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高校輔導員「破圈」記 從話語轉型到價值共鳴
2025-12-28 15:59 1,739次浏览從唐卡與漆畫技藝的跨界融合，到漢藏設計師合作推廣民族工藝品；從社區中各族居民共跳鍋莊舞的溫馨畫面，到漢藏學生「結對子」學習…… 近年來，西藏多元文化發展不斷湧現鮮活案例，這些生動實踐正如高原格桑花的根系，在中華文化沃土中交織生長，是「中華民族一家親」最生動的詮釋，各民族文化在雪域高原交融，中華民族的大家庭在這裡其樂融融。 7月13日，西藏昌都瀾滄江天津廣場上，鍋莊舞愛好者踏歌起舞，舞出夏日夜間精彩。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張雲在接受專訪時表示，從古至今，西藏的優秀傳統文化在中華文化的懷抱中不斷發展，在交流中創新；今天，西藏的多元文化得到了傳承和保護，必將對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作出自己的貢獻。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是歷史必然」 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文化是中華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 據張雲介紹，從元朝開始，西藏納入中央王朝行政管轄，全國實現一體化，也開啟了雪域高原與其他地區密切交流的新階段。藏族文化與各民族文化的融合，是在大一統歷史背景下實現的，是歷史發展的大趨勢。 7月14日晚，在西藏拉薩，亮燈後的布達拉宮與北京東路交相輝映，夜色璀璨奪目。 同時，西藏的多元文化同樣得到了很好的傳承。張雲表示，這也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形成的，比如歷史上多個朝代儘管在政治上實現西藏的統一，但在文化上又採取了一種包容開放的姿態，「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叫『和而不同』，所以很好地傳承了西藏地區的民族文化」。 傳統藏醫既跟中醫互相學習借鑑，同時又保留了地域的特點；布達拉宮等藏式建築是藏族人民高原智慧的結晶，同時也吸收了漢族、蒙古族、滿族等其他民族的建築智慧；唐卡繪畫同樣和古代捲軸畫有關係，並且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 7月15日，在位於西藏拉薩的西藏博物館，觀眾品鑑唐卡藝術。 「大家熟悉的絲綢之路、唐蕃古道、茶馬古道等網絡系統都促成了西藏文化在中華文化懷抱中不斷地發展，在交流中不斷地創新。」張雲表示，這個發展過程漫長而細緻，所以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是歷史的必然，且有著非常豐富的內容。同時，西藏的優秀傳統文化創新發展到今天，也煥發出了異彩，對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必將作出自己的貢獻。 「全世界都會對今天西藏的文化發展由衷地高興」 國家高度重視保護和發展西藏優秀傳統文化，投入巨大人力、財力、物力，運用法律、經濟和行政等多種手段，使西藏優秀傳統文化在有效保護的基礎上得到了弘揚和發展。 2023年8月18日，由《格薩爾王傳》改編的國產動畫電影《雪域少年》在中國電影博物館舉辦首映禮。 西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保護成就同樣引人注目。截至2024年12月，在中國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的44個項目中，熱貢藝術、格薩(斯)爾、藏戲、藏醫藥浴法、中國雕版印刷技藝(藏族雕版印刷技藝)名列其中。西藏自治區105項非遺列入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唐卡繪畫、金屬鍛造技藝和造紙技藝等傳統技藝在傳承和弘揚中大放異彩。 作為一名歷史研究者，張雲切身感受到西藏優秀傳統文化在今天得到了很好的傳承、保護和發展。可喜的是，他也看到，不少外國有識之士能夠客觀地看待中國的發展，看待西藏各方面的進步，特別是文化事業的進步。 外國遊客在西藏拉薩市羅布林卡內品嘗青稞酒。 「我個人接觸過很多西方媒體、研究者，他們熱愛中國文化，熱愛西藏，也能夠認識到西藏的優秀傳統文化在今天得到保護傳承的客觀現實。」張雲認為，各國來客只要不抱偏見，都會對今天西藏文化發展的狀況感到欽佩和高興。（陳文韜）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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