代表作有「古代中國三部曲」(《西周史》《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漢代農業》)，另有「中國文化三部曲」(《萬古江河》《說中國》《中國文化的精神》)等大眾史學著作數十種，其作品《萬古江河》獲得第三屆「國家圖書館文津圖書獎」。 2004年，許倬雲榮獲亞洲學會特別貢獻獎；2020年獲第四屆「全球華人國學大典」終身成就獎；2023年獲頒「2022-2023影響世界華人終身成就大獎」；2024年獲得唐獎第六屆漢學獎。 南山萬松叢中聽父親讀名臣奏議 許倬雲的童年和重慶關係甚密。他在2024年出版的《長江小史》一書中寫道：「長江於我，印象深刻。江行一路，兩岸風光，如同拉洋片，從南京一直到沙市。更往上行，進入三峽，過峽要耗時一日，豐都以上緩水平流，一直到重慶。重慶是兩江相夾的半島，一邊是嘉陵江，一邊是長江：北岸的嘉陵江水清，南岸的長江水濁；在唐家沱清濁合流，就像『涇渭分明』一樣。」 抗戰時，許倬雲一家住在重慶南山，有數年之久。許倬雲出生時手掌內屈，雙腳無踝，足背向地。身體有恙，加之戰亂，高中之前一直沒進過學堂。1946年，許倬雲從重慶回到江蘇無錫，到輔仁中學就讀。 在重慶南山萬松叢中，父親許鳳藻喜歡給少年時的許倬雲讀名臣奏議。家住重慶期間，不到10歲的許倬雲經歷了一次次轟炸，看到了一幕幕百姓逃亡的殘酷景象。在萬縣(今重慶萬州區)大轟炸後，從防空洞回家的路上，許倬雲看到了電線上半具屍首、樹幹下一條大腿……多年後，已成為歷史學家的許倬雲，依然無法忘懷少年時所看到的景象。 著作入選重慶「百本好書」 許倬雲心懷天下悲憫蒼生，不斷思考和著述，以獨樹一幟的大歷史觀聞名於世，畢生致力於為中國文化尋找出路、為世界文明提供解決方案。他的兩部作品也先後入選重慶市全民閱讀活動辦公室主辦的「百本好書送你讀」推薦書目，向全市讀者推廣。 2023年9月的書單推薦了《往裡走，安頓自己》，他在書中用他的親身經歷告訴我們：只有往裡走，才能安頓自己。如果你總感覺活著很累，那就翻開本書，從今天開始安頓自己的心。 2023年12月的書單推薦了《經緯華夏》。「我要從世界看中國，再從中國看世界。」圍繞著這一發端，許先生以九十高齡迎難而上，八易其稿，結撰出這部華夏文明從成長到成型的傳記《經緯華夏》。該書跳脫出中國文化內部演變的敘述，以大歷史觀的視角與思維方式，對華夏內外的歷史互動進行了全新的歸納排列，再現了中國大地上人群、族群、文化互動融合的軌跡。 縱深 許倬云：中國事是我的事 在2022年世界讀書日來臨前，記者曾與他對話。 作為一名中國歷史文化滋養出來的深厚學人，雖然身在海外，但他從無一刻放下過家國關懷：「中國事是我的事！」歷經滄桑，看民族渡劫，山河改顏，他寄語中國青年：「我勸你們振作！」 這位歷經世間百態的老人，已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了他的中國，也把他的中國融入了他的生命。這個生命，這個中國，都將如他鍾情的江河，奔流萬世，生生不息。 1 家與國 他的童年時期，恰逢日本入侵，國家與民族處於危急存亡之秋。戰火、飢餓、恐懼等切身經驗，深入骨血。他回憶戰亂之中的離亂歲月：逃亡途中，看見日本人掃射難民；有些人逃難路上，體力衰竭就倒斃途中，旁人走過都沒餘力埋葬；傷兵每天一半一半地死掉，沒有藥，喝一大碗高粱酒，就截肢了，痛得「鬼哭狼嚎」；「火光血影，流離失所，生離死別，人不像人」。 「在那種經驗裡長大的孩子，快樂不起來。」八十歲以後，他時常回顧逃亡的經歷，一講就忍不住哭。 對於他，「民族」和「國家」都是活的，後人生在太平日子，生計和安全都不復成為問題，民族和國家在日常意識裡便自然隱遁了。對兒子，他自知「不能把自己所沉溺而他不了解的家國之思強加在他身上，每次面對他時，以他的處境為前提」。 但他的家國思考，沒有停留在同理心式的豁達理解，走得很深。 2 人與群 關於人與群的關係，他曾講過這樣一個比喻：「人類是動物，是跟猴子一樣的動物。很少有孤獨的猴子，猴子是成群的。雖然猴群裡面有被欺負的小猴子，但群猴在一起了，它的生存要靠猴群。聰明的猴子會利用小猴子，人基本就是動物，我們要理解這一點。」 進入人生後半程的許倬雲，對於群體，仍保有深摯感情，但思考更為冷峻。 這與他的人生經歷有關。 許倬雲的求學、教學、治學生涯，有相當一段時間在美國的芝加哥大學和匹茲堡大學度過，在那裡，他廣泛接觸中外學人，交了不少各國朋友。其中，有二戰期間被日本政府迫害的日本教授，有從德國跑出來的猶太人，他們雖生在法西斯國家，但反對給世界招致災難的國家主義。與他們的交往，促成了許倬雲思想的轉變。50歲之後，他已反思到，要「關懷全世界的人類跟個別人的尊嚴。」他依然反戰，傷痛刻骨銘心，但他理解普通人的難。 時代會強人所難，群體也會迫人窒息，但人要始終記得：「一個群體的歸屬，應是自己的選擇。」 3 普通人與大歷史 許多老一輩讀書人心中有天下。他們身上普遍匯集了三種特質：濃厚的家國情懷，大問題意識，以及啟蒙濟世的使命感。 許倬雲的學術生命，當然也流淌在同一條河流裡。他著眼大問題，從具體處著手；他寫中國，視野在全球，不自外於他者；他寫當下，背景是長周期的歷史變化。 他說自己關心的「就是21世紀大轉變的問題」，我們「關心自身，心系周圍的事情，永遠不能離開今天的世界」。 在採訪中，他提醒知識分子，要努力認識真實的中西雙方，「認識中國傳統的意義，認識西歐從過去到現在的轉變過程，玄想未來的世界該是如何，會是如何」，這也是他自己的終身志業。 當他以歷史學的進路書寫時，要處理的問題有兩個：記錄誰的歷史？以什麼方式記錄歷史？ 因為有深入中國民間和農村的經歷，他能理解普通人的真實和不易；在中國文化中浸染，他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氣度；他身為知識精英，但保有對精英階層的質疑和反思。 從兵荒馬亂年代走出來的許倬雲，對書寫帝王將相本能地拒斥。他在《西周史》三聯版的序言中寫道：「我治史的著重點為社會史與文化史，注意的是一般人的生活及一般人的想法。在英雄與時勢之間，我偏向於觀察時勢的演變與推移——也許，因我生的時代已有太多自命英雄的人物，為一般小民百姓添了無數痛苦。」 為了讓普通讀者可以明白他想表達的內容，他將《萬古江河》寫得「很淺」，力爭打破學術著作一貫的知識壁壘，在他心中，「為生民立命，就是為世界幫忙，這是儒家的本分」。 在新書《許倬雲十日談》裡，他同樣流露了誠摯的理想主義關懷：「理想境界永遠到不了，但我們自己永遠要有更進一步的可能性，永遠要有糾正錯誤的可能性。任何制度都會演變，好的制度要留下可以改變的空間。」 「知識分子，是為用自己的理想去幫助社會的其他成員一起走到理想的大同世界而工作。」這是他的立場自覺，也是道義責任。 4 抵抗與重建 太太孫曼麗眼中的許倬雲，很穩，但情緒起伏大，「他腦子裡的事情太多，總也停不下來。」 最近幾年，許倬雲關心的是全人類的當下困境：疫情恐慌下的社會民情、美國的衰落、中美的競爭、人類的科技化未來，等等。 其中，尤為我們關注的是：在塑造人類社會的種種因素中，科學技術是否正從一項重要因素變成決定性力量，是否會顛覆從前解釋人類行為與組織方式的理論範式？ 他幾乎是沒等問題提完，就語氣肯定地連答了幾個「會」。 在他看來，知識通向兩途：一途是像他這樣，為知識而知識，通過知識反觀自我與社會；另一類是尋找生產事業所需的工具，為效率邏輯所統領。如今，生產領域的自動化已經勢不可擋，技術工具逐漸替代了人，他擔心人被工具奴役。這兩類人所代表的力量，每天都在進行激烈的搏鬥，在新聞裡、在校園裡、在彼此的談話間。 他關心：當技術統攝一切，文化逐漸凋零，生活的價值和意義在哪裡？ 我們問他，當下的意義困境、價值困境如此突出，讀書也正在退化為一種工具化的、非道德的行為，不再關乎人的心靈秩序，這種時候，讀書是否還可以通向良好生活？ 他沒有從學理的層面進行回答，而是直截了當：「我勸你們振作一點。」 在這種普遍迷茫的時期，他主張回歸生活本身。打開自己的感受力，向生活世界的四周張望，是生命力迸發的表現。他解釋道：「境由心轉，你是你自己的主人，你不轉的話，什麼都不會發生。即便你的生活朝九晚五、在工廠的流水線討生活，也要注意到每一天是不一樣的。」 在許倬雲看來，價值虛無是全世界的共同危機，這不唯獨是西方社會的問題，「中國在經濟上已經走出一條路來了，後半段將來怎麼走，怎麼實現社會公義，怎麼創造共同價值，中國怎麼在安身立命之外為世界文明貢獻一把力，現在是重要時期。」 當世界行至此時，民眾的敵人只多不少，有的看得見，有的看不見。他說，知識分子要成為民眾的眼睛，幫助他們看清這個世界的真實。 據南風窗、新重慶-重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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