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力源科技實際控制人沈萬中因違規披露重要信息罪被判刑。力源科技成為今年7月第6家因財務造假涉刑的上市公司,折射出監管層「行刑銜接、立體追責」,以及嚴懲「首惡」的執法新態勢。 所謂財務造假「首惡」,是指在上市公司或經營主體財務造假行為中,起組織、策劃、指揮或主導作用的關鍵責任人,通常為實際控制人、控股股東、董事長、總經理等高級管理人員。這些主體因在造假中扮演核心角色,成為監管追「首惡」的重點對象,需承擔更嚴厲的行政、民事及刑事責任。 力源科技案是嚴懲財務造假「首惡」的典型。一方面,造假存續1年就判刑。相較於傳統造假案動輒3年至5年的持續期,力源科技造假僅存續1年即被查處。力源科技實控人沈萬中除被處以330萬元罰金的行政處罰外,還面臨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六個月的刑事處罰。這標誌著資本市場違法成本顯著提高,充分體現了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進一步做好資本市場財務造假綜合懲防工作的意見》中「強化刑事追責」的導向。另一方面,案例處理速度明顯提升。2022年9月浙江證監局出具警示函後,證監會於2023年1月立案調查,同年6月作出行政處罰,最終在今年7月完成刑事判決。整個過程用時兩年九個月,案件處理周期縮短近半。這種快速查處的機制,能夠有效遏制造假者的僥倖心理。 與力源科技案形成呼應的,是近期「集中爆破」式執法的系列案件:瑞斯康達董事長因專網通信虛假業務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ST東時實控人因操縱市場獲刑六年半,錦州港副總裁被依法逮捕……今年7月1日至8月7日,共有8家上市公司「首惡」被追究刑事責任,罪名涉及欺詐發行、違規披露、操縱市場等。 新證券法的修訂為此輪嚴監管提供了法律基石。對比舊法,新規將信息披露違法罰款上限從60萬元提升至1000萬元,並新增「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組織指使造假」的從重處罰條款。更值得關注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於證券糾紛代表人訴訟若干問題的規定》與證監會發布的《上市公司監管指引》形成政策聯動,加速構建「民事賠償+行政處罰+刑事追責」的立體追責體系。 儘管監管持續加碼,但仍有上市公司實際控制人鋌而走險,背後原因值得深思。其一,利益驅動機制尚未根本改變;其二,公司治理失效;其三,中介機構失職。更需警惕的是,隨著註冊制改革深化,部分企業為達到上市標準,造假手段越發複雜隱蔽。如瑞斯康達參與的專網通信虛假業務,通過構建「生產型公司+墊資方」的複雜架構,形成虛假自循環鏈條,這給監管帶來更大挑戰。 治理財務造假亂象,破局之路是構建「不敢假」的市場生態。在監管和執法層面,需要強化刑事司法威懾,可以參照力源科技案,推動建立從證監會立案到公安機關介入的快速響應機制,縮短行政處罰與刑事追責的時間差。在上市公司層面,進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對審計委員會賦予實質性監督權力。在中介機構層面,探索建立保薦機構、會計師事務所「終身追責」制度,對參與造假的機構處以市場禁入等處罰。在投資者層面,提升投資者保護力度,推廣特別代表人訴訟制度,降低投資者維權成本,形成「造假必賠」的市場預期。 力源科技案猶如一面鏡子,既照見了資本市場的暗角,也折射出監管升級的曙光。當懲戒「首惡」從經濟處罰走向刑事制裁,當造假存續一年即被查處成為新常態,我國資本市場正以前所未有的決心重塑市場信心與制度權威,實現「市場有信、投資安心」的發展願景。(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趙東宇)
北京8月13日電 (記者 應妮)如何看待醫學的理性與非理性?為何醫學發達的現代社會卻容易引發健康焦慮?「當醫學遇見『非理性』」——「醫學文化史」系列新書分享會暨跨學科對話日前在京舉行,來自醫學界和文化界的知名專家、作家進行了深入探討。 對話會現場。 人民文學出版社供圖 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孔令燕介紹,「醫學文化史」系列源自英國著名醫學史家、倫敦大學學院醫學史中心榮譽教授羅傑·庫特的宏大構想,由全球五十五位頂尖學者耗時八年撰寫,是首次系統梳理醫學文化史的開創性著作。202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引進該系列,歷經五年翻譯與編輯,現已出版《醫學文化史:古代卷》《醫學文化史:中世紀卷》《醫學文化史:文藝復興卷》《醫學文化史:啟蒙時代卷》四冊,後兩冊《醫學文化史:帝國時代卷》《醫學文化史:現代卷》將於近期面世。 北京大學醫學史研究中心主任、「醫學文化史」系列譯叢主編張大慶指出,20世紀60年代「病人權力運動」催生了醫學史研究的重大轉向:從醫生主導的「自上而下」專業史研究,發展為融合患者視角的「自下而上」文化史研究。這一轉變使得普通人的醫療體驗和健康觀念進入學術視野,醫學史研究不再僅是醫學專業人士的領域,更多人文學者開始參與其中。面對醫學與文化的雙重複雜性,該叢書突破傳統通史體例,創造性採用環境、食物、疾病、經驗等八個主題貫穿各卷,全面涵蓋醫療健康領域的核心議題。該書價值在於揭示了醫學發展始終與文化演進緊密交織,通過呈現不同歷史時期人們對疾病的理解和治療實踐,幫助讀者認識到現代醫學觀念的歷史相對性,從而更理性地看待當代醫學的成就與局限。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李敬澤從文學視角解讀醫學的文化屬性,認為醫學從來就是文化的一部分,涉及人對身體和生命的自我想像,「即使今天,我們的身體也並非完全交給理性和醫學」。面對現代醫學的局限性,他提出自己的理解:醫學始終面臨「可怕的絕對」,即某些疾病無法治癒、生命必然終結的終極命題。這使得醫學註定無法完全理性化,必須保留對非理性維度的包容。他認為「醫學文化史」系列圖書的價值正在於呈現這種張力:既包含有趣的「無用知識」,展示古人「奇怪」的治療方法,更以此為認知鏡鑑,幫助我們理解醫學發展的文化語境。他倡導寬容的醫學觀,即現代人應當接納理性治療與傳統經驗的共存,這種開放態度,恰恰體現了對醫學文化本質的深刻把握——它永遠是人類認識自我、應對生死這一永恆命題的文化實踐。 「醫學文化史」系列圖書書影。 人民文學出版社供圖 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副院長石川引用特魯多醫生墓志銘「醫學有時是治癒,常常是幫助,總是去安慰」,強調醫生需破除「萬能幻覺」,既要保持悲憫之心又要接受醫學的局限性。「例如對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及精神疾病而言,醫學更多是在尋求最佳管理方案而非徹底治癒。」他還從臨床實踐出發,分享了精神醫學發展中的文化啟示,重點剖析了精神醫學的特殊性——從希波克拉底的"黑膽汁"理論到中世紀的"驅魔"實踐,精神疾病認知始終與文化觀念緊密交織。 在對話中,張大慶還指出,當代醫學面臨一個顯著悖論:隨著檢測技術日益精密,人們發現的「異常指標」越來越多,但真正的健康感受卻可能不升反降。他以甲狀腺結節為例,現代儀器的高敏感性使得幾乎人人都有結節,但這種過度診斷反而可能引發健康焦慮,形成「健康主義悖論」——越是追求絕對健康,越容易陷入對健康的持續擔憂中。 這一現象背後是深刻的文化變遷。李敬澤指出,現代社會塑造了一種「絕對健康」的幻象,將健康異化為對各項指標的機械追求。「當人們用這種完美主義標準審視自身時,反而會陷入持續的不健康感。」他認為這種現象在臨床上表現為「疑病症」的增多,以及患者症狀描述的日益複雜化——文化水平越高、表達能力越強的患者,其症狀主訴往往越豐富多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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