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就《服務業經營主體貸款貼息政策實施方案》答記者問
2026-01-14 22:36 4,895次浏览剛進入8月，五月天、易烊千璽等頂流明星的接連開唱，讓熱門演唱會一票難求的火爆景象再度上演。此外，偶像男子組合時代少年團上海站演唱會官宣的消息雖仍然「箭在弦上」，但已在各平臺引發熱議。北京商報記者了解到，在不久前結束的該組合大連站演出期間，有不少人因為搶票問題在社交平臺進行吐槽及維權。 據了解，由於該團體所屬公司採取會員制，需要先充值298元獲得優先購票特權。開票時門票數量15%面向高會會員，85%面向大眾用戶。但不少人對該特權性價比表示質疑，因為特權批僅佔門票總量的15%，競爭激烈且搶票成功率低，部分用戶稱「從未搶到過」。 另外，該場搶票前票務平臺信息顯示，按「付款時間分配座位」，但部分用戶反映雖成功搶到特權批門票，但座位分配較差，甚至不如公售批次用戶，質疑優先購權益未兌現，引發對配票規則公平性的投訴。「很多人爭著秒付想要一個好位置，但開票發現20秒付款的在側面區28排，一分半付款的在正面區第一排、第二排。」粉絲小高對北京商報記者表示。 此外，也有人表示高會特權批實際中籤率低，質疑其價值。關於以上問題，北京商報記者郵件聯繫時代峰峻，但截至發稿未收到回復。但對粉絲來說，這些或許只是「甜蜜的煩惱」，畢竟有票進場已經是幸運兒，更多的是抱怨票太難搶的消費者。也因此，不少消費者選擇「代搶」服務來購買門票。 每到大型演出開票時，「代搶」服務在二手交易平臺、票務黃牛群以及社交平臺上十分活躍。在一些社交平臺上，以「代搶門票」為關鍵詞搜索，能發現大量相關信息，發布者多以個人帳號為主，聲稱自己有「內部渠道」「專業團隊」，保證高成功率，這些誘人的宣傳語吸引了不少消費者。 據了解，代搶費用依門票熱門程度而定，一般為票面價格的20%—100%。以時代少年團為例，其代搶費最高報價達6500—7000元，遠超最高票價本身。按內場最高票價1880元計算，一場演出的門票花費需達近萬元。其他熱度較高的演出如周杰倫、孫燕姿等，代搶費一般在1000—2000元。儘管價格不菲，但許多人擔心買不到票錯過演出，還是會選擇「代搶」。 北京商報記者調查發現，代搶一般分為兩種。一種是使用「人海戰術」，即廣泛建群並發布「代搶」信息。在一個超200人「代搶」群裡，北京商報記者看到，相關人員會在群裡發布搶票成功的用戶信息，並標註出相應的報酬。在搶票群內，所有客戶的身份信息全公開，包括真實姓名和身份證號碼。如果「搶手」搶到票，直接在群裡發送票務信息的截圖即可獲得報酬。 人工之外，還有代搶口中的「魔法」：「有柯基上柯基。」「柯基」即「科技」，其實是一個抓包軟體。因為軟體圖標是螃蟹樣式，也被「黃牛」們稱作「小螃蟹」。要想使用「小螃蟹」首先需要在應用商店花18元購買終身會員，再輸入相應購票軟體的口令，之後打開口令再去平臺搶票。「能比其他人快2到3秒提交。」一位「代搶」篤定地說道。 需要注意的是，此類操作中個人身份信息被直接發布在幾百人群聊中，並可能進行多次傳遞，存在較為嚴重的信息洩露風險。此外，很多代搶票都是在微信群等平臺內發生，並沒有退款的保障。一旦出現這種情況，使用代搶票的人可能面臨錢票兩空的局面。 同時，有律師提醒，使用非法搶票軟體提升搶票成功率的行為，可能構成非法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罪、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的共同犯罪。 北京商報沸點調查小組 相關新聞 國內上半年劇場演出消費超54億元 脫口秀票房增速領跑、女性觀眾佔比達68.8%、劇場類演出票房收入超54億元……8月4日，中國演出行業協會聯合燈塔研究院發布的《2025年上半年劇場演出消費趨勢報告》(以下簡稱《報告》)顯示，在16.05萬場劇場演出創造的54.02億元票房中，話劇穩居品類榜首，音樂劇、舞劇等藝術門類齊頭並進，而社交媒體互動與口碑傳播正成為推動行業增長的新引擎。 其中，脫口秀成為演出市場最大的「黑馬」。數據顯示，2025年上半年，脫口秀演出場次同比增長54.1%，票房同比增長134.9%，成為僅次於話劇的第二大演出品類。這一增長主要得益於脫口秀從傳統的小劇場、酒吧演出向專業劇場的大規模遷移。 此外，脫口秀的社交屬性也使其成為年輕人的娛樂剛需。消費者于娟告訴北京商報記者：「看脫口秀不僅是娛樂，也是一種社交方式。我和朋友經常約著一起看演出，結束後還會討論段子，甚至在平時的聊天中還會用到一些搞笑的梗。」 儘管脫口秀增長迅猛，但話劇仍以穩定的市場表現佔據票房首位。2025年上半年，話劇演出場次同比增長16%，票房同比增長3%。《出馬》《戲臺》《太白金星有點煩》等作品憑藉紮實的劇本和演員表現，成為市場熱門。 《報告》顯示，劇場演出購票觀眾中女性佔比高達68.8%，較2024年同期微增0.7%。這一趨勢在音樂劇、舞劇、沉浸式戲劇及兒童劇中尤為明顯，女性觀眾比例普遍超過平均水平。 「好的沉浸式體驗是故事情節體驗、故事場景體驗、角色扮演體驗、角色互動體驗、技術呈現效果體驗的結合。」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陳少峰認為，今後沉浸式戲劇應更加重視沉浸式和交互式的一體化。 與此同時，《報告》指出，劇場演出的推廣方式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傳統廣告投放的效果逐漸減弱，而社交媒體的「種草」、劇評分享及線上互動成為影響觀眾購票決策的關鍵因素。 此外，線上線下的聯動也增強了觀眾的參與感。例如，音樂劇《SIX》通過抖音挑戰賽、微博話題互動等方式，成功將線上流量轉化為線下票房。 「現在我和朋友們買票前會先看小紅書、B站等的測評，甚至關注演員的直播。」于娟表示，「這樣可以大大降低買到低質演出的可能性。」 行業人士也指出，觀眾對演出品質的要求正在不斷提高，粗製濫造的作品很難生存。 未來，如何在保持藝術水準的同時探索商業化路徑，仍是行業的重要課題。脫口秀的爆發、女性消費力的釋放、社交媒體的賦能，都為劇場演出市場提供了新的增長點，但最終仍需回歸內容本身，以優質作品贏得觀眾。 北京商報記者 張茜琦
花上萬餘元報名費，就能讓孩子身著奢侈品牌服裝走T臺，成為朋友圈最靚的崽，不少家長為此心動。但光鮮背後，秀場裡閃爍的奢侈品標誌可能從未獲得品牌授權。近日，靜安區檢察院以假冒註冊商標罪對借組織奢侈品牌走秀名義斂財的李某提起公訴。從釐清服務商標侵權的法律定性，到精準核查違法所得數額，再到穿透式審查確定犯罪主體，檢察官抽絲剝繭，讓這場童模走秀騙局水落石出。李某註冊成立某影視傳媒公司A公司，主營業務是與童模機構合作組織走秀活動。2023年至2024年間，在未經註冊商標所有人許可情況下，李某組織多場含有奢侈品牌註冊商標的兒童時裝走秀活動，並收取報名費用。家長交的報名費從數千元到上萬元不等，換來的是孩子身著奢侈品牌服裝亮相的機會。活動中，李某全程未獲品牌授權，卻在宣傳海報、活動現場大屏及社交平臺視頻中大肆使用奢侈品牌Logo。直到2023年12月，D品牌發來律師函，李某才停用該品牌Logo，但仍繼續使用其他品牌商標。2024年4月，G商標品牌權利人報案，李某的侵權行為浮出水面。同年8月，李某經公安機關電話通知後主動投案。商標主要分為商品商標和服務商標。商品商標用於標識和區分有形商品的生產者或經營者，例如第25類的服裝鞋帽，保護對象針對實體商品。服務商標則用於識別服務的提供者，例如第41類教育娛樂，保護對象指向無形服務。根據2021年實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服務商標已被正式納入刑法保護範疇。本案偵查初期，承辦檢察官在提前介入查核走秀活動侵權事實過程中，發現在李某自行主辦的走秀活動中，其直接使用涉案品牌Logo進行宣傳並收取費用的行為，可能構成對註冊服務商標的侵權，具體侵犯哪一類商標權，需要進一步審慎核查。根據我國商標法規定，凡在我國合法註冊且處於有效期內的商標，商標註冊人享有的商標專用權均受法律保護。據此，檢察機關當即建議公安機關重點核查涉案品牌在上述服務類別上的商標註冊情況及有效期限。經查證，涉案的奢侈品牌均在第41類「組織時裝表演」服務上註冊了服務商標，其中有2個註冊商標的有效期完整覆蓋了李某舉辦侵權活動的全部期間，另有1個商標的註冊有效期僅涵蓋部分走秀時段。隨著商標權屬及效力問題的釐清，案件事實逐漸清晰。李某在未經奢侈品牌授權的情況下，在其組織的童模走秀活動中，擅自使用上述品牌的註冊商標開展走秀服務，刻意營造與品牌相關的商業氛圍，以此吸引參與者並收取費用，其行為已構成對上述3個奢侈品牌在第41類「組織時裝表演」上服務商標專用權的侵害，若情節嚴重，可構成假冒註冊商標罪。此外，鑑於童模走秀活動涉及到未成年人，承辦檢察官在辦案中特別關注未成年人權益是否得到充分保障。檢察官根據提取的活動資料及家長證言，重點核查活動時長強度、場地安全條件等要素，未發現未成年參與者休息權、受教育權、人格尊嚴權等合法權益受到侵害。在明確李某的行為侵犯服務商標後，如何精準認定違法所得數額，是判定情節是否嚴重的關鍵，也是檢察官面臨的又一難點。為查清事實，承辦檢察官積極引導偵查機關開展偵查取證工作。一方面，依法調取A公司註冊信息、涉案品牌服務商標註冊證明、品牌走秀視頻等基礎證據；另一方面，將電子證據提取固定作為重點，同時聯繫參與童模走秀的家長核實具體情況。「報名費都是通過培訓機構統一支付的」「每次走秀活動包含品牌走秀和普通走秀，品牌走秀是指奢侈品牌服裝展示，普通走秀不含這些品牌，兩者交叉進行」……家長的陳述為案件突破提供了重要線索。經審查證據查明，參與李某所辦走秀活動的家長將費用交至培訓機構，再由培訓機構轉入李某公司或其個人帳戶，而李某舉辦普通走秀與未經授權開展品牌活動的資金均轉入上述帳戶。如何剝離李某舉辦普通走秀的合法收入，精準鎖定李某侵權活動的違法所得，成為新的難題。就在案件陷入僵局之際，承辦檢察官從李某被扣押的電腦中提取到一份人員參加情況表，表格行數存在明顯跳躍、並非連續排列的異常情況引起了他的注意。這些「消失」的行是否隱藏著關鍵信息？帶著疑問，檢察官嘗試點擊「取消隱藏」功能，一份詳盡記錄隨即赫然顯現——其中不僅完整登記了所有參與走秀兒童的身份信息、報名機構、收款方式及酒店登記情況，更通過備註清晰標註了報名類型：部分兒童僅參與品牌走秀，部分僅參與普通走秀，另有部分參與「套餐活動」即同時參與品牌秀與普通秀，且表格中還詳細列明了各類報名對應的具體繳費金額。為核實數據真實性，承辦檢察官立即聯繫相關兒童家長，確認其實際支付的活動費用與表格記錄完全一致，表格數據的真實性與準確性得到進一步印證。承辦檢察官以此為依據，要求鑑定機構對涉案報名服務費收入重新審計，明確剔除套餐中單獨參與普通走秀的費用，並在扣除相關產品成本後，精準核算違法所得。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侵犯智慧財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假冒服務商標構成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條規定的「情節嚴重」，需滿足以下條件：違法所得數額在五萬元以上；或假冒兩種以上註冊商標，違法所得數額在三萬元以上。該解釋同時明確，通過收取服務費、會員費、廣告費等方式營利的，所收費用應認定為「違法所得」；計算假冒服務商標的「違法所得數額」時，需扣除該項服務中所使用產品的購進價款。依據上述法律規定，承辦檢察官在最新審計結果基礎上，嚴格扣除活動所使用產品的購進價款，同時剔除個別品牌商標不在保護期內的兩次品牌走秀費用，最終確認李某的違法所得共計11萬餘元。1月，靜安公安分局將李某及其設立的A公司移送靜安區檢察院審查起訴。經查，李某在明知未經商標所有人許可的情況下，組織多場含相關品牌元素的兒童時裝走秀活動，其行為已涉嫌假冒註冊商標罪，相關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然而，A公司是否構成單位犯罪成為承辦檢察官審查本案的又一焦點。承辦檢察官對全案事實證據進行細緻審查後，發現A公司存在多項不符合單位犯罪構成要件的情形：一是組織架構虛化，除李某外僅一名設計師，案發前僅有一兩名銷售人員且無固定工資，難以認定為具備完整單位職能的組織；二是財產高度混同，李某雖以A公司名義租借場地、使用對公帳戶對外付款，但收取報名費時對公帳戶與個人帳戶混用，A公司收入與個人財產界限模糊；三是主營業務違法，A公司成立後，主要經營活動即為舉辦各類兒童時裝走秀，其中大部分涉及侵犯服務商標；四是違法所得歸個人支配，A公司違法收益實際由李某個人掌控使用。承辦檢察官指出，A公司成立的主要目的在於實施違法犯罪活動，且違法所得歸李某個人所有，不符合單位犯罪的認定條件，應以個人犯罪論處。李某未經註冊商標所有人許可，在同一種服務上使用與其註冊商標相同的商標，情節嚴重，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條之規定，構成假冒註冊商標罪。日前，靜安區檢察院以假冒註冊商標罪對被告人李某依法提起公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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