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資源部將湖北重慶地質災害防禦響應提升至Ⅲ級
2026-01-20 00:34 2,982次浏览石家莊8月10日電 題：從白求恩到柯棣華：醫者仁心鑄就友誼豐碑 作者 趙丹媚 牛琳 邢璐 一隻來自加拿大的藥箱，靜靜陳列在華北軍區烈士陵園內的白求恩·印度援華醫療隊紀念館中。吉林大學護理學院的11名師生專程從學校來到這裡，只為紀念藥箱的主人、長眠於此的國際友人亨利·諾爾曼·白求恩。 吉林大學護理學院前身是1939年由白求恩創建的晉察冀軍區衛生學校。吉林大學護理學院學生工作辦公室主任劉宇飛說：「我們幾乎每年都會帶學生來河北尋訪白求恩的足跡，還常去他工作過的農村開展支教、社會調研等活動，用我們自己的方式緬懷先烈。」看著紀念館裡的醫學器械和泛黃的紙頁，「仿佛還能感受到他指尖的溫度，這種直觀的觸動，是課堂上難以複製的。」 8月7日，白求恩·印度援華醫療隊紀念館中所建的印度援華醫療隊雕塑。 趙丹媚 攝 「在晉察冀軍區，白求恩曾一周檢查520餘名傷員，一月內完成147臺手術。」華北軍區烈士陵園宣傳教育科副科長趙芳婷正向參觀者講述白求恩的故事。搶救傷員、研發醫療器械、創辦「模範醫院」……在中國的日子，白求恩爭分奪秒。1939年11月，他在手術中感染，醫治無效病逝於河北唐縣。1953年，白求恩的靈柩從唐縣遷葬至華北軍區烈士陵園。 1938年9月，柯棣華隨印度援華醫療隊來到中國，為表援華抗日決心，5位成員均取了帶「華」字的中文名——愛德華、柯棣華、卓克華、木克華和巴蘇華。白求恩的事跡傳向世界同時，也打動了印度醫生柯棣華。 「白求恩逝世後，柯棣華來到晉察冀軍區，他曾站在白求恩墓前說『要像白求恩那樣上前線去工作』。」趙芳婷稱，此後，白求恩和柯棣華的「生命軌跡」在華北戰場交疊：白求恩創辦的醫院成為柯棣華戰鬥的陣地，白求恩留下的醫療箱繼續在柯棣華手中救治傷員。1941年1月，柯棣華擔任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首任院長，繼續白求恩未竟的事業。 7月23日，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主席柯馬凱接受記者專訪。 記者 韓冰 攝 「白求恩和柯棣華體現的是國際主義、人道主義的大愛，這也是一批批國際友人來支持中國抗戰的初衷。」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主席柯馬凱(Michael Crook)接受採訪時說，如約翰·拉貝、伊斯雷爾·愛潑斯坦、路易·艾黎……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期間，許多國際主義和人道主義勇士同中國人民並肩作戰，在血與火、生與死的考驗中結下了深厚友誼。 「包括我的父母也在抗戰中來華，這些人的故事不勝枚舉，他們與中國的情誼，為中國革命所作的努力，我深受感動。」柯馬凱說，白求恩、柯棣華的故事早已融入人們共同的記憶。以他們名字命名的醫學院校、協會組織、紀念館等，共同構建起跨越國界的精神坐標。 這份記憶也正點亮更多「心燈」。 在異國他鄉，第16批援尼泊爾中國醫療隊隊員、河北大學附屬醫院胃腸外科主任醫師張濤清晰記著兒時讀過的《紀念白求恩》一文。他說，「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這八個字，也是激勵他參加援外醫療隊的動力之一。據了解，自1999年河北向尼泊爾派遣首批援外醫療隊以來，中國醫生的身影至今從未離開。 回首近一年的援外經歷，這位醫生在日記中寫道：「手術臺上那盞不熄的無影燈，映照的不僅是精密刀鋒祛除病痛，更是一份跨越山河的生命承諾——在人類共同的疾苦面前，中國醫者從未吝惜自己的體溫。」(完)
準備好了迎接工作，工作卻臨時「爽約」了——據封面新聞等媒體報導，今年以來，多地師範類應屆畢業生在籤好「三方協議」後，擬入職的學校以招生不足為由，或不再錄用，或暫緩入職，或調崗。這幾乎是雙輸的局面：師範生錯過了最佳求職期，維權困難；學校則說自己很無奈——招生規模低於預期，不需要那麼多老師。 此前，2024年，有媒體報導，不少企業與已籤好「三方協議」的應屆畢業生解約，且這些公司大部分在行業裡發展勢頭較好，如新能源汽車、通信軟體等。其中，一部分畢業生落戶也受到影響。 所謂「三方協議」，全稱叫《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協議書》，由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三方籤署，明確應屆畢業生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一系列問題。它不同於勞動合同，不受勞動法保護。畢業生拿著它去用人單位入職後，才會籤署勞動合同。 曾經，一些高校畢業生是三方協議的毀約方，一些用人單位通過約定天價違約金來制約大學生毀約。2019年，為了更好保障應屆畢業生的權益，讓他們在選擇有變時不必承受過重的代價，教育部提出建議，違約金不得超過5000元。如今，企業「違約」時，違約金也是5000元。有學生對媒體說，幾千元錢難以彌補他們的損失，雙方很可能產生更多糾紛和爭執。 應屆生的就業保障好不好，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專家說，可以將「三方協議」納入勞動法，遇到糾紛時，啟動勞動監察或勞動仲裁機制。也有學校把違約的企業拉入校園招聘的黑名單。 在我看來，只有引導招聘市場良性發展，才能更好地保護雙方的利益。社會既要充分保障應屆生的權益，也要保護企業校園招聘的積極性。如果對企業的處罰過重，企業縮小校園招聘的規模和範圍，將進一步壓縮應屆生的就業空間。 營造一個和諧、友好的就業環境，不只是求職者和企業雙方的事，還需要法律體系能跟得上就業形勢的新變化；政府部門積極有為，及時調和雙方的矛盾；教育系統能為「被違約」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持。 比如，當企業確實因經營問題，不得不違約時，政府部門可以介入，讓「被違約」的畢業生保有應屆生的身份，不會喪失應屆生原有的權益。對多次、頻繁違約的企業，政府部門則要加強監管。 目前，「三方協議」的違約更多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面對越來越多的違約情況，是否可以考慮拓寬申訴渠道，讓被違約的學生反映情況更方便？又是否能夠為被違約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就業指導，而不是讓他們陷入「自認倒黴」、不得不匆忙「落地」的境地？ 如果用人單位確因經營狀況不佳要解約，也應該有更溫情、人性化的方式。比如，違約企業或許可以向同行業的其他企業推薦這些「被違約」的應屆生，讓他們有被看見、被錄用的機會。 據媒體報導，一些民辦學校違約，是因為招生人數「嚴重背離預期」。也許，提前做好人力資源調研與規劃，明確當年用人需求，可以減少這種令人惋惜的錯位。 此外，「契約精神」不是「自覺」發生的，明確企業違約的賠償標準，也應是法治發力的方向。 對於那些即將離開校園卻忽然失去落腳點的年輕人，高校也不妨給予更多支持。比如，有能力的學校可以為「被違約」的畢業生提供宿舍暫住、幫助他們接觸新的工作機會。針對來校開展校園招聘的單位，學校應該開展充分的背景調查工作，並在籤好「三方協議」後，積極跟進畢業生的入職進展。 一篇名為《信用法治視角下企業違反就業三方協議的治理路徑》的論文提供了新解法：高校可以在合法範圍內收集違約企業的信用信息，提交給當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機構，經審核後對外發布。 高校作為「三方協議」的一方，披露違約企業的行為具有一定公信力。高校公開披露的信息數據也可以被納入國家信用體系，作為考核企業管理的硬指標。 靠學生「認倒黴」、企業「認罰款」，不是系統性解決就業違約問題的思路。真心想為這些年輕人做點事，能想的辦法還有很多。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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