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世運會）綜合消息：中國隊武術柔術奪4金 繼續領跑金牌榜
2026-01-09 11:44 1,496次浏览2024年4月29日起，為配合推動新一輪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行動，進一步提升資源回收企業向自然人收購報廢產品時取得發票的便利性，稅務部門明確在資源回收行業實施「反向開票」政策。 國家稅務總局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截至今年6月底，全國有1.33萬戶資源回收企業向167萬名自然人「反向開票」，開票金額5152億元，開票份數511萬份。 一年多來，「反向開票」政策有力助力「兩新」政策落地，規範行業秩序，促進循環經濟發展。 多位資源回收企業的財務負責人告訴記者，隨著「反向開票」政策的落地，長期困擾資源回收行業的「源頭票缺失」難題得到有效解決，切實推動資源回收企業「收舊」無阻、「換新」暢通。 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黨委常委、副會長王健表示，「反向開票」政策的推廣，有效解決了資源回收企業長期以來缺少「第一張票」，既無法抵扣增值稅進項稅額，也難以獲取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憑據這一行業「痛點」，有助於鼓勵更多企業和個人參與到廢舊物品的回收中來，有力支持「兩新」政策落地。 這一過程中，資源回收行業合規意識逐漸增強。 「政策推行初期，我們發現前往回收企業出售廢品的自然人，對開票環節普遍存在顧慮，例如擔心手續繁瑣、顧慮個人信息安全等。」國家稅務總局寧波市稅務局貨物和勞務稅處副處長金旭東介紹，針對這一情況，稅務部門持續加大政策宣傳力度，對自然人售賣者比較集中的大型資源回收企業和中小型資源回收門店進行上門輔導，向企業和自然人售賣者詳細講解政策適用條件和便捷的申報流程，情況得到了顯著改善。 循環經濟也在政策助力下「轉起來」。 在寧波高新區建築裝修大件垃圾處置中心，寧波供銷再生資源科技有限公司分揀車間內，堆積如山的建築裝修廢料經過回收處理，蛻變為可再利用的磚塊與骨料。 「處置中心去年5月正式投產，到目前為止已經累計生產了4500多萬塊環保磚，處理了高新區這一帶固廢垃圾約10.5萬噸，減碳約1.2萬噸。」該公司財務負責人何俊濤表示，這一成績的取得離不開「反向開票」政策的推動。 記者了解到，傳統模式下，寧波供銷再生資源科技有限公司面臨向上遊散戶「取票難」的痛點，開票難題直接導致企業進項稅抵扣不足、成本攀升。而「反向開票」政策的實施，允許企業作為開票主體向上遊散戶開具收購發票，「散戶交投—企業回收—加工再生—市場銷售」鏈條暢通。 值得注意的是，推動廢舊物資回收的同時，「反向開票」政策的實施對廢舊物資的資源化利用和無害化處理也起到了支持作用。 如今，在政策引領和市場推動下，我國回收體系日益健全，推動廢物回收、拆解、再利用產業鏈條「轉起來」。數據顯示，僅今年前4個月，國內報廢汽車回收量就達276.7萬輛，同比激增65%；規範拆解的廢舊家電超過700萬臺，增長25%；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回收量更以70%的同比增速領跑行業。 人民網記者 車柯蒙
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清政府以戰敗國的身份付給戰勝國日本2.3億兩白銀作為戰爭賠償，日本藉此大力發展了重工業、軍火工業和教育事業。 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按照有關國際法和國際慣例，日本理應對中國人民進行賠償。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卻沒有得到日本應有和及時的戰爭賠償。此後，由於時事變換，最終中國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這段歷史背後有著複雜的成因。 美國違背諾言，從中作梗 在處理日本問題上，美國認為其在對日戰爭中起了巨大作用，便以盟主的身份自居，操縱和包攬了日本賠償等事宜。當時的國民黨政府雖然表面上躋身四強，但在賠款事宜中所起的作用很有限。 1945年由中、美、英三國發布的《波茨坦公告》明確了日本賠償的原則，即可以保留維持其經濟運轉所必須的工業設備和實物，其餘的用來賠償。 資料圖：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 戰後初期，美國曾推行「先期拆遷」計劃，即將提日本工業設備實物的30%作為直接受日本侵略國家的賠償物資，其中中國可得15%。但隨著美蘇對立加劇和中國解放戰爭的推進，美國為扶持日本作為反蘇反共基地，不斷縮減賠償範圍。 中國戰時損失，據國民黨行政院賠償委員會的估計，按當時價格計算，不下620億美元，而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才約值2250萬美元，只佔萬分之三。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設備首推吳港「11—5—5」海軍兵工廠的1.5萬千瓦發電設備一套；其次是同廠的200噸碼頭式起重機一具。中方得到通知後，立即派了幾位專家前往拆遷。 就在這兩套設備拆卸時，美國政府於1949年5月13日向盟總頒發臨時指令，取消了「先期拆遷」計劃的執行，停止了日本對各盟國的賠償。至此，戰後對日索賠的事宜實際上已被美國腰斬。 國民黨為己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1949年下半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民解放戰爭節節勝利，國民黨政權土崩瓦解。12月底，國民黨當局全部撤到了臺灣。 臺灣當局為獲取美國支持及維持所謂「中國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在對日賠償問題上態度大變，甚至表示可酌情核減或全部放棄賠償。 國民黨對日索賠態度的轉變，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還在於蔣介石堅持反共而對日本反共政府採取的所謂寬大、不進行報復的政策，以實現它以中國合法政府的身份參加對日和約的籤字。因為日本曾在此前威脅說，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籤訂雙邊條約。 1952年2月17日，臺灣與日本和約談判正式開始。談判幾經周折，臺灣當局多次妥協讓步，最終在戰爭賠償等實質問題上徹底放棄。1952年4月，臺灣當局與日本籤訂所謂的「日華條約」，為一黨一派之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資料圖：1952年4月，「日華條約」在臺北籤署。 中國政府從大局出發，放棄戰爭賠償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將蔣介石的代表從聯合國的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中國成為聯合國成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70年代初，由於國際戰略格局發生變化，美國外交政策實施了兩項重大轉變：一是美國承認中國並對建立外交關係進行談判；二是徵收10%的進口稅，主要目的是打擊日本，同時停止美元和黃金的兌換。這兩項與日本關係極為密切的政策出臺，狠狠打擊了精神上毫無準備的日本。這一切大大刺激了日本政界。他們不能不反躬自問，對華政策上緊跟美國是否做錯了。 不久，不得人心的佐藤政權垮臺，田中角榮出任內閣總理大臣。田中就職後立即宣布把日中邦交正常化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中日邦交正常化時機漸趨成熟，戰爭賠償問題再次被提上日程。 1972年7月以後，中國為實現與日本邦交正常化進行積極的準備，周恩來總理就放棄戰爭賠償問題作了下述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復以前，臺灣的蔣介石已經先於我們放棄了賠償要求，共產黨的肚量不能比蔣介石還小。第二，日本為了與我國恢復邦交，必須與臺灣斷交。在賠償問題上採取寬容態度，有利於使日本靠近我們。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對華賠償，其負擔最終將落在廣大日本人民頭上，這樣，為了支付對中國的賠償，他們將長期被迫過著艱難的生活。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與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願望。 資料圖：1978年8月12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籤字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發表了《日中共同聲明》，中日兩國籤訂了《日中和平友好條約》，同年10月23日生效。中國政府從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願望和長遠利益出發，放棄了1200億美元國家間的賠償要求。 資料圖：1978年10月23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互換儀式在日本首相官邸舉行。 中國政府雖然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但是，就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行的賠償要求——1800億美元的國民賠償要求，中國政府在任何場合都沒有宣布予以放棄。 這種對受害賠償要求的保留，給我們留下了一個符合國際法的向日本提出受害賠償的機會。 中國新聞社綜合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策劃：於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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