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總統川普將美國對印度的總體關稅稅率提升至50%,以此作為對印度進口俄羅斯石油行為的回應。從川普在社交平臺上公開批評印度到直接實施「懲罰性關稅」,美印關係日益緊張。德國《法蘭克福匯報》評論稱,「印度曾對川普第二個總統任期充滿期待,現在卻因他的言辭攻擊感到驚愕。」 美國向印度施加貿易壓力的主要原因是什麼?這對印度及美印關係又會產生怎樣的影響?面對美國設置的貿易障礙,印度將如何應對?中國人民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王義桅在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採訪時,對上述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 川普針對印度的指責令亞洲問題專家們感到震驚。本世紀以來,美國兩黨歷任總統幾乎都在全球戰略布局中給予印度重要位置。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亞洲問題專家埃文·費根鮑姆警告稱,川普有可能會破壞這些年來為加強美印關系所做的努力。 就在幾個月前,印度總理莫迪還被川普稱為「真正的朋友」。據美聯社報導,在年初就職後不久,川普便邀請莫迪訪問白宮,並以熱情的擁抱迎接他,表示莫迪是自己的「好朋友」。然而到了7月底,川普突然改變態度,聲稱印度擁有全球「最嚴格、最令人不快的非貨幣貿易壁壘」。 「川普的政策傾向於敲詐那些依附美國體系、缺乏獨立自主能力且無力與美國抗衡的國家(包括印度)。」王義桅分析指出,川普的對印政策與拜登政府存在差異。拜登致力於扶持印度以增強美國在印太地區的戰略地位,通過聯盟網絡鞏固美國主導的區域秩序;而川普則「反對全球化」,強調「讓美國再次偉大」,因此他會限制印度在軟體外包、人工智慧等領域的發展,推動製造業和科技研發回流美國。 《印度快報》評論認為,「川普的第二任期原本有望使印度受益,但如今卻變成了噩夢。」 根據美國《紐約時報》、英國路透社以及美國彭博社等媒體的報導,美國將向印施加高額關稅歸咎於「印度進口俄羅斯石油」。然而,印度外交部於8月4日發布了一份強硬聲明,表示美國的指控「毫無正當理由且不合理」,並強調印度「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維護本國利益和經濟安全」。印度的政治家和分析人士也表達了對美國「在全球舞臺上肆意妄為」做法的憤怒,他們指出,美國並未對土耳其等其他與俄羅斯進行貿易的國家發出類似的威脅。 印度政府認為,川普企圖將未能促成俄烏停火的責任推給印度。考慮到印度對石油進口的需求,要求印度停止從俄羅斯進口石油被認為是不現實的。 事實上,印度與俄羅斯之間長期保持著密切的關係。自俄烏衝突爆發以來,印度在相關的聯合國投票中一直投棄權票,並堅持讓俄羅斯參與談判。近日,印度外交部發言人蘭迪爾·賈伊斯瓦爾在記者會上表示,印俄關係「穩定且經過時間考驗」,不應通過「第三方國家的視角」來審視。 王義桅觀察到,美印關係的一個幹擾因素,是美國正與印度的鄰國及「宿敵」巴基斯坦越走越近。川普多次宣稱,是他促成了這兩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在5月實現停火,但印度對此予以否認。莫迪甚至在與川普通話時明確指出,停火是印巴軍方直接談判的結果,而非美國調解所致。 「此外,印度內部存在的種姓制度、種族主義等問題也影響了印裔在美國IT行業的職業發展。川普還通過籤證、移民和人才政策等手段打擊印度的發展。」王義桅強調,川普的整體政策對印度不利。 長期以來,美國視印度為未來亞洲權力結構中的關鍵角色。《法蘭克福匯報》指出,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對話」的未公開目標之一是遏制中國的崛起。然而,「如今川普對中國的態度似乎比對印度更加友好……在印度看來,美中兩國的靠近成為一場噩夢。另一方面,印度人意識到美國總統(川普)的反覆無常。因此,他們正在積極與其他行為體建立聯繫,包括歐盟。」 不久前,印度外交部長蘇傑生對美國的領導地位提出了質疑,他表示:「我們共同追求的是一個公平且具代表性的世界秩序,不被少數幾個國家所主導。」《法蘭克福匯報》分析認為,這一立場符合印度政府一貫奉行的戰略自主政策,「印度希望廣交朋友,但不願意依賴於某個大國形成正式聯盟。他們追求一個多極化的世界秩序,其中有多個權力中心。」 據印度新德裡電視臺、《印度斯坦時報》等媒體報導,印度總理莫迪將於8月31日至9月1日應邀訪華,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峰會。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在8日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方歡迎莫迪總理來華出席上合組織天津峰會。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天津峰會必將成為團結、友好、成果豐碩的盛會,上合組織必將進入更加團結、更重協作、更富活力、更有作為的高質量發展新階段。 「印度是亞太格局中的重要變量。而作為亞太地區兩大重要的新興經濟體,中國和印度有著廣泛的、必要的合作空間。」王義桅指出,印度應調整其對國際格局的看法,基於兩國共同的發展需求和國際責任,主動與中國開展戰略對話,凝聚合作共識。 從印度自身發展的角度來看,此前的印巴空戰暴露了印度的一些劣勢,如長期依賴進口戰機,缺乏獨立的作戰體系。同時,印度在工業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等方面的發展滯後,這些都凸顯了與中國的合作必要性。 從宏觀層面看,中印可以攜手反對單邊霸權,推動世界多極化發展。兩國都是西方殖民主義與霸權主義的受害者,在面對美國推行的貿易保護主義時,雙方應在尊重彼此獨立自主的基礎上,推動全球治理體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此外,中印應充分利用金磚機制和上海合作組織等平臺,化解分歧,探討應對美國製造的「貿易壁壘」的策略。 「當前,印度的川普支持者對其所謂的『背叛』感到憤怒。在這種背景下,莫迪正面臨一個轉折點,他需要推動改善印度與中國的關係,擴展中印合作的空間。」王義桅總結道。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王梓 趙婷婷來源:中國青年報
本報記者 毛藝融 港交所IPO定價機制迎來重要改革。8月1日,港交所就優化首次公開招股市場定價及公開市場規定的諮詢文件刊發諮詢總結(以下簡稱「新規」),新規在8月4日正式生效。 此次改革聚焦多個方向,包括優化新股配售比例分配、降低公眾持股量門檻、便利「A+H」股發行人。調整後,港股新股發售須分配至少40%的股份至建簿配售部分的投資者,同時保留基石投資者6個月禁售期,未作放寬。 早在去年12月份,港交所刊發有關優化首次公開招股、市場定價及公開市場的建議諮詢文件(以下簡稱「原建議」),引發市場各方廣泛探討。今年2月份,港交所集團行政總裁陳翊庭曾發文表示,此次改革建議可能是近三十年來對香港新股定價機制最全面、最深入的一次調整,旨在讓規則適應市場變化,提升香港新股市場的國際競爭力。 港交所認為,此次新規可以為發行人和投資者在新股定價和股份分配方面建立一個更靈活、清晰和透明的框架,進一步提升定價效率、吸引國際發行人和投資者,鞏固中國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 涉及多項變化 香港新股發售分為基石認購、建簿配售和公開認購三部分。此前,新股發售一般安排10%為公開認購(針對個人投資者),90%為國際認購(針對機構投資者,即「基石配售+建簿配售」),並根據超額認購倍數,可以將公開認購的比例最多回撥至50%。 在此規則下,新股發售在公開認購部分尚未完成時,機構投資者都無法確定可以在配售部分會獲分配多少股份,並失去預算。如果在公開認購踴躍的情況下,發行人可能會將多達50%的股份撥往公開認購部分。這也意味著,無論建簿配售熱烈與否、基石比例多高,香港公開認購組別的投資者可獲得的強制回撥最多為50%。 此次新規,港交所規定發行人將首次公開招股時初步擬發售股份的至少40%分配至建簿配售部分,即最低分配比例由原建議的50%下調至40%。 談及原因,港交所上市主管伍潔鏇表示:「現在的新股交易規模往往要比以前大5倍至10倍,也有更多國際投資者和機構投資者參與其中。今年以來的大型新股,大多數基石投資者及配股部分的機構投資者都來自海外市場,因此制度上也要做出配合以滿足國際投資者的需要。」 有投行人士告訴記者,40%的建簿配售硬性要求有助於穩定大型IPO定價,避免散戶過度追捧導致的破發風險。 「目前香港市場的交易接近九成都來自機構投資者,有必要引入適當的規則調整,確保機構投資者、全球投資者與散戶投資者在新股發行的股份中取得平衡的分配比例。」伍潔鏇解釋說,如果新股定價機制中沒有足夠的定價者,定出來的價格就可能不夠準確,令公司上市後股價出現較大波動。因而,港交所現在要求新股發售須分配至少40%的股份至建簿配售部分的投資者,回補機制也作出修訂。 在公開認購部分,香港聯交所允許新上市申請人選用機制A或機制B,作為首次公開招股發售的分配機制。機制A下,分配至公開認購部分的最大回撥百分比由原建議的20%上調至35%。對此,一位港股上市公司董秘對記者表示,新規之後,回撥給散戶的部分從原來最高可達50%的比例降低到35%了,將進一步限制那些賣不出股票想搞「惡意」回撥的小市值公司。 機制B下,引入新的機制選項,要求發行人事先選定一個分配至公開認購部分的比例,下限為發售股份的10%(上限為60%),並無回補機制。這意味著,機制B下分配至公開認購部分的最大百分比由原建議的50%上調至60%。對於機制B,前述董秘表示,對機構搶購的IPO項目來說,發行人普遍偏向於壓低公開配售比例,目前新規允許壓低公開配售比例,下限最低為10%,有利於控制上市當日的股價波動。 擬調整公眾持股量門檻 此外,香港聯交所就持續公眾持股量規定展開進一步諮詢,今年10月底截止。 根據此前的規定,無論何時,上市公司應維持上市時的規定公眾持股量百分比,即25%或上市時規定的任何較低百分比(初始規定門檻)。 伍潔鏇表示,目前25%的初始公眾持股量門檻是多年前的規定,單一比例欠缺靈活性,要求也遠高於其他國際交易所。「我們的市場現在迎來越來越多市值龐大的公司上市,在這些情況下,25%的股份可能牽涉龐大的金額。」伍潔鏇表示。 港交所擬引入一個根據市值而設的層級式初始公眾持股量要求,為申請上市的企業提供更明確的參考指引,吸引企業來港上市。 此前,據陳翊庭介紹,設立公眾持股量要求的初衷是為了確保公開市場上有足夠的股票可供交易,防止股價操控和減少過度的股價波動。與其他國際證券交易所相比,港交所在這方面設定的門檻偏高,可能會削弱市場吸引力。 根據港交所的諮詢文件,普通類型的上市公司公眾持股比例除了可以選擇25%的初始規定門檻外,也可選擇替代方案,即達到10億港元市值及10%公眾持股量。對於「A+H」發行人,港交所建議,公眾持股比例調整為「公眾持有的H股必須達到10億港元市值或5%公眾持股量」。 今年以來,A股公司密集籌備赴港上市。部分發行人及機構認為,此前港交所對「A+H」股設定的發行比例過高,且單一的比例門檻欠缺靈活性。 「考慮到『A+H』發行人也須符合A股市場的公眾持股量規定,因此港交所對其在香港上市的初始公眾持股量要求也採用一個較靈活的標準。」伍潔鏇介紹。 港交所還引入了初始自由流通量規定,例如,適用於「A+H」發行人的初始自由流通量門檻由原建議中「佔H股總數的10%」降低為「佔A+H股總數的5%」。目的在於,確保這些企業在IPO之後有足夠股份在市場上交易。這些新的規定既符合國際慣例,也能提升香港上市機制的吸引力。 退市機制方面,此前港交所規定,主板公司停牌18個月,GEM(香港創業板)公司停牌12個月,即可除牌。此次諮詢文件建議,若發行人公眾持股量嚴重不足,便加上股票標記;若發行人未能於18個月(GEM公司12個月)內恢復公眾持股量,即可除牌。 伍潔鏇表示:「港交所致力於不斷優化香港《上市規則》,以滿足全球不同行業及不同規模發行人的需要。這次的建議為發行人提供更大的靈活性,方便其進行更好的資本管理,同時也引入了有力防止長期違規情況發生的措施,加強保護公司股東的利益。」(證券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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