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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1-26 19:12 2,493次浏览香港8月8日電 題：「英雄含笑臥沙場」：香港抗戰老兵後人追述父輩血戰往昔 記者 戴夢嵐 一篇題為《英雄含笑臥沙場》的作文，曾被作為範文貼在香港香島中學牆壁上。文章的作者是抗戰勝利後回港求學的東江縱隊戰士吳柏松，文內記錄了他親歷的一場突圍戰。 那次戰鬥中，吳柏松所在的中隊被日軍包圍，一顆子彈擊中他身旁的中隊指導員，鮮血和腦漿噴濺到吳柏松身上。面對壓上來的敵人，吳柏松振臂高呼：「為指導員報仇！」他發起衝鋒，帶領幾十名戰士脫險。這場戰鬥後，吳柏松被任命為新的指導員。 近日，吳柏松之子、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會長吳軍捷接受記者專訪，回憶起父輩的血戰往昔，他仍為東江縱隊戰士們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動容。吳軍捷表示，「我父親說『大家都是苦孩子，打仗時沒人把生死看得太重』。用他指導員的話講，『抗擊日寇，死了血都會發光！』」 7月24日，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會長吳軍捷接受記者專訪。 記者 李志華 攝 除了與日軍作戰，東江縱隊還承擔過營救盟軍的任務。日軍佔領香港期間，曾強佔啟德機場作為空軍基地。1944年2月11日，美國「飛虎隊」飛行員克爾中尉駕駛戰機轟炸此處時，不幸被日軍擊中，他跳傘後降落在香港沙田觀音山。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小通訊員李石第一時間發現了他，並把他藏在一個山洞裡。之後，戰鬥英雄「劉黑仔」(原名劉錦進)等人護送克爾轉移，最終把他安全送到東江縱隊司令部。克爾回到廣西桂林後，向陳納德將軍報告獲救經過，促成美軍與東江縱隊合作。 幾十年後，這段歷史的餘音仍在迴響。克爾的兒子大衛來到中國，尋找父親當年的救命恩人。通過東江縱隊歷史研究會網站，大衛聯繫上吳軍捷，表達了希望重走營救路線的願望。 吳軍捷等東江縱隊戰士後代陪大衛前往，幾經周折終於找到那個山洞，大衛和家人在山洞裡駐足良久。他們還找到了李石，克爾口中那位「可愛的男孩」已年近九旬，住在老人院，病重不能說話。大衛和李石握手，兩人都流下了眼淚。 7月24日，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會長吳軍捷展示克爾中尉之子大衛贈送的克爾中尉在「飛虎隊」工作期間的軍裝。 記者 李志華 攝 為了填補香港愛國主義教育的空白，吳軍捷2015年發起成立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研究會甫一成立，就在抗戰時期的戰場——啟德機場附近的觀塘海濱公園策劃了一場大型展覽，最受關注的展品是一架按1:1比例還原的「飛虎隊」P-40戰鬥機模型。通過這種「看得見、摸得著」的方式講述抗戰歷史，展覽吸引數萬人次市民參觀。 吳軍捷說，香港淪陷期間，人口從約160萬銳減至60萬左右，除了被殺害的民眾，還有大量逃難的市民。英軍投降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堅持敵後武裝作戰，與盟軍展開合作，沉重打擊日本侵略者。「香港抗戰史是愛國主義教育的生動素材。」 2015年11月，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主辦的「飛虎歸來·維港記憶」香港抗戰歷史展在觀塘海濱公園舉行。圖為學生參觀按1:1比例仿製的「飛虎隊」P-40戰鬥機模型。 (受訪者供圖) 近年來，吳軍捷還不遺餘力推動香港抗戰遺址保護工作。他介紹，目前香港的東江縱隊抗戰遺址至少有二三十處，希望社會各界未來逐步推進保護與活化利用這些遺蹟，讓今天的年輕人在歷史現場感受80多年前那群熱血青年的戰鬥脈搏，更好理解香港抗戰是全民族抗戰的重要組成部分。(完)
在美國關稅政策再成焦點之際，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近日接受英國《金融時報》播客節目邀請，與《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展開對話，製作推出六期特別節目《沃爾夫-克魯格曼對話》，討論了美國在川普政府政策下面臨的信任危機和治理崩潰的風險，特別對川普政府的貿易與關稅政策進行了罕見的系統性批評。 △克魯格曼在《金融時報》播客節目中，對川普政府的關稅政策進行了尖銳批評 克魯格曼在訪談中說，川普政府正將關稅從一個經濟調節工具變為赤裸裸的「政治威脅手段」，不僅破壞了全球對美國制度的信任，也正在侵蝕美國國內的治理基礎。 「談則減稅，拒則懲罰」的新秩序 克魯格曼認為，川普在任期間對中國、歐盟及其他經濟體不斷揮舞關稅大棒，意在逼迫對方就範，這種「威脅即政策」的做法已成為一種新型經濟外交常態。克魯格曼直言，該策略正在顛覆自布雷頓森林體系以來美國所主導的「規則型貿易秩序」，將其引向一個以「力量至上」為導向的非制度化時代。 △在《沃爾夫-克魯格曼對話》第一期節目中，克魯格曼批評川普常以「一條推文決定政策」的方式來調整關稅，其無序性與不可預測性導致全球市場對美國失去信心 「這不僅是對經濟學理性分析的否定，更是對合作機制的根本破壞。」克魯格曼強調。他舉例稱，川普政府對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國等主要貿易夥伴頻繁更改關稅威脅言辭，嚴重打擊了投資者和企業對未來政策環境的預期穩定性。「當經濟行為者不再相信規則本身具有連續性，而是擔心哪天總統發一條推文，稅率就變了，這不是市場經濟，而是政策投機。」 從制度經濟體滑向「尋租國家」？ 這次訪談中，克魯格曼提出一個判斷：如果關稅政策工具繼續被武器化，美國將愈發像一個「尋租型國家」(rent-seeking state)，即決策權不再由制度和法治約束，而成為政治集團或個人謀取短期利益的手段。 「在某種意義上，川普的關稅政策展示了他眼中『總統權力』的極限邊界——不是去調和利益，而是用威脅製造服從。」克魯格曼表示，這種做法讓他想起一些治理脆弱國家的「強人統治」模式。 克魯格曼進一步表示，正是這種任意性極強的行政權使用方式，正在導致「制度信任的崩塌」，不僅損害了美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正當性，也動搖了其作為「安全資產提供者」的地位。克魯格曼說：「你不能一方面要求全球資金繼續信任美元、美國國債，一方面又在國內政治與國際政策上大搞不確定性。」 關稅邏輯背後的「美國優先」困境 克魯格曼強調，川普對關稅的使用並非源自嚴謹的產業保護主義邏輯，而是一種民族主義情緒的表達工具，是其「美國優先」政策的直接延伸。 他分析稱，這種情緒政治化的關稅政策雖然短期內可帶來選舉紅利，但長期來看，其實際經濟收益微乎其微，甚至可能引發全球供應鏈脫鉤和美國製造業成本上升。 克魯格曼警告說：「關稅從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然引發連鎖反應。而這種反應的最大受害者，往往是本國消費者與小企業。」 經濟學家的「悲觀旋律」 在訪談節目結尾，當主持人請嘉賓選擇一首代表當前情緒或觀點的歌曲時，克魯格曼選擇了美國已故著名女歌手卡羅爾·金(Carole King) 的名曲《為時已晚》(It's Too Late)。克魯格曼表示，雖然這首歌並非關於政治，但它的憂鬱旋律和「為時已晚」的主題，卻恰如其分地表達了他自己對美國制度滑坡的無奈與悲觀。 《金融時報》評論認為，克魯格曼的言論，在當下的美國政壇語境中頗具警世意味。美國是否會徹底從「制度主義」滑向「工具主義」，將是全球密切關注的焦點。(央視記者 武衛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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