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聲唱響《有我》，情景再現鐵律！彭浦鎮這樣紀念抗戰勝利80周年
2026-01-18 20:08 2,657次浏览恢宏的龍首，精巧的佛像，一磚一瓦、一盞一缽……在白洋澱畔，古鎮煙火之間，來自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的考古工作者們，歷時8年，喚醒了一座沉睡千年的古城——古州城。 8年來，考古工作者對古州城遺址展開系統性考古工作，勘探面積累計約30餘萬平方米，發掘面積累計2600平方米。考古勘探勾勒了遺址內外雙城垣的布局，考古發掘搭建了遺址漢唐至五代的時空框架。 日前，「長安二千三百裡——雄安古州城遺址考古成果展」在中國考古博物館開展。該展覽首次面向公眾系統展示雄安新區古州城遺址的重大考古成果，生動展現了雄安新區深厚的歷史底蘊。 發現古州城遺址 古州城遺址古稱鄚城，是漢唐時期鄚縣縣治、唐代鄚(莫)州州治所在地。這座城址見證了漢唐盛世，也經歷過五代的金戈鐵馬，最終和不少古城一樣，湮沒在歲月之中。目前在遺址南部地表，外城城牆仍然巍然矗立，向人們訴說著一座古城的過往與新生。 時間回到1976年，古州城遺址在文物普查中被發現，後來對其進行過數次考古調查。 2017年，雄安新區設立。同年，古州城遺址的考古之路開啟。6月起，雄安新區聯合考古隊對轄區內的文物遺存進行全面調查。2019年，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及雄縣文化和旅遊局聯合組成考古隊，對古州城遺址進行了無人機航測，繪製了古州城現狀一體地形圖，初步建立了地理信息系統。此外，還初步建立起了古州城歷史文獻的編年。 「2020年，古州城遺址首次進行了全面考古勘探，初步釐清遺址為1號與2號城址的雙重城址結構。綜合研究表明，2號城址可能為漢唐時期鄚縣縣城(縣治)，1號城址可能為唐代鄚(莫)州州城(州治)所在，二者存在歷史沿革。」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雄安考古隊隊長何歲利說。 值得關注的是，2020年，考古隊在1號城址東南部城牆內側道路解剖發掘時，發現了疊壓於道路之下的一處隋唐磚砌水井，水井開口距離地表1.5米。井內靠近底部發掘出土了較完整的紅陶罐、石刻殘塊、小木梳等北朝及隋唐時期的遺物。 在專家看來，水井遺存的發現與研究為確定古州城1號城址城牆的營建年代提供了有力證據。 次年，考古隊對2號城址城牆、護城河以及城牆內外道路等進行了考古發掘。同時，新發現了3號、4號建築遺址。「在發掘過程中，出土大量唐代磚、瓦等建築構件，青掍瓦、瓦當揭示了此處可能存在唐代較高等級的建築。」何歲利說。 這在後續的考古發掘中得到了證實，2023年，考古隊對3號遺址西側的4號遺址進行了發掘，初步確定了古州城內唐代較高等級寺院遺址的存在。同年，在3號遺址東北部勘探發現了18號建築址，並於去年對其進行了考古發掘，出土了學界和社會廣泛關注的唐代龍首等遺物。 「漢唐城牆、隋唐水井、石刻殘塊、唐代龍首等豐富遺存的發現，實證了這片土地延續千年的城市文脈。」何歲利說。 考古成果勾勒歷史圖景 何歲利還清晰地記得龍首出土時的情形，「出土時表面覆蓋泥土，雖然外形比較完整，但內部已碎為數百塊」。在考古隊員的毛刷下，龍首的灰陶胎體上顯露出彩繪遺存——黑色眼珠、綠色眼線等。 發現龍首的那天是去年10月28日，考古隊在發掘18號建築址西北部的磚瓦坑時，於地表下1米左右處，發掘出土了2件陶質龍首。「結合地層堆積與磚瓦坑中同時出土的唐代磚瓦、瓦當、開元通寶錢幣，以及相關科技測年數據，判定為唐代龍首。」何歲利說。 相關專家表示，唐代的陶質龍首存世量極少，考古發掘出土的更是少之又少，目前僅有黑龍江、山東、河南等地有零星出土，也不太完整。這次考古發掘出土且保存相對較完整的唐代陶質龍首十分罕見。 不到一周，這兩件龍首被送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考古方艙，對其的保護修復和研究工作同步展開。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助理研究員、實驗室考古方艙負責人劉勇介紹，為了讓龍首重煥光彩，在龍首保護和修復過程中，課題組採用了室內清理、多視角三維成像、遺存提取、超聲波清洗、曲面微區X射線螢光分析、三維雷射掃描、虛擬拼接、實物拼接、補配等技術，在今年5月成功修復了2件龍首，還原了唐代龍首建築構件原貌。 「研究表明，9號龍首應為垂獸，10號龍首應為戧獸。通過復原，發現它們所在的建築垂脊寬度達45釐米、戧脊寬度達30釐米，可以想像非常宏偉壯麗。」劉勇說，「兩件龍首的形象生動逼真、圓潤壯實、氣宇非凡，顯示出唐代龍文化的兼容並蓄。」 在此次展覽中，除了展出兩件修復完成的龍首之外，還展出了古州城遺址出土的陶器、瓷器、瓦當、鎏金小銅佛等。 展櫃中的一件標註為陶量的文物引得不少觀眾駐足。「這件文物的修復最重要的是對其上面的幾個字的保護，不能在修復過程中讓其產生磨損。其實，每一件文物的修復手法、技術都是不一樣的，都需要採取獨特的修複方案。」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文物修復師郭正臣說。 「為了確認這件文物的用途，我們把修復好的陶量套上保護袋放在秤上，緊接著往裡注水，直至注滿，顯示重量是2067克，經過換算，陶量的容積是2067毫升，正好相當於漢代的一鬥，即10升。所以，可以確定這個器物是量器。」劉勇說。 「陶量上面的4個字經考證為『都鄉定裡』，『都鄉』正是秦漢時期郡縣治所所在的行政單位，這也成為古州城(古稱『鄚城』)作為鄚縣治所的實證。」何歲利說。 從鄚城到長安城 《舊唐書》記載：「(莫州)去京師二千三百一十裡。」 何歲利表示，有唐一代，從中央到地方，聯繫非常緊密，顯現出強大的向心力。「長安和鄚城就體現了這樣的關係，長安用的一些建築構件、器物等，在地方依然可以使用，這從古州城遺址的出土文物就可以看出。」他說，「長方形手印磚、蓮花瓦當、白瓷碗……此次展覽專設的『長安遺珍』單元展出了唐長安城，包括宮城、大明宮、三清殿、麟德殿出土的一些重要遺物。我們不難發現，長安城出土的一些建築構件，比如磚、瓦、蓮花瓦當等，還有一些陶瓷器、日用品等，在古州城有它的影子。」 和何歲利一起參加古州城遺址考古發掘的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盧亞輝介紹，在水井中發現的文物中，有兩個瓷罐，「一件是青瓷、一件是白瓷，從其造型來說，和在長安城發現的相近，這反映了當時的鄚城和長安聯繫緊密」。 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安家瑤表示，從建築構件上來看，古州城遺址出土的青掍瓦、蓮花瓦當、龍首等，在長安城也出土了不少。「但是兩者稍微有些區別，在古州城出土的更生動一些。一個原因可能是鄚城離長安城遠一些，工匠們可以更自由地發揮。從二者對比的角度來說，古州城遺址的考古發掘是非常有意義的。」 專家表示，「長安遺珍」單元以唐長安城為宏大背景，展出蓮花紋瓦當等代表性遺物，揭示出長安和鄚城兩城雖遙距二千三百一十裡，卻共同詮釋了唐代「開放包容、多元一體」的文明特質。(記者 趙曉霞) 《人民日報海外版》
一尊創作於1937年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的雕塑泥稿，緣何直到1946年才得以展出？這尊保留著煤灰等痕跡的雕塑，為何在巴黎一經面世就震驚了世界？ 今年七八月間，在南京、北京等地，「凱歌穿越八十年」尋訪團成員與雕塑作品《轟炸》數次「相遇」，被作品中這位為躲避日軍轟炸，懷抱嬰兒、手牽幼子、奮力前衝的母親深深觸動。作為中國雕塑史上直接表達戰爭主題的傑作之一，江蘇籍著名雕塑家滑田友創作的《轟炸》凝聚著中國人民的血淚控訴，成為人類「銘記歷史、珍愛和平」的青銅備忘錄。 誕生於巴黎地下室的民族悲歌 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南京大屠殺史實展」第一部分，《轟炸》雕塑在此靜靜佇立：年輕的母親仰頭回望天空中的敵機，右手緊摟著懷中的嬰兒，左手拉著幾歲的幼子，在驚惶中奔走。雕塑中，母子三人的身體以45度前傾，形成極不穩定的三角形，母親繃直的脊梁與孩童蜷縮的身體，構成了強烈對比，大大強化了作品的視覺張力。 「2007年，我們將《轟炸》捐贈給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為的是讓更多人銘記這座城市曾經的血淚，這也是父親生前的願望。」 滑田友之女滑夏為我們講述了《轟炸》曲折的創作過程—— 1937年7月7日，日本悍然發動盧溝橋事變，由此開始了全面侵華戰爭。當年12月，當聽到南京淪陷、同胞被屠戮蹂躪的消息後，遠在巴黎留學的滑田友憤然寫道：「田友深痛祖國今日，視倭寇如至仇。即在巴黎，見彼闊唇弓腿，每不願同日而立……」 滑田友將滿腔悲憤融入手中的刻刀，記錄下同胞遭受的深重苦難。5年前，他曾在上海「一·二八事變」中目睹了難民奔逃的一幕：一位母親用身體遮住啼哭的嬰兒，棉襖在寒風中翻卷如殘旗。於是，滑田友抓起陶土反覆揉捏，還在泥坯上塑出了母親驚恐的眼神——那是他在南京大屠殺報導中讀到的千萬雙絕望眼睛的縮影，雕塑《轟炸》的第一組泥稿由此誕生。 然而，1939年歐洲風雲突變：9月納粹德國軍隊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因官費斷絕，滑田友陷入極度困頓之中。在德軍逼近巴黎前，滑田友將《轟炸》泥稿等一批反戰作品埋藏於地下室的煤堆之下。經過戰火中的蟄伏與藝術淬鍊，1946年雕塑《轟炸》問世後，其高度的藝術成就以及對戰爭罪行的無聲控訴，引起同樣經歷戰爭創傷的法國觀眾強烈共鳴。這件作品被法國教育部收購，巴黎國立現代藝術博物館打破僅收藏本土藝術作品的慣例將其永久珍藏，滑田友也成為第一位被編入法文版《世界美術百科全書》的中國人。 每道塑痕都是戰爭傷痕的見證 在滑田友故居工作室中，陳列著許多滑田友生前的作品，這座1.2米高的《轟炸》被擺放在最顯眼的位置。滑夏常會輕撫雕塑，回憶起獨屬於父親的傳奇。 滑田友生於江蘇淮陰，1933年在「伯樂」徐悲鴻的幫助下赴法留學，其間他學習西洋雕塑技法，並致力於與中國雕塑傳統相結合，後來成長為中國現代雕塑藝術的先驅。 對於《轟炸》，曾任中國國家畫院雕塑院院長的錢紹武如此評價：作品通過母子三人躲避飛機轟炸的情節，通過三個不同年齡人物的不同動勢與表情，自然地表現出他們在敵機轟炸下的不同心理狀態，表現了中華民族母性的博大、慈愛，為了兒女和家園敢於和敵人抗衡，維護人類的尊嚴和正義。 今年4月，中國美術館展覽部主任邵曉峰在《光明日報》上發文講述《轟炸》的文化意義時，描述了1946年作品重見天日即將鑄銅時的往事：滑田友堅持保留泥稿上煤灰的痕跡，甚至與法國的鑄造工匠發生激烈爭執：「這些裂紋是母親摔倒時膝蓋擦過碎石的痕跡，磨平它們就是在抹殺歷史。」 邵曉峰認為，恰是這些常人眼中的「瑕疵」，讓冰冷的金屬有了「體溫」，每道塑痕都成為戰爭傷痕的見證，讓歷史呼吸、使記憶鮮活。 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周峰看來，《轟炸》不僅是一尊藝術珍品，更是歷史的見證。 在紀念館悼念廣場上有一條銅板路，上面鑄有200多位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和重要證人的腳印，其中一塊銅板上只有一隻右腳印。周峰告訴記者，這隻腳印是已故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吳秀蘭的。1937年冬，日軍轟炸南京，當時24歲的吳秀蘭帶著3個女兒躲到了秦淮河邊，一顆炸彈落在她們身邊，8歲的大女兒當場遇難，吳秀蘭和二女兒腿被炸傷，小女兒幾天後不幸夭折。此後，吳秀蘭左腿被鋸，留下了終身殘疾和難以彌合的傷痛。「這就是這尊雕塑的現實版啊！《轟炸》通過母親的眼神凝固了人類文明史上這至暗時刻，傳遞出對戰爭永恆的警示。」 人類期盼和平的藝術證言 在中國美術館，除了館內收藏的《轟炸》原件外，還在廣場上用3D技術放大製作了一尊《轟炸》雕塑，供觀眾品味、鑑賞。 在滑夏看來，父親不只是藝術家，更是一位愛國者。除《轟炸》外，抗戰期間，滑田友還創作《轟炸後》《南京大屠殺》《日人暴行》等圓雕、浮雕稿。在法國，他積極聯絡，組織義賣展覽，將所得資金悉數寄回祖國。1948年，滑田友回國擔任北平藝專雕塑系教授。新中國成立後，他擔任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主任，後作為人民英雄紀念碑美工組副組長，創作了人民英雄紀念碑上《五四運動》等大型浮雕。 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入口處，著名雕塑家吳為山為紀念館擴建工程而創作的《冤魂的吶喊》等4組雕塑令人震撼。其中一座10餘米高的大型雕塑《家破人亡》，表現了一位衣衫襤褸的母親抱著死去的孩子，仰天呼號、悲痛萬分。時隔數十年，兩代雕塑家不約而同選擇 「母子」體現同一主題，傳遞了怎樣的情感表達？ 吳為山認為，《轟炸》與《家破人亡》中的女性，充分體現了偉大的母愛，也是祖國母親的象徵。面對深重的災難和巨大的悲痛，她們依然選擇堅定地站立，這是我們民族堅強不屈精神的象徵。 2007年12月13日，《轟炸》正式入藏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並與象徵大屠殺期間生命消逝的「12秒流星裝置」並置。周峰說，許多倖存者在雕塑前長久駐足，有倖存者看到雕塑時潸然淚下；有日本民間團體在雕塑前默哀，並留下反對戰爭祈求和平的寄語。他說：「展示這樣的作品，旨在讓觀眾從情感與理性雙重維度回望歷史，既緬懷遇難同胞，更思考如何守護今日來之不易的和平。」 「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作為世界語言的雕塑藝術，總是以立體的造型全方位展示它的精神價值。當藝術成為歷史的青銅備忘錄，它既提醒我們和平的珍貴，更昭示每個生命都有責任捍衛人類的尊嚴與文明的火種。」吳為山堅定地說。 徐寧 來源：交匯點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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