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歡迎樸炳錫作為李在明總統特使來華訪問
2026-01-31 01:09 8,321次浏览日前，張女士向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反映，2023年11月她駕車右轉時，與一位駕駛電動自行車直行的71歲老人發生碰撞，當時的她的車速是25km/h，老人的車速是24km/h。一年後老人在醫院去世。 交警認定，張女士駕駛車輛轉彎未讓直行車輛先行，及老人未佩戴安全頭盔駕駛非機動車在道路上行駛、未遵守有關交通安全的規定而共同造成。根據過錯嚴重程度，張女士被認定為主要責任，老人被認定為次要責任。 老人去年11月死亡後，張女士被控交通肇事罪。今年6月20日，她被河南自由貿易試驗區鄭州片區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0個月，緩刑一年。 在該案中，老人的車輛購置於2016年，早於鄭州市現行的《鄭州市電動自行車登記實施細則》。警方根據《鄭州市非機動車管理辦法》《鄭州市公安局、鄭州工業和信息化局、鄭州市市場監督管理局關於延長黃牌電動自行車過渡期的通告》，認定老人的電動自行車為非機動車。記者注意到司法鑑定中心的鑑定結果顯示，老人的車輛重量為96.8公斤。 張女士表示，交警對老人駕駛的車輛是否是電動自行車的認定會影響這起事故的責任劃分，進而影響案件走向。老人駕駛的車輛整車重量超過國標規定，應被認定為機動車。若老人的車輛被認定為機動車，案件責任就應重新劃分。她已對該案提起上訴，法院已受理。 8月11日，記者為此聯繫到鄭州交警，一位民警稱，交通事故責任首先要看事故成因，與車輛性質具體是機動車還是非機動車無關。 記者梳理發現，在多起案例中，法院對於涉案電動車認定情況不一。長期從事交通事故案件實務的北京市華鵬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劉春城表示，超標電動自行車市場保有量特別巨大，涉及數億人的交通出行、財產處置，各地政府在國家強制性標準《電動自行車安全技術規範》施行前後，制定了相關的過渡期措施，有的地方還進行延長。 去世老人駕駛的電動車 被一審法院 認定為非機動車 在這起案件中，一審法院提到，採納司法鑑定中心對車輛的鑑定結果，這位老人的電動車屬於機動車範疇。但又同時稱，依據《鄭州市非機動車管理辦法》第四十二條第二款「本辦法施行前已經領取通行防盜車牌的電動自行車，在有效期限內可以上路行駛，並參照非機動車進行管理」及《鄭州市公安局、鄭州市工業和信息化局、鄭州市市場監督管理局關於延長黃牌電動自行車過渡期的通告》，認定老人的電動車為非機動車。 判決書顯示，交警認定，張女士駕駛車輛轉彎未讓直行車輛先行，及老人未佩戴安全頭盔駕駛非機動車在道路上行駛，未遵守有關交通安全的規定而共同造成。根據過錯嚴重程度，張女士被認定為主要責任，老人被認定為次要責任。法院最終以交通肇事罪判處張女士有期徒刑10個月，緩刑一年。 但張女士認為，這一案件中，交警對老人駕駛的車輛是否是電動車的認定影響事故責任劃分和案件走向。 張女士表示，根據國家標準——《電動自行車安全技術規範》(GB17761-2018)，老人駕駛的車輛車重超過55公斤，達到96.8公斤，屬於機動車。老人應該符合機動車駕駛條件，持有駕照，佩戴頭盔，在規定的道路上行駛，遵守機動車法律法規。事故判斷也應該按照機動車交通事故來認定，而不是非機動車。 日前，張女士已經對該案上訴，法院已經受理。 曾有多起交通肇事案 將超標電動車 認定為機動車 記者梳理發現，在不少案件中，超標電動自行車被認定為機動車。 焦作市馬村區人民法院發布的一則案例顯示：2022年6月20日，被告人杜某某無證駕駛無號牌立馬電動兩輪車，撞到前方由被害人王某某駕駛的無號牌愛瑪電動自行車的尾部，造成王某某受傷，雙方車輛受損的道路交通事故。 王某某於2022年6月22日經醫院救治無效死亡。後經河南國信司法鑑定中心鑑定，王某某符合交通事故致顱腦損傷後呼吸循環衰竭死亡；愛瑪牌兩輪車轉向裝置、後制動裝置完整有效：前制動裝置未能有效制動：屬於非標準的電動自行車(非機動車範疇)；立馬牌兩輪車轉向裝置、制動裝置完整有效；相關參數符合機動車(電動兩輪輕便摩託車)類型標準。事故認定書認定：杜某某承擔事故全部責任，王某某不承擔事故責任。 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杜某某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駕駛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負事故全部責任，其行為已構成交通肇事罪。 法院認為，杜某某駕駛的電動車經鑑定符合國家標準對電動兩輪輕便摩託車定義，屬於機動車範疇，因此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條的相關規定。事故發生後王某某經搶救無效死亡，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交通肇事罪、《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交通肇事罪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的「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發生重大交通事故，死亡一人」的情形，案件性質就由此升級了。 此外，記者在裁判文書網查詢到，在河南南陽一起駕駛電動三輪摩託車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亡的案件中，電動三輪摩託車也被認定為機動車。駕駛人被認定為交通肇事罪。 律師釋疑 如何認定涉案超標電動車性質？ 是否會影響責任劃分？ 按照國家標準《電動自行車安全技術規範》(GB17761-2018)的規定，電動自行車是指以車載蓄電池作為輔助能源，具有腳踏騎行能力，能實現電助動、電驅動功能的兩輪自行車，其主要技術參數為最高車速不超過25km/h，裝配完整的整車質量不超過55公斤等。 現實中，為方便管理，交警把電動車參照非機動車進行管理。但發生交通事故時是否應該按照非機動車來認定事故責任？ 長期從事交通事故案件實務的北京市華鵬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劉春城表示，根據國家標準《電動自行車安全技術規範》規定，電動自行車最高設計車速不超過25km/h，車速超過25km/h，電動機不得提供動力輸出，整車質量小於或等於55公斤等。但各地情況錯綜複雜，鑑於超標電動自行車市場保有量特別巨大，涉及數億人的交通出行、財產處置，各地政府在國家強制性標準《電動自行車安全技術規範》施行前後，還制定了相關的過渡期措施，有的地方還進行了延長。《鄭州市非機動車管理辦法》(2023修正)第四十條第二款規定：「本辦法施行前已經領取臨時通行防盜車牌的電動自行車，在有效期內可以上道路行駛，並參照非機動車進行管理。」 河南澤槿律師事務所主任付建則認為，從技術標準層面，依據國家標準《電動自行車安全技術規範》，老人駕駛的電動自行車超重，應屬於機動車範疇。若認定為機動車，老人確實需要符合機動車駕駛條件，如持有駕照、佩戴頭盔、在規定道路行駛等。在此基礎上，事故認定和責任劃分也應按照機動車交通事故處理，不然對於機動車駕駛者而言不公平，可能使其承擔不應有的責任。 交警聲音 交通事故責任首先要看事故成因 與車輛性質無關 8月11日，記者為此聯繫到鄭州交警，一位民警稱，交通事故責任首先要看事故成因，與車輛性質具體是機動車還是非機動車無關。 這位民警解釋，如果事故是因有人無證駕駛機動車導致，就是不會開車的人開車造成，是要他負責。但是如果無證的人也是在正常行駛，是其他車輛違反交通規則與其相撞，導致交通事故，那也是違反交通事故的人承擔事故責任。無證駕駛是違法，但不是事故成因。 另一位長期從事交通事故處理的民警也表示，事故的責任劃分，應當根據事故的直接原因劃分，而不是因為行為人有行政違法因素，就推定其負有事故責任。比如，無證、酒駕、毒駕也是在正常行駛，他人違反交通規則造成了交通事故，應該根據事故原因定責。無證、酒駕、毒駕等違法行為，再另外追究法律責任。但現實中，為了考慮大多數人的法感情，會給上述的違法行為定一部分責任。 這位民警補充提到，交通肇事罪終究是刑事犯罪，要有刑法上的因果關係，不能簡單因為一個行政違法行為，就判定他對事故有責任。
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清政府以戰敗國的身份付給戰勝國日本2.3億兩白銀作為戰爭賠償，日本藉此大力發展了重工業、軍火工業和教育事業。 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按照有關國際法和國際慣例，日本理應對中國人民進行賠償。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卻沒有得到日本應有和及時的戰爭賠償。此後，由於時事變換，最終中國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這段歷史背後有著複雜的成因。 美國違背諾言，從中作梗 在處理日本問題上，美國認為其在對日戰爭中起了巨大作用，便以盟主的身份自居，操縱和包攬了日本賠償等事宜。當時的國民黨政府雖然表面上躋身四強，但在賠款事宜中所起的作用很有限。 1945年由中、美、英三國發布的《波茨坦公告》明確了日本賠償的原則，即可以保留維持其經濟運轉所必須的工業設備和實物，其餘的用來賠償。 資料圖：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 戰後初期，美國曾推行「先期拆遷」計劃，即將提日本工業設備實物的30%作為直接受日本侵略國家的賠償物資，其中中國可得15%。但隨著美蘇對立加劇和中國解放戰爭的推進，美國為扶持日本作為反蘇反共基地，不斷縮減賠償範圍。 中國戰時損失，據國民黨行政院賠償委員會的估計，按當時價格計算，不下620億美元，而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才約值2250萬美元，只佔萬分之三。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設備首推吳港「11—5—5」海軍兵工廠的1.5萬千瓦發電設備一套；其次是同廠的200噸碼頭式起重機一具。中方得到通知後，立即派了幾位專家前往拆遷。 就在這兩套設備拆卸時，美國政府於1949年5月13日向盟總頒發臨時指令，取消了「先期拆遷」計劃的執行，停止了日本對各盟國的賠償。至此，戰後對日索賠的事宜實際上已被美國腰斬。 國民黨為己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1949年下半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民解放戰爭節節勝利，國民黨政權土崩瓦解。12月底，國民黨當局全部撤到了臺灣。 臺灣當局為獲取美國支持及維持所謂「中國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在對日賠償問題上態度大變，甚至表示可酌情核減或全部放棄賠償。 國民黨對日索賠態度的轉變，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還在於蔣介石堅持反共而對日本反共政府採取的所謂寬大、不進行報復的政策，以實現它以中國合法政府的身份參加對日和約的籤字。因為日本曾在此前威脅說，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籤訂雙邊條約。 1952年2月17日，臺灣與日本和約談判正式開始。談判幾經周折，臺灣當局多次妥協讓步，最終在戰爭賠償等實質問題上徹底放棄。1952年4月，臺灣當局與日本籤訂所謂的「日華條約」，為一黨一派之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資料圖：1952年4月，「日華條約」在臺北籤署。 中國政府從大局出發，放棄戰爭賠償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將蔣介石的代表從聯合國的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中國成為聯合國成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70年代初，由於國際戰略格局發生變化，美國外交政策實施了兩項重大轉變：一是美國承認中國並對建立外交關係進行談判；二是徵收10%的進口稅，主要目的是打擊日本，同時停止美元和黃金的兌換。這兩項與日本關係極為密切的政策出臺，狠狠打擊了精神上毫無準備的日本。這一切大大刺激了日本政界。他們不能不反躬自問，對華政策上緊跟美國是否做錯了。 不久，不得人心的佐藤政權垮臺，田中角榮出任內閣總理大臣。田中就職後立即宣布把日中邦交正常化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中日邦交正常化時機漸趨成熟，戰爭賠償問題再次被提上日程。 1972年7月以後，中國為實現與日本邦交正常化進行積極的準備，周恩來總理就放棄戰爭賠償問題作了下述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復以前，臺灣的蔣介石已經先於我們放棄了賠償要求，共產黨的肚量不能比蔣介石還小。第二，日本為了與我國恢復邦交，必須與臺灣斷交。在賠償問題上採取寬容態度，有利於使日本靠近我們。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對華賠償，其負擔最終將落在廣大日本人民頭上，這樣，為了支付對中國的賠償，他們將長期被迫過著艱難的生活。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與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願望。 資料圖：1978年8月12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籤字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發表了《日中共同聲明》，中日兩國籤訂了《日中和平友好條約》，同年10月23日生效。中國政府從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願望和長遠利益出發，放棄了1200億美元國家間的賠償要求。 資料圖：1978年10月23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互換儀式在日本首相官邸舉行。 中國政府雖然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但是，就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行的賠償要求——1800億美元的國民賠償要求，中國政府在任何場合都沒有宣布予以放棄。 這種對受害賠償要求的保留，給我們留下了一個符合國際法的向日本提出受害賠償的機會。 中國新聞社綜合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策劃：於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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