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夏低空經濟產業協會專家委員會成立
2025-10-30 02:40 1,246次浏览觀鳥，正成為當下一些年輕人擁抱自然的新選擇。對他們而言，觀鳥不僅緣於對羽翼生靈的好奇，更是在快節奏的都市裡打開感官、與自然建立聯結的獨特方式。他們藉助觀鳥探索城市生態、感知生命律動，在其中尋得心靈棲息之所，思考如何與自然和諧共處，並將這份熱愛傳遞給更多人。 資深觀鳥愛好者麻傑夫，最近一次觀鳥是從北京專程遠赴柴達木盆地；而青島市環境保護科學研究院邵蕊博士，則期待日常與鳥兒多「偶遇」。 觀鳥正成為當下一些年輕人的生活方式。這一活動門檻不高，形式靈活。有人舉起望遠鏡，觀察落在窗外樹枝上避雨的烏鶇；有人專程來到故宮，從《寫生珍禽圖》《鳥譜》等古畫中，欣賞被記錄下來的鳥獸之美；也有視障人士，打開耳朵聆聽鳥鳴，加入觀鳥行列。 這些年輕人為何愛上觀鳥？當他們在觀鳥時，是在觀什麼？擊中年輕人心靈體驗的是什麼？ 去了解、去觀察，與自然建立聯結 麻傑夫回憶，走上觀鳥這條路，源於一份迫切的好奇——「這隻小鳥叫什麼？」 2020年「五一」假期，麻傑夫和妻子帶著曾在非洲看獅子用的望遠鏡，去京郊白河露營。「當時我們正從棧道返回，一隻橙色和黑色相間、翅膀上有兩個白斑的小鳥，蹦跳著落到旁邊的樹上。我們從未見過這樣的小鳥。」麻傑夫舉起望遠鏡，把手機鏡頭湊上去，小心翼翼地拍下了這隻小鳥。 到家已是凌晨，麻傑夫躺在床上，仍惦記著白天那隻奇特的小鳥。他翻出照片進行識別，「這隻鳥叫北紅尾鴝！」弄清名字的那一刻，麻傑夫打開了觀察世界的一個新視角。 最初兩年，麻傑夫總想去外地觀鳥。後來他發現，身邊的「自留地」因為觀鳥變得更有新鮮感。「家附近的奧林匹克森林公園，我們每次去都會有新的收穫和期待。」他說。 選定奧森公園作為「自留地」後，麻傑夫開始留意這裡的四季自然時序：公園的水面何時結冰、何時消融；每年某種候鳥何時抵達、何時離去，留鳥與夏候鳥在哪個時段開始鳴唱或築巢；還有第一聲蛙鳴響起的時刻，某類蜻蜓開始羽化的瞬間……他都一一記在心上。 「即便爬這座山一千次，或許也不如觀鳥十次來得印象深刻。這種鳥為何存在？該去哪裡尋找它？它又為何會出現在那裡？為了找到這些鳥，你要主動去了解、去觀察，與自然的聯結由此建立起來。」 在北京長大的麻傑夫，因為愛上觀鳥，開始理解並思考北京的生態。「適當觀鳥對人、對生態都有好處，我希望能讓更多人喜歡上觀鳥。」 用聲音辨識鳥種，是觀鳥的重要方式。2024年，麻傑夫想到：既然能靠聲音辨識鳥種，視障朋友能否也參與到「觀」鳥中來？ 「聽，它正發出標誌性金屬感飛鳴聲。」作為環保組織「自然之友」野鳥會的領隊，麻傑夫以「聽」為鑰匙，為視障群體打開觀鳥新大門。他向這些特殊的觀鳥者描述，「這是一隻烏鶇的雄鳥，它渾身黑漆漆的，卻長著鮮豔的黃色長喙，差不多有我們小臂那麼長。」 迄今為止，他聯合觀鳥愛好者、愛心企業志願者及專業助盲組織，成功舉辦4場線下視障人士觀鳥活動。同時，他在社交媒體上持續更新《上班前的觀鳥》欄目，用第一人稱視角展現普通「鳥人」(觀鳥者)工作日清晨的觀鳥日常，他把觀鳥途中的錄音配上解說，製成播客節目《處處聞啼鳥》。 「觀鳥的門檻可以很低。」麻傑夫想讓更多人知道，觀鳥不一定非得拿起相機捕捉高清畫面。「哪怕是午休時下樓走走，用耳朵聽、用眼睛看，也能了解到不少關於鳥的事。」 觀鳥成為一種「抬頭就能參與」的新生活方式 頭戴遮陽帽，脖子上掛著望遠鏡，這是「鳥人」的經典裝扮，觀鳥者們藉此互認，友善地點點頭，有時會問上一句「今天看到什麼鳥了」，有時則結伴去找鳥。 北京奧森公園裡，一名90後女孩說，她是被麻傑夫的作品打動，「入坑」觀鳥。因運動損傷，她無法進行劇烈運動，「觀鳥讓我在工作之餘、周末走出家門，探索生活的城市。抬起頭，走進熱愛的大自然裡放鬆身心，還能認識新朋友。」 1996年10月5日，在北京西北部鷲峰舉辦了群眾性野外觀鳥活動。近30年來，北京的觀鳥愛好者和相關組織日漸增多。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鄧文洪介紹，京津冀地區的鳥類超過600種，約佔全國鳥類種數的40%，其中候鳥有420餘種。「京津冀地區地處東亞-澳大利西亞候鳥遷徙通道，每年春秋兩季，大量候鳥經此遷徙、停歇，珍稀物種也經常在此現身。」鄧文洪說，市民如今能夠直觀地感受到，小區裡的鳥類越來越多了。例如烏鶇、白頭鵯等鳥類，原本主要分布於黃河以南，過去在京津冀地區很罕見，近些年越來越常見了。 許多人專程從全國各地趕來，追尋這些翱翔天際的生靈。來自上海的韓偉說：「愛上觀鳥之後，我出門前總會先關注當地的鳥訊，要是鳥情比較穩定，一定會帶上相機。」韓偉原本是6月中旬來北京看演唱會的，了解到密雲有雕鴞在育雛，便帶上長焦鏡頭和相機趕了過去。 「入坑」一年，韓偉已「加新」(指發現新品類的鳥)近200種鳥。他至今記得初識四聲杜鵑時的場景，「開始以為是只鴿子，直到它飛走後叫了幾聲，才反應過來是杜鵑。」韓偉循著四聲杜鵑的叫聲在翠綠的松林裡穿梭，「它叫幾聲，引著我過去，等我過去了，它又在別處叫了」。追逐近兩小時後，他終於拍下了這隻腹有白斑、叫聲洪亮的小鳥，「拍到的那一刻很開心，尋找它的過程更有意思」。 在社交平臺上，觀鳥成為一種「抬頭就能參與」的生活方式。據統計，小紅書上相關筆記的討論量超700萬，閱讀量超10億，近一年發布的筆記數量是以前10年總和的1.2倍，最近一年投稿用戶年齡多集中在25歲。 「以前遠遠地看，鳥兒只是黑乎乎一小團剪影。開始觀鳥後發現，原來鳥兒是如此美麗多彩的小生命。」剛加入觀鳥圈的博主「自然鵝」說，觀鳥在無形中培養了自己對生活的觀察力。「鳥兒是城市裡比較容易接觸到的野生動物，充滿生命力。」他從遷徙的斑頭雁身上，看到了飛越珠峰的壯舉；從棲息古建的北京雨燕，聯想到對古建保護的推動；從某些鳥類的習性中，體會到野生動物獨特的生存智慧與魅力。 對邵蕊而言，觀鳥既是工作，也是愛好。2022年5月至2024年5月，她參與完成青島市生物多樣性保護優先區域生物多樣性調查，通過摸清鳥類基本情況，提出針對性保護建議和對策。 「我喜歡探索中『遇見』的過程。」即便走了一整天沒有發現鳥兒，邵蕊也不會感到沮喪。如果恰好有鳥兒飛到眼前，這種遇見就像鳥兒饋贈的禮物，讓她感到一種「被選中」的驚喜。 2023年5月，邵蕊在嶗山進行野外調查時，發現山東省此前無明確記錄的淡尾鶲鶯。那時她還是入門者，身上只帶瞭望遠鏡和手機，便用手機錄下了淡尾鶲鶯的叫聲。用識別軟體無法辨認，在青島市觀鳥協會專業人士幫助下，最終確認了這一鳥種。 觀鳥不能為了「出片」 需保持適當距離 今年以來，明星效應帶動一波「觀鳥熱」，鳥兒成為不少地方的旅遊名片，多地紛紛向遊客發出邀請，歡迎大家前來「打鳥」。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生態學博士朱磊在其公眾號上指出，不建議使用「打鳥」一詞，儘管表達的是「拍鳥」之意，但這種表述可能潛移默化地影響觀鳥心態。畢竟觀鳥的本意，是尊重自然、尊重生命。 受訪者普遍認為，觀鳥愛好者增多是件好事。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過度靠近、誘拍、巢拍等行為，會干擾鳥類正常生活。 今年6月底，青島中山公園南門一棵法國梧桐樹上，一窩紅角鴞幼鳥成為備受關注的「明星」。這窩毛茸茸、還不會飛的小傢伙，吸引大批市民和攝影愛好者圍觀拍攝，很多人架起「長槍大炮」對準它們。最終，梧桐樹周圍拉起保護線，志願者自發前來守護這窩紅角鴞。 「可能有些人只是為了出片，並非真正愛鳥。」邵蕊提示，對鴞這種夜行性鳥類，要儘量避免用燈光照射。「文明觀鳥需保持適當距離，可藉助望遠鏡或其他工具來觀察，減少對鳥類自然行為的幹擾。」 2023年9月，邵蕊在一座海島上做野外調查時，幸運地拍到紅背伯勞的照片。這種通常出現在新疆的鳥，突然現身青島，邵蕊推測它可能是一隻迷鳥。作為山東省新記錄鳥種的發現人，邵蕊十分興奮，但她並不沉迷於「加新」，「看著鳥兒在山裡或樹上蹦蹦跳跳，我就很開心」。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張藝 實習生 楊麗來源：中國青年報
北京8月13日電 (記者 應妮)如何看待醫學的理性與非理性？為何醫學發達的現代社會卻容易引發健康焦慮？「當醫學遇見『非理性』」——「醫學文化史」系列新書分享會暨跨學科對話日前在京舉行，來自醫學界和文化界的知名專家、作家進行了深入探討。 對話會現場。 人民文學出版社供圖 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孔令燕介紹，「醫學文化史」系列源自英國著名醫學史家、倫敦大學學院醫學史中心榮譽教授羅傑·庫特的宏大構想，由全球五十五位頂尖學者耗時八年撰寫，是首次系統梳理醫學文化史的開創性著作。202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引進該系列，歷經五年翻譯與編輯，現已出版《醫學文化史：古代卷》《醫學文化史：中世紀卷》《醫學文化史：文藝復興卷》《醫學文化史：啟蒙時代卷》四冊，後兩冊《醫學文化史：帝國時代卷》《醫學文化史：現代卷》將於近期面世。 北京大學醫學史研究中心主任、「醫學文化史」系列譯叢主編張大慶指出，20世紀60年代「病人權力運動」催生了醫學史研究的重大轉向：從醫生主導的「自上而下」專業史研究，發展為融合患者視角的「自下而上」文化史研究。這一轉變使得普通人的醫療體驗和健康觀念進入學術視野，醫學史研究不再僅是醫學專業人士的領域，更多人文學者開始參與其中。面對醫學與文化的雙重複雜性，該叢書突破傳統通史體例，創造性採用環境、食物、疾病、經驗等八個主題貫穿各卷，全面涵蓋醫療健康領域的核心議題。該書價值在於揭示了醫學發展始終與文化演進緊密交織，通過呈現不同歷史時期人們對疾病的理解和治療實踐，幫助讀者認識到現代醫學觀念的歷史相對性，從而更理性地看待當代醫學的成就與局限。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李敬澤從文學視角解讀醫學的文化屬性，認為醫學從來就是文化的一部分，涉及人對身體和生命的自我想像，「即使今天，我們的身體也並非完全交給理性和醫學」。面對現代醫學的局限性，他提出自己的理解：醫學始終面臨「可怕的絕對」，即某些疾病無法治癒、生命必然終結的終極命題。這使得醫學註定無法完全理性化，必須保留對非理性維度的包容。他認為「醫學文化史」系列圖書的價值正在於呈現這種張力：既包含有趣的「無用知識」，展示古人「奇怪」的治療方法，更以此為認知鏡鑑，幫助我們理解醫學發展的文化語境。他倡導寬容的醫學觀，即現代人應當接納理性治療與傳統經驗的共存，這種開放態度，恰恰體現了對醫學文化本質的深刻把握——它永遠是人類認識自我、應對生死這一永恆命題的文化實踐。 「醫學文化史」系列圖書書影。 人民文學出版社供圖 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副院長石川引用特魯多醫生墓志銘「醫學有時是治癒，常常是幫助，總是去安慰」，強調醫生需破除「萬能幻覺」，既要保持悲憫之心又要接受醫學的局限性。「例如對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及精神疾病而言，醫學更多是在尋求最佳管理方案而非徹底治癒。」他還從臨床實踐出發，分享了精神醫學發展中的文化啟示，重點剖析了精神醫學的特殊性——從希波克拉底的"黑膽汁"理論到中世紀的"驅魔"實踐，精神疾病認知始終與文化觀念緊密交織。 在對話中，張大慶還指出，當代醫學面臨一個顯著悖論：隨著檢測技術日益精密，人們發現的「異常指標」越來越多，但真正的健康感受卻可能不升反降。他以甲狀腺結節為例，現代儀器的高敏感性使得幾乎人人都有結節，但這種過度診斷反而可能引發健康焦慮，形成「健康主義悖論」——越是追求絕對健康，越容易陷入對健康的持續擔憂中。 這一現象背後是深刻的文化變遷。李敬澤指出，現代社會塑造了一種「絕對健康」的幻象，將健康異化為對各項指標的機械追求。「當人們用這種完美主義標準審視自身時，反而會陷入持續的不健康感。」他認為這種現象在臨床上表現為「疑病症」的增多，以及患者症狀描述的日益複雜化——文化水平越高、表達能力越強的患者，其症狀主訴往往越豐富多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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