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現役主戰坦克有啥特點？解碼「陸戰之王」99A式主戰坦克
2026-01-07 20:43 7,693次浏览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清政府以戰敗國的身份付給戰勝國日本2.3億兩白銀作為戰爭賠償，日本藉此大力發展了重工業、軍火工業和教育事業。 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按照有關國際法和國際慣例，日本理應對中國人民進行賠償。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卻沒有得到日本應有和及時的戰爭賠償。此後，由於時事變換，最終中國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這段歷史背後有著複雜的成因。 美國違背諾言，從中作梗 在處理日本問題上，美國認為其在對日戰爭中起了巨大作用，便以盟主的身份自居，操縱和包攬了日本賠償等事宜。當時的國民黨政府雖然表面上躋身四強，但在賠款事宜中所起的作用很有限。 1945年由中、美、英三國發布的《波茨坦公告》明確了日本賠償的原則，即可以保留維持其經濟運轉所必須的工業設備和實物，其餘的用來賠償。 資料圖：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 戰後初期，美國曾推行「先期拆遷」計劃，即將提日本工業設備實物的30%作為直接受日本侵略國家的賠償物資，其中中國可得15%。但隨著美蘇對立加劇和中國解放戰爭的推進，美國為扶持日本作為反蘇反共基地，不斷縮減賠償範圍。 中國戰時損失，據國民黨行政院賠償委員會的估計，按當時價格計算，不下620億美元，而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才約值2250萬美元，只佔萬分之三。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設備首推吳港「11—5—5」海軍兵工廠的1.5萬千瓦發電設備一套；其次是同廠的200噸碼頭式起重機一具。中方得到通知後，立即派了幾位專家前往拆遷。 就在這兩套設備拆卸時，美國政府於1949年5月13日向盟總頒發臨時指令，取消了「先期拆遷」計劃的執行，停止了日本對各盟國的賠償。至此，戰後對日索賠的事宜實際上已被美國腰斬。 國民黨為己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1949年下半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民解放戰爭節節勝利，國民黨政權土崩瓦解。12月底，國民黨當局全部撤到了臺灣。 臺灣當局為獲取美國支持及維持所謂「中國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在對日賠償問題上態度大變，甚至表示可酌情核減或全部放棄賠償。 國民黨對日索賠態度的轉變，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還在於蔣介石堅持反共而對日本反共政府採取的所謂寬大、不進行報復的政策，以實現它以中國合法政府的身份參加對日和約的籤字。因為日本曾在此前威脅說，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籤訂雙邊條約。 1952年2月17日，臺灣與日本和約談判正式開始。談判幾經周折，臺灣當局多次妥協讓步，最終在戰爭賠償等實質問題上徹底放棄。1952年4月，臺灣當局與日本籤訂所謂的「日華條約」，為一黨一派之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資料圖：1952年4月，「日華條約」在臺北籤署。 中國政府從大局出發，放棄戰爭賠償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將蔣介石的代表從聯合國的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中國成為聯合國成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70年代初，由於國際戰略格局發生變化，美國外交政策實施了兩項重大轉變：一是美國承認中國並對建立外交關係進行談判；二是徵收10%的進口稅，主要目的是打擊日本，同時停止美元和黃金的兌換。這兩項與日本關係極為密切的政策出臺，狠狠打擊了精神上毫無準備的日本。這一切大大刺激了日本政界。他們不能不反躬自問，對華政策上緊跟美國是否做錯了。 不久，不得人心的佐藤政權垮臺，田中角榮出任內閣總理大臣。田中就職後立即宣布把日中邦交正常化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中日邦交正常化時機漸趨成熟，戰爭賠償問題再次被提上日程。 1972年7月以後，中國為實現與日本邦交正常化進行積極的準備，周恩來總理就放棄戰爭賠償問題作了下述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復以前，臺灣的蔣介石已經先於我們放棄了賠償要求，共產黨的肚量不能比蔣介石還小。第二，日本為了與我國恢復邦交，必須與臺灣斷交。在賠償問題上採取寬容態度，有利於使日本靠近我們。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對華賠償，其負擔最終將落在廣大日本人民頭上，這樣，為了支付對中國的賠償，他們將長期被迫過著艱難的生活。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與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願望。 資料圖：1978年8月12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籤字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發表了《日中共同聲明》，中日兩國籤訂了《日中和平友好條約》，同年10月23日生效。中國政府從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願望和長遠利益出發，放棄了1200億美元國家間的賠償要求。 資料圖：1978年10月23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互換儀式在日本首相官邸舉行。 中國政府雖然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但是，就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行的賠償要求——1800億美元的國民賠償要求，中國政府在任何場合都沒有宣布予以放棄。 這種對受害賠償要求的保留，給我們留下了一個符合國際法的向日本提出受害賠償的機會。 中國新聞社綜合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策劃：於翔
最近，瑞士藥企正遭遇美國加徵關稅舉措的連續衝擊。 7月31日，美國政府宣布對從瑞士進口的商品徵收39%關稅。近日，美國又向全球主要製藥企業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其降低在美藥品價格，並將更多生產環節轉移至美國。其中就包括瑞士知名藥企羅氏和諾華。 根據美方計劃，美國將首先對進口藥品徵收「小額關稅」，在一年至一年半內提高到150%，最終可能升至250%。 這對瑞士來說無疑是重擊。瑞士經濟高度依賴國際市場，而美國是其關鍵出口目的地。2024年，美國佔瑞士出口總額的18.6%。瑞士製藥業發達，藥品出口對其經濟意義重大。瑞士專家估算，若美國對瑞士的關稅政策最終實施，將對瑞士經濟造成顯著影響。如果製藥行業也被徵收39%關稅，瑞士國內生產總值(GDP)可能下滑0.7個百分點。 面對壓力，一些瑞士藥企已被迫表態加大在美投資。羅氏此前宣布，未來5年將在美國投資500億美元，創造超過1.2萬個就業崗位。諾華也表示計劃在美投資230億美元。但從長遠看，美國的關稅舉措給企業經營帶來的將是持續的混亂與不確定性。 長期以來，全球醫藥行業普遍採用「全球分工、區域協作」的供應鏈模式：從發展中國家採購原料藥，在歐洲進行生產加工，最終出口至美國市場。美國大幅提高進口關稅，勢必推高企業生產成本，打亂原有分工格局，迫使企業重新布局產能與供應鏈。這種人為推動的「回流」政策，違背了市場經濟基本規律，將會扭曲產業鏈結構，提升成本、壓低效率，不利於全球醫藥行業的可持續發展。 更現實的問題在於，醫藥產業鏈建設極為複雜，涉及選址、設備、質量控制、人員招聘、環保審批等多個環節，絕非短期內可以完成的。在多變的政策環境下，企業雖有投資承諾，但最終能否落地，仍存在較大不確定性。 美國是全球最大的醫藥市場，也是絕大部分國際醫藥企業最大的營收來源地。當這一巨大市場迎來充滿不確定性的關稅衝擊，企業的經營風險就被空前放大。因此，對於包括瑞士藥企在內的全球醫藥企業來說，進行更多元化的市場布局，讓營收結構更加平衡，才是應對不確定性、降低經營風險的長遠之道。(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袁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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