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屆投洽會將於9月8日至11日在福建廈門舉行
2025-12-31 07:38 6,814次浏览自習室裡不「自習」 託管服務「穿馬甲」 暑期一些地方學科培訓「隱蔽作業」 8月初，家住北方某大城市的大學生王世濤，想利用暑假搭建論文框架，便準備找個安靜的自習室。他用手機檢索到了附近一家營業的自習室，不過，讓王世濤稍感意外的是，這裡並不安靜：門外貼著很多醒目亮眼的海報，海報上的內容除了自習還有託管和素質培養等，站在樓道裡就能聽到從裡面傳出的英語單詞朗讀聲。 更讓王世濤意外的是，推開磨砂玻璃門，往常供一個人使用的隔間裡，擠進了三四個學生，有的甚至多達五人，一位年輕老師正在給這些孩子講英語。 顯然，面向中小學生的學科培訓在這家自習室裡悄悄地進行著。 學習要張弛有度。暑假本是中小學生放鬆身心、調整節奏的最佳時機，不過，暑假往往被賦予了「彎道超車」的功能，以至出現過多的學科類培訓、過重的學業負擔。 為此，202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這個被稱為「雙減」的政策明確提出要嚴格執行未成年人保護法有關規定，校外培訓機構不得佔用國家法定節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組織學科類培訓。之後多個配套政策和舉措連續出臺，在幾年的「重拳出擊」下，「野蠻」培訓的校外環境得到了有效治理。 然而，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儘管幾年前那種滿街都是培訓機構的「盛況」已經看不到了，但針對中小學生的學科類培訓依然存在，並更加隱蔽，披上了「自習室」「託管班」等外衣。 自習室裡不「自習」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網絡平臺搜索了「自習室」，然後隨機走訪了北方某大城市的幾家自習室。記者發現，這些自習室大概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傳統意義上的自習室，安靜是這類自習室的主基調。這種自習室通常被分為「鍵盤區」和「沉浸區」，整個自習室最大的聲響就是鍵盤敲擊聲和腳步聲，「自習」得非常純粹。 另外一類則截然不同。 在這類自習室裡，空間被明顯分為了「自習」和「課外班」兩種用途。條件好一些的是在公共區域以外分割出幾個獨立的小房間，小間裡通常是一個老師給幾個學生講課，不過畢竟空間有限，隔音不可能太好，記者在一家自習室的留言區看到這樣的評論：「鍵盤大屋旁邊的小屋太吵了，完全不隔音，老師給小朋友講課的聲音能聽得一清二楚……」 還有條件更差的，直接在公共區域內再闢出一塊，用隔板圍出更小的空間，老師就在這樣僅由隔板圍成的狹小空間中講課。 記者通過觀察發現，這類自習室又可以分為兩種： 一種是老師常年駐紮在自習室裡，如果是到這裡純粹上自習的人，可以按照正常程序，在前臺兌換在平臺上購買的時長，找到自己的座位正常自習。如果是來上課或者是諮詢上課的，會有專門的人接待。記者看到自習室裡有小學生，詢問前臺是否有針對小學生的課程，前臺接待人員立刻把記者引薦給了一位專門負責課程的老師，老師立刻熟練地開始詢問記者「孩子開學上幾年級」「想補什麼課程」…… 另外一種自習室則完全失去了「自習」的功能，這裡，一邊是小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下聽寫單詞、抽查課文；另一邊，初中生身旁堆放著厚厚的錯題本。授課老師在電腦屏幕、課本、紙質資料間靈活切換，角落裡的印表機「吞」下A4紙「吐」出中高考的模擬題目，還有被稱為「班主任」的老師，一邊在微信上對接家長和授課老師，一邊負責給學生訂飯…… 記者在一家自習室裡遇到了開學即將升入小學六年級的曉萱。曉萱的父母工作很繁忙，暑假很難照顧她，於是就找了這家離家很近的自習室，在這裡上課、寫作業。 「老師有沒有資質，我們心裡沒底，至於環境，對比了好幾家，有的甚至連隔板都沒有呢。」曉萱的媽媽姜女士說。 「雙減」政策對面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有著明確的資質要求，而且明確，「從事學科類培訓的人員必須具備相應教師資格，並將教師資格信息在培訓機構場所及網站顯著位置公布」。 記者在走訪的這幾家自習室內均沒有看到相關公示內容。 託管服務穿「馬甲」 除了藏在自習室裡的課外班外，託管班是課外班的又一個「馬甲」。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北方某大城市一機構外看到了「免費託管」的廣告。 8月上旬一個工作日的下午4點半，記者在「免費託管」廣告附近看到了多位來接孩子的家長。一位家長告訴記者，自己跟丈夫平時工作都比較忙，下班很晚，孩子馬上就要升入四年級了，不想讓孩子在家裡「虛度時光」，就給他報了這個託管班，「至少有人看著寫作業，總比在家玩手機強。」這位家長說。 「免費託管」其實是這家機構招攬課程生源的「入口」。記者在這家機構前臺看到，一位姓張的老師了解到一位家長是給五年級的孩子進行諮詢時，立刻介紹起了機構的數學提升課程，「我們這邊很多『五升六』的家長都選擇『小中銜接套餐』，除了課本知識，還會帶一些奧數競賽題。」張老師接著指著教材上的「雞兔同籠」例題說：「您看這樣的題，我們就會教孩子用方程和假設法兩種解法。」 幾番溝通後，這位家長就領走了數學、英語測試卷，機構將根據孩子的答題情況最終確定分班並匹配老師。 記者注意到，在這裡，託管僅是一項附贈服務，機構內一面牆上貼著的暑期課表顯示，每周一、三、五是數學課，每周二、四是英語課。「現在報名數學或者英語就可以享受託管服務了，託管服務最晚可以持續到晚上6點。」 隱蔽培訓背後是基礎教育評價體系的單一性 無論是自習室裡補課，還是披著託管的外衣進行補課，隱蔽性都是這類補課的顯著特點。而「見不得光」往往與「風險」相連，比如，教學質量無法保障、收費不透明、退費困難、消防安全隱患等，甚至可能遇到無資質的「黑機構」或人員。 當校外培訓頻頻「改頭換面」「穿馬甲」後，也給監管帶來了巨大的挑戰。曉萱告訴記者，最初自己是在一間獨立的教室裡試聽課程的，上了幾次課後老師說教室不夠用了，就轉移到了現在完全不隔音的自習室。「媽媽說，我們是從大教室被騙到了小隔間。」 有人說，課外學科培訓的負擔之所以很難減下來，就是因為中國家長連綿不絕的培訓需求。 其實，家長也很無奈。 一位初二學生家長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學校開家長會的時候，老師們都會說不贊成家長給孩子報課外班，但是後面總會跟上一句話「有的時候也是沒辦法，這是現在學校面臨的基本盤」。 家長們能聽懂老師的「言外之意」。 一位家長坦言，「都說這是『劇場效應』，家長們都是在劇場中看劇的人，絕大多數人不想站起來看劇，但是，現在場子裡已經有不少人站了起來，沒辦法，我們也只能站起來，總不能讓孩子掉隊吧」。 這幾天，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發現，在北方某大城市，一家處在「頭部」位置的校外培訓機構的線下門店多了起來，門店顯眼位置的廣告上有美術班、書法班、舞蹈班等各種素質班，當記者以家長的身份詢問是否有針對中小學生的學科培訓時，門口的老師馬上拿出手機，展示其中的文件，那裡有針對各個年級的語文、數學、英語等課程的課程表和開班時間……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指出，培訓的剛性需求依然旺盛。 「第一，我們的教育評價標準過於單一；第二，教育依然存在不均衡，只要這兩個條件存在，那麼剛性的培訓需求就存在，就很難消除。」儲朝暉介紹，他曾經到丹麥考察發現，丹麥的學生在九年級前沒有學業考試，學校老師每個學期會從身體發育、體能、語言、計算、閱讀、社交與情緒發展等維度對學生進行專業評估，形成綜合性成長報告，取代單一的學科分數。 單一評價意味著「唯分數」和「篩選性」，儲朝暉認為，只有把「唯分數」的單一評價改為「多主體、多維度、全過程」的綜合評價，才能真正給中小學生「鬆綁」，並從根本上壓縮校外培訓的生存空間。 當然，在治理校外培訓的同時，還要提升學校教育的質量。《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明確提出，要在「鞏固校外培訓治理成果，嚴控學科類培訓，規範非學科類培訓」外，還要「強化學校教育主陣地作用，全面提升課堂教學水平，加強對學習困難學生的輔導。壓減重複性作業，減少日常考試測試頻次」。 唯有「課內提質」和「課外治理」同發力，才能讓自習室回歸安靜自習的本源，讓託管服務真正卸下「馬甲」，讓「雙減」的減負目標落到實處，讓孩子們擁有一個真正屬於他們的、不被學科培訓侵佔的假期。 (文中學生及家長均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樊未晨 實習生 康璐瑤 楊展儀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5年08月11日 05版
準備好了迎接工作，工作卻臨時「爽約」了——據封面新聞等媒體報導，今年以來，多地師範類應屆畢業生在籤好「三方協議」後，擬入職的學校以招生不足為由，或不再錄用，或暫緩入職，或調崗。這幾乎是雙輸的局面：師範生錯過了最佳求職期，維權困難；學校則說自己很無奈——招生規模低於預期，不需要那麼多老師。 此前，2024年，有媒體報導，不少企業與已籤好「三方協議」的應屆畢業生解約，且這些公司大部分在行業裡發展勢頭較好，如新能源汽車、通信軟體等。其中，一部分畢業生落戶也受到影響。 所謂「三方協議」，全稱叫《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協議書》，由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三方籤署，明確應屆畢業生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一系列問題。它不同於勞動合同，不受勞動法保護。畢業生拿著它去用人單位入職後，才會籤署勞動合同。 曾經，一些高校畢業生是三方協議的毀約方，一些用人單位通過約定天價違約金來制約大學生毀約。2019年，為了更好保障應屆畢業生的權益，讓他們在選擇有變時不必承受過重的代價，教育部提出建議，違約金不得超過5000元。如今，企業「違約」時，違約金也是5000元。有學生對媒體說，幾千元錢難以彌補他們的損失，雙方很可能產生更多糾紛和爭執。 應屆生的就業保障好不好，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專家說，可以將「三方協議」納入勞動法，遇到糾紛時，啟動勞動監察或勞動仲裁機制。也有學校把違約的企業拉入校園招聘的黑名單。 在我看來，只有引導招聘市場良性發展，才能更好地保護雙方的利益。社會既要充分保障應屆生的權益，也要保護企業校園招聘的積極性。如果對企業的處罰過重，企業縮小校園招聘的規模和範圍，將進一步壓縮應屆生的就業空間。 營造一個和諧、友好的就業環境，不只是求職者和企業雙方的事，還需要法律體系能跟得上就業形勢的新變化；政府部門積極有為，及時調和雙方的矛盾；教育系統能為「被違約」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持。 比如，當企業確實因經營問題，不得不違約時，政府部門可以介入，讓「被違約」的畢業生保有應屆生的身份，不會喪失應屆生原有的權益。對多次、頻繁違約的企業，政府部門則要加強監管。 目前，「三方協議」的違約更多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面對越來越多的違約情況，是否可以考慮拓寬申訴渠道，讓被違約的學生反映情況更方便？又是否能夠為被違約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就業指導，而不是讓他們陷入「自認倒黴」、不得不匆忙「落地」的境地？ 如果用人單位確因經營狀況不佳要解約，也應該有更溫情、人性化的方式。比如，違約企業或許可以向同行業的其他企業推薦這些「被違約」的應屆生，讓他們有被看見、被錄用的機會。 據媒體報導，一些民辦學校違約，是因為招生人數「嚴重背離預期」。也許，提前做好人力資源調研與規劃，明確當年用人需求，可以減少這種令人惋惜的錯位。 此外，「契約精神」不是「自覺」發生的，明確企業違約的賠償標準，也應是法治發力的方向。 對於那些即將離開校園卻忽然失去落腳點的年輕人，高校也不妨給予更多支持。比如，有能力的學校可以為「被違約」的畢業生提供宿舍暫住、幫助他們接觸新的工作機會。針對來校開展校園招聘的單位，學校應該開展充分的背景調查工作，並在籤好「三方協議」後，積極跟進畢業生的入職進展。 一篇名為《信用法治視角下企業違反就業三方協議的治理路徑》的論文提供了新解法：高校可以在合法範圍內收集違約企業的信用信息，提交給當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機構，經審核後對外發布。 高校作為「三方協議」的一方，披露違約企業的行為具有一定公信力。高校公開披露的信息數據也可以被納入國家信用體系，作為考核企業管理的硬指標。 靠學生「認倒黴」、企業「認罰款」，不是系統性解決就業違約問題的思路。真心想為這些年輕人做點事，能想的辦法還有很多。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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