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罷免」第二輪投票結束 國民黨完勝
2026-02-03 22:12 7,768次浏览每年六月高考過後，高考作文題都會準時登上熱搜榜，全民熱議的背後，藏著一個深層的思考：我們到底希望通過一道作文題，考查學生的哪些素質？其實，高考作文題從來都不只是寫作測試。當我們討論「什麼是好的高考作文題」時，實際上是在追問：未來的社會中堅，該具備怎樣的思維能力和人文素養？ 作文題不只是「寫作任務」 要說清楚「好的高考作文題」，得先回到本源：作文題究竟是什麼？ 從「題目」二字，你能看到古人造字時的巧思。《說文解字》裡說「題，額也」，額頭是人臉上最顯眼的部位。「目」就更直接了，本義眼睛，後來引申出「條目」「項目」之意——比如說「目錄」，就是「用眼睛看的條目」。當「題」和「目」組合在一起，就有了奇妙的張力：「題」是框架、方向，像額頭一樣明確；「目」是細節、視角，像眼睛一樣靈活。比如寫《我的校園》，「校園」是「題」，規定了你不能寫家裡的事；但可以寫操場的樹、教室的窗——這些都是「目」的自由。這種「規範」與「開放」之間的平衡，正體現了作文題目的本質。好的作文題，就像給你畫了一個圈：圈太小，人會受限制；圈太大，人會迷茫。它得在「管」和「放」之間找到那個微妙的點。 生活中處處有「題」。老師布置的「讀後感」是題，單位要求的「工作總結」是題，但作文題和這些都不一樣——它是「用文字表達思考」的專門訓練。筆者曾請教過一位前輩：「教了三十年作文，您覺得作文題最該教會學生什麼？」他說：「不是華麗的辭藻，而是『想清楚再寫』。一道好的作文題，會逼著學生把事情想明白：我要表達什麼？別人可能怎麼反駁我？」比如寫《談堅持》，平庸的題目只會讓學生堆砌例子，而好的題目會加個限定：「堅持到底一定是對的嗎？」——這就逼著學生思考「堅持」和「變通」之間的關係，從單一的價值判斷轉向辯證思考。作文題的終極目的，是培養「有邏輯的表達」和「有深度的思考」。這一點，在高考作文題裡體現得尤為明顯。 因此，好的高考作文題，就像剝洋蔥，一層比一層「辛辣」，也一層比一層接近核心。 第一層是「現象層」。比如上海卷的「專・轉・傳」，表面是在說「專業知識怎麼轉化、怎麼傳播」。考生可以舉「科學家寫科普書」「學術論文被短視頻解讀」的例子，這是最基礎的要求。 第二層是「邏輯層」。它要求考生找到事物之間的關聯：從「專」到「轉」是不是必須的？「轉」得越多，就一定「傳」得越廣嗎？有個考生寫道：「專業是根，轉化是橋，傳播是果。但橋要是建歪了，根就會被挖斷，果也會爛在地裡。」這種對邏輯關係的辨析，比單純舉例進了一步。 第三層是「價值層」。它追問的是背後的意義：在信息爆炸的時代，我們為什麼需要「專業」？「流傳」的本質是什麼？有考生提到：「真正能傳下去的，從來不是知識本身，而是知識裡藏著的人對世界的追問。就像孔子的話傳了兩千多年，不是因為他說的每句話都對，而是因為他教會了我們『怎麼做人』。」這種思考，已經觸及了文明傳承的本質。 普通作文題可能只需要剝開第一層，而高考作文題，要求考生至少剝開第二層，能摸到第三層的，才是真正的佼佼者。 高考作文題是一份精神成人禮 有位教育專家說過：「高考作文題是給18歲年輕人的一份『精神成人禮』。」18歲是人生的重要節點，一道好的作文題，應該在這個節點上，啟發他們思考一些「必須想清楚」的問題。 它該教會學生「直面真實」。生活不是美好的童話，而是充滿了矛盾和不確定。好的作文題，應該讓學生明白這一點。它不應該只展示「崇高」「美好」，也應該讓學生看到「平凡」「掙扎」。比如寫「苦難」，不僅要寫英雄的犧牲，也要寫普通人的無奈；寫「成功」，不僅要寫光鮮的結果，也要寫背後的代價。這樣，學生走出考場後，才不會被「完美人生」的幻想迷惑，才能更從容地面對生活中的不完美。 它該鼓勵學生「保持追問」。真正的人才，不是「知道答案」的人，而是「善於提問」的人。好的作文題，應該在學生心裡種下「追問」的種子。比如面對「專・轉・傳」，追問「什麼知識值得被傳承」；面對「苦難與新生」，追問「我們該如何紀念歷史」；面對「AI與人類」，追問「人之所以為人的意義是什麼」……這些追問，可能沒有標準答案，但很可能會伴隨學生一生，成為他們深度思考的起點。 它該引導學生「學會擔當」。好的高考作文題，應該讓學生意識到自己的社會角色。有個考生在作文結尾寫道：「艾青說『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現在的我，可能還說不出這麼深沉的話，但我知道，我腳下的土地，需要我們這代人去守護。也許是學好一門技術，也許是做好一份工作，也許只是不辜負每一天的陽光。」這段話沒有豪言壯語，卻透著樸素的擔當——這正是社會需要的品質。 讓高考作文題成為「思想的種子」 高考作文題的意義，遠不止於「選拔人才」。它像一顆種子，種在每個考生的心裡，會在未來的歲月裡生根發芽，讓他們成為有思考能力、有擔當精神、有時代感知力的人。 對命題者來說，設計一道好作文題，需要勇氣：敢於跳出「安全區」，不怕被質疑「太難」；需要智慧：在規範與開放、傳統與未來、公平與區分之間找到平衡；更需要情懷：真正關心年輕人成長，關心這個國家的未來。 好的高考作文題，應該是個「矛盾容器」。它不提供標準答案，而是拋出一個讓人糾結的問題，逼著考生去權衡、去辨析。在這方面，2025年全國1卷作文題就做得不錯。老舍的「開不了口」和艾青的「嘶啞歌唱」，本身就是一對矛盾：人在困境中，到底該沉默還是發聲？沉默是懦弱還是智慧？發聲是勇敢還是魯莽？這種矛盾，沒有標準答案，卻能看出考生的思維深度。 好的高考作文題，應該像一架「思維梯子」：起點不高，讓大多數考生都能爬上去；但越往上，臺階越陡，越能區分出誰有力量爬到頂端。上海卷的「專・轉・傳」就很像這樣的梯子。最底層，考生可以解釋三個詞的意思，舉幾個簡單的例子——這對大部分考生來說都不難。中間層，需要分析三者的關係：「專」是基礎，「轉」是橋梁，「傳」是目標？還是說「轉」可能毀掉「專」，「傳」未必需要「轉」？能想到這一步，就已經不錯了。最高層，則要跳出文字本身，思考時代問題：在算法推薦的時代，「專」的深度會不會被「轉」的流量綁架？在信息速朽的時代，「傳」的意義是不是該重新定義？ 好的高考作文題，既要紮根當下，又要面向未來。它得讓考生聊聊身邊的事，更得讓考生想想十年後的世界，不僅關注「歷史」和「文化」，還要觸及「未來」。現在的考生是「數字原住民」，他們從小玩VR、刷短視頻、用AI，這些經驗應該被納入作文題。未來的社會，需要能和AI共處、能應對技術變革的人才。高考作文題作為「指揮棒」，應該引導學生關注和思考：技術和人文該怎麼平衡？人類獨特的創造力到底在哪裡？ 一道好的高考作文題，最終會沉澱為一代人的共同記憶。多年後，當考生們回憶起18歲那年的考場，他們可能記不清具體的分數，卻會記得那道題曾讓他們認認真真地思考：「我是誰？我要成為什麼樣的人？我該如何面對這個世界？」 這，才是高考作文題最珍貴的價值。 (作者：程永超，系上海市建平中學正高級教師、全國百佳語文教師)
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清政府以戰敗國的身份付給戰勝國日本2.3億兩白銀作為戰爭賠償，日本藉此大力發展了重工業、軍火工業和教育事業。 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按照有關國際法和國際慣例，日本理應對中國人民進行賠償。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卻沒有得到日本應有和及時的戰爭賠償。此後，由於時事變換，最終中國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這段歷史背後有著複雜的成因。 美國違背諾言，從中作梗 在處理日本問題上，美國認為其在對日戰爭中起了巨大作用，便以盟主的身份自居，操縱和包攬了日本賠償等事宜。當時的國民黨政府雖然表面上躋身四強，但在賠款事宜中所起的作用很有限。 1945年由中、美、英三國發布的《波茨坦公告》明確了日本賠償的原則，即可以保留維持其經濟運轉所必須的工業設備和實物，其餘的用來賠償。 資料圖：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 戰後初期，美國曾推行「先期拆遷」計劃，即將提日本工業設備實物的30%作為直接受日本侵略國家的賠償物資，其中中國可得15%。但隨著美蘇對立加劇和中國解放戰爭的推進，美國為扶持日本作為反蘇反共基地，不斷縮減賠償範圍。 中國戰時損失，據國民黨行政院賠償委員會的估計，按當時價格計算，不下620億美元，而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才約值2250萬美元，只佔萬分之三。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設備首推吳港「11—5—5」海軍兵工廠的1.5萬千瓦發電設備一套；其次是同廠的200噸碼頭式起重機一具。中方得到通知後，立即派了幾位專家前往拆遷。 就在這兩套設備拆卸時，美國政府於1949年5月13日向盟總頒發臨時指令，取消了「先期拆遷」計劃的執行，停止了日本對各盟國的賠償。至此，戰後對日索賠的事宜實際上已被美國腰斬。 國民黨為己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1949年下半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民解放戰爭節節勝利，國民黨政權土崩瓦解。12月底，國民黨當局全部撤到了臺灣。 臺灣當局為獲取美國支持及維持所謂「中國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在對日賠償問題上態度大變，甚至表示可酌情核減或全部放棄賠償。 國民黨對日索賠態度的轉變，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還在於蔣介石堅持反共而對日本反共政府採取的所謂寬大、不進行報復的政策，以實現它以中國合法政府的身份參加對日和約的籤字。因為日本曾在此前威脅說，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籤訂雙邊條約。 1952年2月17日，臺灣與日本和約談判正式開始。談判幾經周折，臺灣當局多次妥協讓步，最終在戰爭賠償等實質問題上徹底放棄。1952年4月，臺灣當局與日本籤訂所謂的「日華條約」，為一黨一派之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資料圖：1952年4月，「日華條約」在臺北籤署。 中國政府從大局出發，放棄戰爭賠償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將蔣介石的代表從聯合國的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中國成為聯合國成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70年代初，由於國際戰略格局發生變化，美國外交政策實施了兩項重大轉變：一是美國承認中國並對建立外交關係進行談判；二是徵收10%的進口稅，主要目的是打擊日本，同時停止美元和黃金的兌換。這兩項與日本關係極為密切的政策出臺，狠狠打擊了精神上毫無準備的日本。這一切大大刺激了日本政界。他們不能不反躬自問，對華政策上緊跟美國是否做錯了。 不久，不得人心的佐藤政權垮臺，田中角榮出任內閣總理大臣。田中就職後立即宣布把日中邦交正常化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中日邦交正常化時機漸趨成熟，戰爭賠償問題再次被提上日程。 1972年7月以後，中國為實現與日本邦交正常化進行積極的準備，周恩來總理就放棄戰爭賠償問題作了下述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復以前，臺灣的蔣介石已經先於我們放棄了賠償要求，共產黨的肚量不能比蔣介石還小。第二，日本為了與我國恢復邦交，必須與臺灣斷交。在賠償問題上採取寬容態度，有利於使日本靠近我們。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對華賠償，其負擔最終將落在廣大日本人民頭上，這樣，為了支付對中國的賠償，他們將長期被迫過著艱難的生活。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與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願望。 資料圖：1978年8月12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籤字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發表了《日中共同聲明》，中日兩國籤訂了《日中和平友好條約》，同年10月23日生效。中國政府從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願望和長遠利益出發，放棄了1200億美元國家間的賠償要求。 資料圖：1978年10月23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互換儀式在日本首相官邸舉行。 中國政府雖然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但是，就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行的賠償要求——1800億美元的國民賠償要求，中國政府在任何場合都沒有宣布予以放棄。 這種對受害賠償要求的保留，給我們留下了一個符合國際法的向日本提出受害賠償的機會。 中國新聞社綜合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策劃：於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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