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世運會】青城派掌門人世運村「傳武」
2026-01-26 20:45 9,216次浏览琉璃河遺址位於北京市房山區琉璃河鎮，是燕山南麓目前已知面積最大的西周時期遺址，也是目前國內發掘時間最長、發掘規模最大、發掘內涵最豐富的西周封國遺址。 自1945年被發現以來，琉璃河遺址歷經多次大規模考古發掘工作，陸續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銅器、漆木器、玉石器、原始瓷器、陶器等，其中包括首都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堇鼎、伯矩鬲。2025年4月，琉璃河遺址入選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編 者 從北京市中心向西南車行約40公裡，再穿過一段田間小路，就到了琉璃河遺址城北發掘區。 「經過歷時約3年的勘探和發掘，我們發現了外城壕和外城牆，明確了琉璃河遺址外城的存在。」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館員、琉璃河遺址考古發掘現場負責人王晶介紹，「根據外城壕的位置推測，城址規模由原來不到60萬平方米擴大到約百萬平方米。外城壕內堆積層多達12—16層，通過對這些堆積層的研究觀測，可以追溯外城從建設到廢棄的過程。」 反覆現場發掘證實北京3000餘年建城史 在北京考古史上，琉璃河遺址發掘次數之多、時間之長，僅次於周口店遺址。 1945年8月，中國銀行派工作人員吳良才調研琉璃河水泥廠投資建設情況。途經董家林村，他穿過一片明顯高出周圍的臺地，看到地面陶片俯拾皆是。受其哥哥、中國考古學學者吳金鼎的影響，吳良才對考古很感興趣。他撿回一大包陶片，拿給當時在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工作的蘇秉琦看。 看到陶片，蘇秉琦立即判斷可能是商周的東西。蘇秉琦曾說，「如果沒有吳先生的發現，就不會有後來琉璃河遺址的發掘。」 1962年，時任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的蘇秉琦，在安排學生考古實習時，又想起吳良才提供的線索。在他提議下，北大教授鄒衡帶領學生與北京市文物工作隊(現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合作，到琉璃河的劉李店、董家林等地開展小規模試掘。聯合考古隊挖開幾條探溝，發現了些許灰坑和大量西周時期的陶片。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將這次成果寫進報告，發表於《考古》1963年第3期上。這是關於琉璃河遺址最早的一篇研究文章。 此後，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北京大學考古學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現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對琉璃河遺址前後開展了5次大規模發掘。 「我1972年進入北大考古專業讀書，和班上40多人一起去了琉璃河參加田野實踐。」曾任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長的趙福生回憶，當時他們住在董家林村一座四處透風的大廟裡，晚上睡大通鋪，點煤油燈照明。經過幾個月努力，都沒有發現有價值的東西。趙福生說：「但鄒衡先生還是堅持這裡就是西周燕國的始封地，提出『一定要保護好』。」 轉眼到了1973年春天，聯合考古隊再次啟動對琉璃河遺址的發掘。這一次，由於發掘範圍更大，幾年內，就陸續發現了69座墓葬及車馬坑，包括燕侯級的202號大墓，出土了堇鼎、伯矩鬲等珍貴文物。經過專家認定，基本確定琉璃河遺址就是燕國的始封地。 1986年11月29日，考古隊員在1193號大墓墓坑東南部的泥水中，發現了兩件鏽蝕嚴重的青銅器，一件是罍，一件是盉，這個發現使大家倍感興奮。經過兩個多月的除鏽工作，器物內部的銘文顯現出來，這一罍一盉中均刻有相同的43個字，其中最關鍵的5個字是：「令克侯於匽」，實證周王曾命令燕侯克到燕地為諸侯。至此，琉璃河遺址作為西周燕國始封都城的地位得以確認。 1995年，趙福生出任琉璃河考古隊領隊，對燕都古城的城址、宮殿區、祭祀區等進行了補充發掘；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後，根據天文推算、文獻、碳14測年等方法推斷，燕國的始封之年在公元前1045年前後，證實北京有3000餘年建城史。 多學科合作還原最早的「北京城」 2019年，北京市考古研究所(現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聯合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聯合大學、首都師範大學等單位，重啟琉璃河遺址考古工作。 發掘現場，聚集了考古發掘、文物保護、科技考古人員等，多學科合作在本次考古發掘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大家共同研判文物保護方案、決定提取方法、制定取樣計劃。隨後開展的動物考古、植物考古、有機質殘留物分析、銅器溯源、碳14測年、同位素分析、人類全基因組測序等，均取得階段性成果。 碳14測年顯示，外城壕啟用於西周早期，西周中期前被廢棄。外城的發現證實琉璃河城圈結構至少為雙重，改變了學界對西周燕都城市複雜性的傳統認識。這是西周封國遺址考古中首次發現雙重城垣，其城圈結構和城牆方向與西周早期的王朝中心周原遺址相似。王晶認為，這說明西周時期王朝的中心和封國在城市設計上的理念是一致的。 在外城壕的堆積層裡發現了8座祭祀牛坑。經過動物考古鑑定，這些牛大多在2歲半到3歲半之間，推測為祭祀用牲。 走進琉璃河考古工作站的標本室，一個個塑料盒中存放著粟、黍、小麥、大豆、大麥等炭化植物種子。「我們要收集大量土樣，才可能選出少量植物種子。」考古隊員安妮娜介紹，要用浮選機一遍遍「淘洗」，再利用高倍數顯微鏡判別品種。研究表明，燕人以食粟、黍為主，可見西周時期琉璃河一帶為較典型的北方旱作農業。 此外，琉璃河遺址首次建立了考古地理信息系統，將遙感考古、航空攝影、電法物探、勘探和發掘的成果「繪」在一張圖上，建立遺蹟三維模型。基於三維測控網，在空間坐標系中準確記錄每個遺蹟的位置、大小和形狀。 「琉璃河遺址的考古工作是『老遺址新收穫』的典型代表，其經驗值得推廣。」西北大學校長、考古學家孫慶偉說，3000多年來，北京從邊緣據點到大國首都，其發展歷程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生動寫照。從這個角度來看，琉璃河遺址發掘研究的意義遠超一城一地。 零距離感受考古魅力，講好北京「城之源」故事 時至今日，燕都和燕文化仍有許多歷史謎團待解。 「考古工作仍在繼續，一批90後、00後考古隊員挑起了大梁。」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院長張中華介紹，「我們制訂了中長期規劃，將通過一系列多學科課題研究，破譯文明密碼，填補研究的空白。」 「考古發掘一旦開工，一天也不能停工，加班是常態。」王晶坦言，她家住天津，經常一年到頭都沒空回家。有一年大年三十，團隊仍然忙著整理髮掘記錄。經過院領導再三催促，大家才匆匆返鄉，沒過幾天，又提前返回考古工地。雖然工作辛苦，但王晶說：「當在土層中找到一個個歷史遺蹟片段，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除了考古發掘，這些年輕的考古隊員還在嘗試用各種方法向人們闡釋琉璃河遺址的歷史文化價值，講好北京「城之源」的故事。 在勘探現場觀察土樣，記錄信息；走進模擬探方，挖掘文物復原品；在北京考古遺址博物館琉璃河遺址館區，學習青銅製作工藝……作為北京公眾考古季的創新活動之一，2022年至今，共有數十組家庭受邀走進琉璃河遺址考古發掘現場，零距離感受考古的魅力。 在琉璃河遺址國際田野考古學校，來自美國、加拿大等國的外國學生參與田野考古實踐、學術研修活動。作為考古學校的指導教師，安妮娜精心編寫了英文考古術語詞典。「在教學實踐中，我們努力讓外國學生了解中國考古學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同時我們也藉此機會了解國際考古學的新動態。」安妮娜說。 2025年3月，北京市房山區聯合北京市文物局公開徵集琉璃河考古遺址公園核心區建設規劃設計方案。未來，一座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考古學的考古遺址公園將呈現在世人面前，成為人們觸摸歷史、感悟文明的重要場所。 延伸閱讀 琉璃河遺址將北京建城史推進至3000餘年前 琉璃河遺址位於北京市房山區琉璃河鎮大石河北岸，分布範圍約5.25平方公裡，包括董家林、黃土坡、劉李店、立教、洄城等地。 琉璃河遺址的發掘，對周初封燕問題的認識，起到了關鍵作用，不但指明了《史記·燕召公世家》記載的「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中北燕封地的具體位置，還展現了最初的「北京城」的樣子。它將北京建城史推進至3000餘年前，是目前北京地區考古發現的最早的城市文明源頭，稱之為北京「城之源」。
杭州8月4日電 題：重訪浙江杭州東洲：一封抗戰家書何以感化敵人？ 作者 嚴格 林波 他犧牲時，懷裡的家書竟感化了戰場上的敵人。這封家書被帶回日本，幾十年後公之於眾。一段塵封已久的故事就此浮出水面。 近日，作者參加浙江省檔案館組織的「我在檔案現場 解密檔案故事」活動，走進抗戰期間東洲保衛戰發生地杭州東洲等地，探尋這封抗戰家書背後的故事。 近日，杭州市富陽區東洲島一景。 林波 攝 家書 2019年，杭州抗戰歷史研究者何明敏買到了侵華日軍第22師團第85聯隊史《軍旗之下》。這裡收錄了一篇侵華日軍軍官手記，標題為《哀悼青年軍官王晉藩君之死：長沙島(東洲島)第一線突擊小隊長手記》(以下簡稱《手記》)，記錄了中國軍人英勇抗戰的往事。 1939年3月，日軍進攻杭州富陽東洲島，東洲保衛戰就此爆發。東洲島位於杭州富陽東部，是富春江下遊的大沙洲，也是抗戰時中國軍民的前沿陣地。 據《杭州抗戰紀實》記載：此戰雖勝，但中方損失慘重，傷亡230餘人。 日軍第85聯隊第3大隊第9中隊小隊長橋爪辰男，是《手記》的作者，他說，其部下在一名陣亡中國軍人身上發現一封信與一張照片，並交給他。 這封信用毛筆書寫，字跡工整，是一位父親寄給兒子的家書——「承韶吾兒：收閱昨接來函，知汝在富陽大源見習，皆獲平安，予心深慰。刻家內皆得平善，無庸遠念。惟汝母親見汝年少遠方見習，辛苦異常。更兼時局未定，無時無刻皆是憂慮於汝。切要體量父母愛汝之心，在外見習，千萬見機而作，心中格外特別謹慎，諸事皆要思想進退，勿任意敏強。諸凡切要留心，以免疏忽之慮。天氣嚴寒須要加衣，須要時常寄信安家勿誤為要。耑此並詢。近佳。父字。」 「家書抵萬金」，在戰爭年代，這封不到200字的家書，承載著父母對兒子最真切的牽掛與平安的期許。 根據《手記》，作者知道了家書中的兒子，也就是陣亡的中國軍人名字——王晉藩。 《軍旗之下》一書記錄的家書及王晉藩照片。 林波 攝 追尋 橋爪辰男在《手記》中，感慨王晉藩父親信中滿是關愛，還稱王晉藩「為悠久大義任務而獻身，生死已被超越，你的魂魄將久遠地活在我的靈魂裡。因為這件事，我後來的中文名字就叫作王晉藩」。 在浙江省檔案館館藏的一份「抗敵殉難名冊」中，作者找到了王晉藩的信息：福建福安人，浙江省國民抗敵自衛團第一支隊第四大隊第十一中隊見習少尉，1939年3月犧牲於杭州富陽東洲，時年18歲。 何明敏感嘆不已，橋爪辰男是殺害王晉藩的日軍入侵者，但是這封家書也一定程度感化了他。 他認為，橋爪辰男的《手記》中所流露的，不僅有對這位忠勇赴死的中國軍人的敬重、讚佩，更有同為人子、同樣初入軍旅的物傷其類——王晉藩剛出校門，尚在見習期就戰死沙場，這可能是他經歷的第一場也是最後一場惡戰；橋爪辰男也是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不久，東洲之戰也是他的首次參戰。 《手記》裡的照片，王晉藩還是學生模樣，略顯稚嫩。當時，照片和家書被王晉藩藏在懷裡帶上戰場，犧牲後又被橋爪辰男帶回日本。 何明敏也在思考，王晉藩的父母家人當時是否得知消息？他長眠何處？家書是否還在橋爪辰男後代手中？能否歸還給後人？於是，他聯合溫州文史學者王長明、夏新天等志願者，開始找尋資料。 王晉藩照片背面寫有「溫州中學卒業」字樣。王長明和夏新天據此查到線索，在溫州市檔案館和《溫中百年》中找到溫州中學1939年春初中畢業生名單，其中有王晉藩。他的籍貫是福建福安。 志願者們踏上從浙江溫州到福建福安的追尋之路。 據1940年12月出版的《福建教育通訊》記載，王晉藩主動從戎，以身殉國，其父王景仁將撫恤金三百元捐獻給福安縣抗敵後援會，該會呈請總會予以嘉獎。 幾經輾轉，志願者找到了王晉藩的侄子王一凡，隨後聯繫上他。王一凡很激動，希望能到溫州、富陽走走看看，也期盼早日拿回家書。 浙江省黨政團警人員及人民因抗敵殉難名冊。(浙江省檔案館館藏) 重返 近日，作者前往杭州富陽東洲島。在富春江北岸，翻開彼時的日軍作戰地圖——1939年3月21日凌晨，橋爪辰男所在侵華日軍第85聯隊主力，就從這裡發起渡江攻擊。 富春江北岸對面就是東洲島，當時王晉藩所在的浙江國民抗敵自衛團第一支隊第四大隊，奮起還擊。 這是一次不對等的戰鬥。 日軍一個聯隊有3000多人，武器裝備精良，甚至當天日軍使用了毒氣彈。 而浙江國民抗敵自衛團第一支隊第四大隊只有不到1000人，幾乎沒有重武器。更何況，這是一支由學生和警察等熱血青年組成，剛剛成立半年、幾乎沒有像樣訓練的自衛隊。 18歲的王晉藩在中學畢業後就上了戰場。 而24歲的橋爪辰男，也剛剛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但他受過正規軍校的完整訓練。 此刻，作者眼前的富春江風平浪靜，但1939年3月，是炮聲隆隆，血雨腥風。 如今東洲島已經修建了橋梁，風景優美，一片田園風光，被譽為「富春江上的世外桃源」，露營、騎行等活動深受杭州戶外圈子喜愛。島上，當地村民陸人淼自發創辦了東洲保衛戰史料陳列館。他說，要把歷史告訴更多人。 遺憾的是，王晉藩的長眠之地至今無法確認。但是，作者知道，他就在我們腳下的這片土地裡。在東洲保衛戰紀念亭，我們為他獻花，還想對他說：「抗戰勝利80年了，山河無恙，我們沒有忘記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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