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建言中國海外利益保護：風險防控應兼顧應急響應與源頭治理
2026-01-23 19:40 1,514次浏览充滿現代感的金屬框架勾畫出傳統山水線條，縹緲古樂中，杜甫、李白、高適三人醉步飄搖、把酒賞詩，爭光鬥輝的唐詩星空仿佛投於臺上，而杜甫無疑是其中尤為耀眼的一顆……8月7日，由郭啟宏編劇，馮遠徵導演，馮遠徵、楊明鑫、孫驍瀟、孫星、張培、王卓達、梁丹妮等主演的北京人藝歷史劇《杜甫》在首都劇場開啟第五輪演出的大幕，依舊以人在「畫中走、詩中遊」的獨特意境中，為觀眾呈現出一個鮮活而立體的杜甫形象。 《杜甫》首演於2019年，是著名編劇郭啟宏繼「文人三部曲」——《天之驕子》《李白》《知己》之後，又一次將筆觸對準中國古代文人命運的歷史題材力作。為了完成這部作品，郭啟宏前後耗時十年、數易其稿。與以往「詩聖」形象的高臺塑像不同，郭啟宏並不直接描寫杜甫的創作與成就，而是另闢蹊徑，將故事聚焦在他自「安史之亂」至離世的這段人生軌跡。 劇裡杜甫的詩歌與他的切身經歷交織互現：自洛陽赴華州途中親見戰亂中官府強徵民役的他揮筆寫下《三吏三別》；身處弊屋破茅卻心憂「天下寒士」的他作詩《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晚年漂泊洞庭湖上，淪為病老殘軀的杜甫依然心憂家國，寫下「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不同於李白的瀟灑絕塵，高適的命運顯達，杜甫一生顛沛流離、生活坎坷，一顆素心卻始終磨礪未改，他未被「悲苦擊倒而懷沙自沉」，反而將苦難淬鍊為字字泣血的詩歌，成了流傳千古的「詩史」。「郭啟宏老師選了條新路，寫杜甫一生中最苦的階段，切入點也特別。雖是寫『詩聖』，但不像寫《李白》那樣賦予他詩情畫意。所以我在塑造人物時，不單想著他是個詩人，更想把他當成一個活生生的人。」導演兼主演馮遠徵表示。在寫實與寫意之間，觀眾於《杜甫》的舞臺上，看到的並非端坐詩壇的聖人，而是一位在世俗中沉浮、靈魂卻始終高貴的人：他渴望為官，卻不屑官場逢迎；心系黎民，卻苦尋不到出路；他面對不公，敢於仗義執言；為了生存，也能彎下腰身。 從接觸到深入，從親近到融入，馮遠徵對杜甫這個人物的理解逐步深入。舞臺上,以「夢中夢」的形式實現杜甫與蘇渙、李白、高適、嚴武及妻子的多時空對話，借眾人之口解答杜甫心頭的困惑；劇終處，又豐富了杜甫對自己人生的詩意總結。這些二度創新的舞臺亮點，正是馮遠徵隨著對杜甫認知加深而生發的感悟。時至今日，他與杜甫的融合仍在繼續。「現在排練，我還常有新體會，發現之前某段戲處理得不夠準確，我還可以更清晰地表達出更深層的意思。」作為導演，馮遠徵既要琢磨自己的角色，還得關注其他演員的表演：怎麼幫他們更深入地理解角色？如何讓他們和角色一起成長？「一部戲演出好幾輪，有些演員說臺詞成了習慣，會影響塑造人物的狀態。」馮遠徵表示，這次復排更強調人物的精準塑造，力求完成臺詞和內心的深度挖掘。即使是群眾場面，演員也不能「只完成任務，得演出人物來」「哪怕是個小丫鬟，或者過場角色，都要找到人物的特徵」。這輪演出也有部分新演員的加入，為劇組和創作帶來了新鮮感，「他們與前人不一樣的理解和表演節奏，讓我們碰撞出新的火花和靈感。」該劇將演出至8月19日。
北京8月13日電 (記者 應妮)如何看待醫學的理性與非理性？為何醫學發達的現代社會卻容易引發健康焦慮？「當醫學遇見『非理性』」——「醫學文化史」系列新書分享會暨跨學科對話日前在京舉行，來自醫學界和文化界的知名專家、作家進行了深入探討。 對話會現場。 人民文學出版社供圖 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孔令燕介紹，「醫學文化史」系列源自英國著名醫學史家、倫敦大學學院醫學史中心榮譽教授羅傑·庫特的宏大構想，由全球五十五位頂尖學者耗時八年撰寫，是首次系統梳理醫學文化史的開創性著作。202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引進該系列，歷經五年翻譯與編輯，現已出版《醫學文化史：古代卷》《醫學文化史：中世紀卷》《醫學文化史：文藝復興卷》《醫學文化史：啟蒙時代卷》四冊，後兩冊《醫學文化史：帝國時代卷》《醫學文化史：現代卷》將於近期面世。 北京大學醫學史研究中心主任、「醫學文化史」系列譯叢主編張大慶指出，20世紀60年代「病人權力運動」催生了醫學史研究的重大轉向：從醫生主導的「自上而下」專業史研究，發展為融合患者視角的「自下而上」文化史研究。這一轉變使得普通人的醫療體驗和健康觀念進入學術視野，醫學史研究不再僅是醫學專業人士的領域，更多人文學者開始參與其中。面對醫學與文化的雙重複雜性，該叢書突破傳統通史體例，創造性採用環境、食物、疾病、經驗等八個主題貫穿各卷，全面涵蓋醫療健康領域的核心議題。該書價值在於揭示了醫學發展始終與文化演進緊密交織，通過呈現不同歷史時期人們對疾病的理解和治療實踐，幫助讀者認識到現代醫學觀念的歷史相對性，從而更理性地看待當代醫學的成就與局限。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李敬澤從文學視角解讀醫學的文化屬性，認為醫學從來就是文化的一部分，涉及人對身體和生命的自我想像，「即使今天，我們的身體也並非完全交給理性和醫學」。面對現代醫學的局限性，他提出自己的理解：醫學始終面臨「可怕的絕對」，即某些疾病無法治癒、生命必然終結的終極命題。這使得醫學註定無法完全理性化，必須保留對非理性維度的包容。他認為「醫學文化史」系列圖書的價值正在於呈現這種張力：既包含有趣的「無用知識」，展示古人「奇怪」的治療方法，更以此為認知鏡鑑，幫助我們理解醫學發展的文化語境。他倡導寬容的醫學觀，即現代人應當接納理性治療與傳統經驗的共存，這種開放態度，恰恰體現了對醫學文化本質的深刻把握——它永遠是人類認識自我、應對生死這一永恆命題的文化實踐。 「醫學文化史」系列圖書書影。 人民文學出版社供圖 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副院長石川引用特魯多醫生墓志銘「醫學有時是治癒，常常是幫助，總是去安慰」，強調醫生需破除「萬能幻覺」，既要保持悲憫之心又要接受醫學的局限性。「例如對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及精神疾病而言，醫學更多是在尋求最佳管理方案而非徹底治癒。」他還從臨床實踐出發，分享了精神醫學發展中的文化啟示，重點剖析了精神醫學的特殊性——從希波克拉底的"黑膽汁"理論到中世紀的"驅魔"實踐，精神疾病認知始終與文化觀念緊密交織。 在對話中，張大慶還指出，當代醫學面臨一個顯著悖論：隨著檢測技術日益精密，人們發現的「異常指標」越來越多，但真正的健康感受卻可能不升反降。他以甲狀腺結節為例，現代儀器的高敏感性使得幾乎人人都有結節，但這種過度診斷反而可能引發健康焦慮，形成「健康主義悖論」——越是追求絕對健康，越容易陷入對健康的持續擔憂中。 這一現象背後是深刻的文化變遷。李敬澤指出，現代社會塑造了一種「絕對健康」的幻象，將健康異化為對各項指標的機械追求。「當人們用這種完美主義標準審視自身時，反而會陷入持續的不健康感。」他認為這種現象在臨床上表現為「疑病症」的增多，以及患者症狀描述的日益複雜化——文化水平越高、表達能力越強的患者，其症狀主訴往往越豐富多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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