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裔大學生走進黃山風景區感受自然之美
2026-01-05 12:12 6,547次浏览羊城晚報記者 孫晶 中國人民銀行、工信部等七部門近日聯手發布的《關於金融支持新型工業化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猶如一場精準部署的金融「春雨」，正潤澤中國製造業升級的戰略縱深。作為全國經濟「頭馬」與工業壓艙石，廣東如何在國家金融力量的全新賦能下，搶佔新型工業化制高點，其探索路徑對全國具有關鍵標杆意義。 廣東新型工業化獲「燃料」 《意見》明確設定金融支持新型工業化目標——到2027年，一個支撐製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三化」)的成熟金融體系將基本成型。這對廣東而言，絕非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的關鍵助力。審視廣東工業投資的基本面：2024年總額突破1.5萬億元，佔固投比重的37.2%，創18年新高；2025年上半年比重進一步提升至38.1%，其「以投促轉」的態勢相當清晰。 此次國家級金融新政的核心價值在於「精準」兩字。耐心資本的導向就是明確要求引導長期資本、耐心資本支持「三化」，破解製造業尤其是技改升級、基礎研發領域普遍的「融資期限錯配」困境。 耐心資本瞄準結構性優化，強調對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特別是中小微製造企業)的協同發力，而非大水漫灌。廣東在科技(2024年研發投入5100億元撬動社會資本倍增)、綠色(低碳轉型需求巨大)、產業鏈(存在大量關鍵配套中小企)的優勢領域，亟需此類結構性支持。 耐心資本關注風險分擔機制創新，政策鼓勵風險補償、擔保增信等工具運用，意在降低金融機構對新興領域、前沿技術的信貸風險顧慮。 廣東憑藉其堅實的投資底盤與《意見》指向的精準金融工具包，正迎來將龐大工業投資「勢能」轉化為高質量發展「動能」的歷史性窗口。 廣東躍升更在「支點強」 坐擁全國第一工業大省的「底座」，廣東角逐新工業革命的核心優勢更在於其「動態競爭力」的三重支點。 「硬核」產業迭代加速。廣東不止於傳統「世界工廠」，新能源汽車、集成電路、人工智慧等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已初具規模競爭力。今年上半年，省製造業指揮部跟進的457個重點項目完成投資1100億元，進度超前11.7個百分點，這批「種子選手」正是金融活水最該澆灌的對象。 創新投入的「槓桿效應」發揮作用。超5100億元的年度研發投入，疊加數百億元政策資金的 「催化劑」作用，廣東的創新生態正從「投入量變」邁向「產業質變」。科技金融工具的深化(如智慧財產權質押、投貸聯動)，有望讓實驗室成果加速穿越「死亡之谷」。 區域協同的「梯次動能」顯現。珠三角作為創新策源與高端製造引擎，牽引產業鏈升級；粵東粵西粵北則依託產業轉移與特色集群承接，提供擴容腹地與轉型縱深。這種省內循環的梯次互補結構，使廣東能更彈性地優化資源配置，規避轉型陣痛中的「青黃不接」。 未來如何催化廣東質變？ 在《意見》框架下，廣東新型工業化的升級路徑將聚焦「化學反應」而非簡單疊加。 金融供給的「精準直達」將有望破解「期限錯配」：鼓勵銀行發展5-10年期中長期技改貸、設備更新貸；推動保險、養老金等「長錢」以股權、債轉股、專項金融債等方式入場。 同時，金融供給適配「風險分層」， 針對不同成熟度的技術與企業(如初創科技企業VS成熟智造工廠)，組合運用風險補償、政府引導基金、供應鏈金融等工具，構建 「全生命周期」融資支持鏈。 金融供給還將賦能「三化轉型」，擴大綠色信貸/債券規模，明確支持數位化改造項目的融資標準(如收益權質押)，探索數據資產價值評估與融資應用。 有專家認為，珠三角應利用金融優勢撬動核心技術攻關與產業前沿布局，打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先進位造業集群。再造一個「新廣東製造」，需以制度耐心匹配長期資本。 七部門《意見》的核心，是引導金融體系克服短期利益衝動，以「制度性耐心」擁抱製造業的「長期價值」。廣東坐擁產業迭代、創新活力、空間縱深三重優勢，是國家賦予這一戰略任務的關鍵承載地。 能否將這份「金融政策大禮包」轉化為廣東製造業「三化」轉型的澎湃動能，既考驗地方政府對產業規律的精準把握與項目甄別能力，更考驗金融機構突破傳統風控模式、擁抱產業變革的決心。當耐心資本真正澆灌於技術攻堅與智造升級的土壤，廣東方能在新型工業化這條賽道上，跑出引領全國的「加速度」，為中國躍升製造強國提供一份厚重的「廣東方案」。
巴西專家、摩洛哥智庫新南方政策中心高級研究員馬庫斯·弗雷塔斯8月7日在《中國日報》撰文稱，長期以來，美國將全球貿易作為壓迫他國的工具，並未致力於實現互惠互利。時至今日，各國必須對此有一個清晰認知，並著手構建公正的多極化國際經濟體系。 美國為一己私利壓迫他國 文章指出，歷史上曾有過這樣的時刻：隨著國際關係中的公平表象消退，粗暴的權力博弈捲土重來。這種情況同樣適用於當代全球貿易體系。過去幾十年裡，美國一直宣稱，這套貿易體系立足於開放的市場、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以及互惠互利，構成了良性循環。 然而，同所有霸權國家一樣，美國在陷入相對衰落時不再遵循自身倡導的原則，而是訴諸於曾經大加譴責的手段。美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僅依託生產力和創新，而且越來越依賴於從世界其他地區榨取價值，這是一種披著國家利益外衣的21世紀經濟帝國主義。 美國創造財富的主要目的並非維持本國人民生活水平，而是吸納財富。這一切之所以成為可能，主要是基於美元的核心地位、美國市場的持久吸引力以及其他國家無力或不願挑戰國際體系中根深蒂固的結構性失衡。美國過多地攫取了全球財富和資源，其他國家則承擔著維持這種不平衡的代價，最終陷入經濟主權逐步喪失的窘境。 歸根結底，美國披著自由貿易外衣進行系統性財富轉移。美國為維持本國消費水平和地緣政治主導地位，逐漸榨乾發展中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的生產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說，貿易已經淪為剝削和控制的工具，而非邁向共同繁榮的通道。 世界應放棄對美國的幻想 文章進一步分析稱，美國政府發動貿易戰並非偶然，而是日積月累的經濟困境所引發的必然結果。此舉等同於承認，所謂的「華盛頓共識」並未如其締造者所期望的那樣為美國服務。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在踐行多邊主義的同時，在政府領導下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較之下，一些國家缺乏這樣的戰略定力，它們熱衷於倡導自由化，卻缺乏必要的保障措施。這些國家在不提升產能建設的背景下開放市場，在沒有進行規劃的前提下放鬆管制，寄希望於通過互惠互利提升自身韌性。然而它們無法如願以償。 由此引發的後果是，中等強國的自主權逐漸被削弱，它們如今飽受懲罰性關稅、域外製裁和任意限制措施的衝擊。這些措施不是對不當行為的回應，而是充當著脅迫工具。這些國家非但沒有憑藉競爭力受到認可，反而成為遏制目標。美國政府妄圖讓主權國家淪為附庸國，期待這些合作夥伴千依百順、甘於奉獻、永遠不同它競爭。 長期以來，華盛頓鼓吹自由民主，卻在現實中奉行零和博弈，千方百計確保自身主導地位。美國不可能減少消費、促進財政「再平衡」或提高生產力，這純屬異想天開。對於美國來說，更簡單的做法是將負擔轉嫁到外部，即向合作夥伴施壓、懲罰競爭對手、脅迫盟友，同時不忘打著「公平」旗號。 時至今日，我們必須樹立清晰的戰略認知。各國務必不再錯誤地將進入美國市場視為天賜良機，而是視作交易。 文章最後強調，美國可以謀求自身利益，其他國家也擁有同樣的權利。只有就此達成共識，我們才能著手構建公正的多極化國際經濟體系。 (英文原文刊發於《中國日報》智享匯欄目) (編輯：嚴玉潔 王輝 周鳳梅 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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