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境外間諜的「友善面具」，他們的選擇截然不同
2026-02-01 12:25 5,573次浏览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邱啟媛 發於2025.8.11總第1199期《中國新聞周刊》雜誌 每天騎著摩託車在沙漠邊緣轉悠，是寧夏回族自治區中衛市國有林業總場護林員的日常。雖然安有監控，但由於面積太大，沙漠仍需要人工巡護。護林員白天巡護沙漠，晚上吃住在沙漠邊緣的護林房中，為的是保護好一條「邊」。 6月30日，騰格里沙漠寧夏境內鎖邊完成。這條「邊」由草方格、灌木帶和喬木林構成，長約153公裡，最窄處10公裡，最寬處則達到了38公裡。 「鎖邊栽的檸條、花棒(灌木)、沙米和沙蒿(草本植物)長起來之後，會有駱駝、牛、羊來吃。護林員要防止這些植被被動物破壞，另外也要防火。」中衛市沙坡頭區迎水橋鎮黑林村村民董連山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騰格里沙漠不是中國第一個被鎖邊的沙漠。去年11月28日，隨著最後一枝玫瑰花苗被栽入沙土，中國最大沙漠、世界第二大流動沙漠塔克拉瑪幹沙漠的邊緣，也被一條3046公裡長的綠色阻沙防護帶「鎖」了起來。 兩大沙漠的鎖邊，可以追溯到共同的背景。2023年6月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內蒙古自治區巴彥淖爾市考察並主持召開加強荒漠化綜合防治和推進「三北」等重點生態工程建設座談會(下稱「六六座談會」)時強調，2021年到2030年是「三北」工程六期工程建設期，是鞏固拓展防沙治沙成果的關鍵期，要全力打好黃河「幾字彎」攻堅戰、河西走廊—塔克拉瑪幹沙漠邊緣阻擊戰，以及科爾沁和渾善達克兩大沙地殲滅戰這三大戰役。騰格里沙漠和塔克拉瑪幹沙漠的鎖邊，正是前兩場戰役的標誌性成果。 三北工程研究院綜合辦公室副主任、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生態保護與修復研究所副研究員崔桂鵬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鎖邊的背後，是我國「三北」工程47年，乃至防沙治沙70餘年理念、技術的革新。 危險而複雜的沙漠邊緣 在中衛市國有林業總場正高級林業工程師唐希明的記憶裡，中衛人的生活，最初就是與沙共存。「一年一場風，從春刮到冬。天上不見鳥，地下不見草。」這是唐希明出生的20世紀60年代流傳的幾句諺語，一場風沙能吹彎莊稼，能把家門堵住，能把鐵路給埋了。 到董連山出生的20世紀80年代依然如此。「過去，沙坡頭有果園、莊稼地，沙塵暴一來，果樹的花沒了，農田也沒了。」在他13歲那年，沙坡頭颳了一場很大的沙塵暴。當時是5月，村民們正在育秧，準備栽稻子。一場風暴後，稻苗上覆蓋的薄膜全部被刮飛，「10來分鐘啥都沒了」。還有一個孩子被刮到水渠裡，淹死了。 治沙是中衛的必然選擇。從地圖上看，寧夏三面環沙：東邊是毛烏素沙地，北邊是烏蘭布和沙漠，西邊是騰格里沙漠。其中，中衛地處蒙甘寧三省區交界、騰格里沙漠東南緣，是祁連山和賀蘭山的交匯處，也是騰格里沙漠向東擴張的唯一出口。 「中衛在西北風的下風口，騰格里沙漠的風沙每年會向東南方移動四五米，如果不把邊緣鎖住，我們的農田、鐵路公路等基礎設施都會遭到風沙侵害，黃河的泥沙含量也會增加。而且中衛還是西氣東輸通道的重要節點，所以這個區域的風沙治理尤其重要。」唐希明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中衛人的治沙嘗試開始得很早。20世紀50年代，第一條穿越沙漠的包蘭鐵路建設時，全國首個專業性治沙林場「中衛固沙林場」成立，沙坡頭村民就開始扎草方格以保衛鐵路。在董連山的記憶中，從小，二大伯和許多鄉親就在扎草方格。2012年，他也成為其中一員。 草方格是一種工程治沙方式，也是沙漠鎖邊最主要的手段之一。董連山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扎草方格通常是一個男工、一個女工兩人一組。女工把草鋪成1米×1米的方塊，男工用鐵鍬把草攔腰一踩，使草一半扎入沙裡，一半留在外面。這些留在外面的草，就能發揮阻擋風沙的作用。 雖然聽起來簡單，但草方格紮起來也有很多講究。董連山說，草方格的尺寸要嚴格控制在1米×1米，不能大；深度至少要扎10到15釐米；每個草方格還要用夠0.5到0.6斤的草料，「否則風一大就吹跑了」。唐希明就曾因為草方格質量不過關開除過工人。「工人們一天吃不夠5頓飯，幹不動活。」董連山說。 儘管如此，傳統的草方格2到3年就會風化，需要重新紮設。在鎖邊過程中，董連山等工人需要一邊扎著新的，一邊補著舊的。 在現實的需求和技術的發展下，唐希明和中國科學院西北生態環境資源研究院共同研發出「刷狀網繩式草方格」。這是一種機械編織的瓶刷狀草繩，與傳統草方格不同，刷狀網繩式草方格只需固定四周和網繩交叉處，無須人工用鐵鍬將麥草扎進地裡，但使用壽命卻能夠達到6年。大家反覆試驗後發現，刷狀網繩鋪設後，風阻較小，並不會被風颳走，而且颳風時沙子在草方格裡打轉，能「借風使力」，起到固定草繩的作用。 「像我們扎草方格的熟手，每人每天能扎二畝來地，刷狀網繩式草方格比人工扎設草方格的效率提高了60%，在鎖邊工程中大面積應用。」董連山說。 不過，草方格並非所有地區鎖邊的最有效方式。「沙漠邊緣極為複雜，鎖邊絕不是像一盆水滿了往外流，我們把這個盆加高這麼簡單。水、風沙的物理運動，都會影響沙漠邊緣形態以及鎖邊的方法。」中國科學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研究員、乾旱區防沙治沙與沙產業國家創新聯盟理事長雷加強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 草方格適用於降水條件較好的地區。中國科學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正高級工程師範敬龍說，在騰格里沙漠寧夏境內和內蒙古的庫布齊沙漠，當地的降水足以支撐草籽生長，使其達到減少近地表風沙流動的效果。「但同樣的措施如果放到降水量較低的塔克拉瑪幹沙漠，草籽根本無法生長，一場風就把它埋了，這時最簡單的蘆葦沙障反而最有效。」 風向、風力大小也決定著如何鎖邊，沙粒大小會影響風沙的擴散範圍，沙粒能跳多高也影響著沙障設置的高度和間距。高鑫是中國科學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研究員，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通常情況下，阻沙設施要與風向垂直，才能起到防護效果。但鎖邊過程中，有些地方的防護措施和沙丘走向是平行的，不僅沒有起到防護效果，還浪費了很多材料。 此外，也並非「是邊都要鎖」。僅是塔克拉瑪幹沙漠南緣，就有沙漠、戈壁、荒草地、人工綠洲、鹽鹼地等多種形態土地類型，因此，判斷哪裡是「邊」也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崔桂鵬解釋說，鎖邊遵循的原則是因害設防。「是否鎖邊和沙漠邊緣的擴張方向、自然環境變化以及人類活動有關。鎖邊的重點區域通常位於人類活動區域的上風向，人們在這些地方有生產生活的需求。而在沙漠腹地的無人區，就無須開展大規模的鎖邊。」 從被動響應到主動攻堅 這些年裡，在治沙領域，鎖邊是重要工程。 多位受訪者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六六座談會後，鎖邊明顯更受重視，得到的財政支持力度增大。為打好黃河「幾字彎」攻堅戰，中衛市編制《中衛市荒漠化防治和防沙治沙規劃(2023—2030年)》，先後投入資金26億元。 重視鎖邊的背後，是我國「三北」工程的經驗以及荒漠化防治理念的變革。「鎖邊工程包含了很多層面的防沙治沙工作，比如調水解決天然綠洲缺水問題、治理鹽鹼地。鎖邊是『三北』工程集成性的成果體現。」崔桂鵬說。 早在1950年，國務院就牽頭成立了治沙領導小組。這一階段的荒漠化防治強調動員群眾，「向沙漠進軍」，試探出了一系列治沙技術，如陝西榆林和甘肅民勤等沙區的飛播造林種草試驗，以及從蘇聯引入、經本土化成為「中國魔方」的草方格。同時，這一階段也是「摸清家底」的過程。「1959年第一次開展全國沙漠的綜合科考，這是我們第一次知道中國沙漠的總面積。」崔桂鵬說。 1978年11月，國務院批准了原國家林業總局《關於在「三北」風沙危害和水土流失重點地區建設大型防護林的規劃》，「三北」工程正式啟動，我國防沙治沙進入了依靠國家意志、重大工程帶動的階段。 「三北」工程建設期規劃了73年(1978—2050年)，共分三階段八期，當前正處於第三階段(2021—2050年)、第六期(2021—2030年)。 啟動47年，「三北」工程的成效無疑是巨大的。去年，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瀋陽應用生態研究所所長朱教君等研究人員發表了一篇關於「三北」工程在1978年至2022年所取得的成效研究，研究結果顯示，三北區域防護林總面積相較1978年增加91.8%，沙區農田糧食增產提升明顯，固沙植被對減少荒漠化的貢獻率為37.8%，水土保持林減少水土流失的貢獻率為61%，固碳增匯作用顯著。 在崔桂鵬眼裡，當前，「三北」工程已從最初旨在應對荒漠化地區日趨嚴重的危害和水土流失等災害的「被動施治」有了轉變。「三北」工程前五期，主要工作是防護林的營建。「相比前五期，六期的治理理念更加綜合、系統。現在我們不只是造林了，還要綜合考慮氣象、地下水和土壤等要素，推廣抗旱防風沙的喬木、灌木和灌草，建立更加綜合的植被體系。」崔桂鵬說，這也是為什麼六六座談會之後，「三北」防護林工程被統稱為「三北」工程。 「過去我們步步為營，穩紮穩打。現在除了保生態，還要保發展，到了攻堅克難的階段，所以我們抓住東中西部重點地區，根據其不同的自然條件來分類施策。」在崔桂鵬看來，六六座談會「三大戰役」的提出，標誌著我國荒漠化防治的治理邏輯，從被動應急響應，轉向了主動戰略攻堅。 以內蒙古巴彥淖爾市磴口縣的劉拐沙頭為例，烏蘭布和沙漠的風沙如果吹進黃河，會造成黃河泥沙量增加、河道堵塞。「過去，我們的治理方式是把這一小段鎖住，保護黃河。但現在，我們會主動對正在往黃河方向移動，但還沒有對黃河產生危害的沙丘進行處理，保護該區域的原生植被，像治未病一樣，起到預防的作用。」崔桂鵬說。 雷加強也提到，過去，人類活動以綠洲為中心，所以防沙治沙也以保護綠洲為重點，鎖的是綠洲的「邊」。如今給沙漠鎖邊，既是防沙治沙工作的延續，又是一種「從保衛戰到阻擊戰」的拓展。 如何進一步科學治沙？ 儘管「三北」工程成效顯著，政策、資金、科技的投入力度都在增大，但根據全國第六次荒漠化和沙化調查公布數據，截至2019年，全國荒漠化土地面積佔國土面積的26.8%；全國沙化土地面積佔國土面積的17.6%；全國還有27.92萬平方公裡的土地具有明顯沙化趨勢。每年因荒漠化問題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超過540億元，將近4億人直接或間接受到荒漠化問題的困擾。 六六座談會也提到，我國荒漠化防治和防沙治沙工作形勢依然嚴峻。防沙治沙工作存在長期性、艱巨性、反覆性和不確定性。 首先是「以水定綠」的挑戰。2021年5月印發的《國務院辦公廳關於科學綠化的指導意見》指出，要堅持因地制宜、適地適綠，充分考慮水資源承載能力，宜喬則喬、宜灌則灌、宜草則草。六六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也強調，堅持以水定綠、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產，把水資源作為最大的剛性約束，大力發展節水林草。 不過，朱教君曾在研究中指出，由於農田防護林是「三北」工程前兩期的重點，為儘快建立起防護林體系，儘早發揮防護效益，不少地方選擇了適應性強、生長迅速的楊樹為造林樹種。但由於未考慮水資源承載力、樹種選擇不當、片面追求造林面積/密度，造成了防護林的死亡或衰退。 在崔桂鵬看來，受當時經濟和科學條件的限制，這是基於歷史條件的一種權衡。「楊樹種植簡單，好存活、壽命長，長得又快又高，是當時別無他選、最現實的選擇。現在，科研人員正在研發更加抗乾旱、防蟲害的楊樹樹種，種得也不那麼密了。」 唐希明也經歷過這種探索。他曾引進14個樹種，最後發現只有檸條、花棒、楊柴、沙柳等五六個種類能夠活下來。在種植密度上，他先後嘗試過每畝地種330棵、220棵。結果趕上2022年和2023年比較乾旱少雨，許多樹都死了。 「種植的密度越大，需水量越大，通過實驗，我們現在採用灌木+灌草的方式，每畝種110棵樹，最終能夠保證80顆左右的成活量，再加上灌草，既減少植被死亡，也能有效防治沙害。」唐希明說。 但也有業內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不以水定綠的現象目前仍然存在。「有的地方水資源條件不適合種樹，但隨著『三北』工程的推進，地方意志很強，一定要種，驗收通過就行，不管樹能不能活下來。」 中國地質大學土地科學技術學院教授白中科也在《國土空間生態修復若干重大問題研究》一文中指出，我國存在「生態修復的形式主義」。比如地方政府為追求政績的形象工程，要求「大種樹、種大樹」，強行推進，勞民傷財。 這就引出了我國防沙治沙工作長期存在的第二大問題，重建輕管。「植樹造林簡單，但後期的管理對林草部門是很大的負擔。大家能義務植樹，但不能義務管護。」範敬龍說。 朱教君對「三北」工程成效進行過評估，他指出，「三北」工程的造林效率仍相對較低：短期造林成功率為65.4%，長期造林成功率僅為40.1%。造林後管理不到位，是導致這一問題的重要原因。國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也曾將這一問題列入未來沙化土地治理的難點問題之一：後期管護沒有資金保障，保護不到位，治理成果鞏固壓力較大。 除了資金，後期管護的困難還體現在水資源供給上。崔桂鵬指出，只要能供上水，大部分防護林能活得很好。而生態灌溉用水的指標和份額，需要跟水利部門協調。「水利部門和林草部門對生態用水的理解不一樣：前者的生態用水是用於維持河道生態，後者則是用在岸上造林綠化，所以以前不同行業主管部門之間協調的時候會遇到困難。」 這一問題在六六座談會後得到了一定改善，特別是國務院建立了「三北」工程協調機制並制定印發「1+N+X」工作方案，明確相關部門重點任務和責任分工。「現在有了協調機制，各部門溝通起來順暢了許多。大家都意識到，荒漠化防治靠一個部門、一個地方單打獨鬥，是行不通的。」崔桂鵬說。 另外，他進一步提到，在工程規劃中，各地的林草部門已經形成了前期規劃、中期建設和後期管護的全鏈條監督機制，重建輕管的問題基本得到有效管控。「每項工程都要經過嚴謹的專家論證，相應主體要籤字、負責。」 防沙治沙工作面臨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治沙成本越來越高了。自2024年起，「三北」工程被國家發展改革委納入「兩重」建設範圍，已下達超長期特別國債和中央財政資金577億元，全面推動三大標誌性戰役在重點區域落地實施。 崔桂鵬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目前中央財政的補貼標準是一畝地2000元左右，但對於治理難度較大的地方，這個數字仍然不充裕。 董連山也提到，隨著畜牧業增多，本地的稻草不夠用，需要從山東、東北運草過來，運輸成本從之前的每噸100多元，漲到了400多元，人工成本也在不斷增加。 大家都明白，解決這個問題不能只依靠財政補貼，還需要靠新材料、新機械、新技術的研發。「現在已經有科研人員研發出一些低成本的綠色固沙材料，比如植物材料製成的尼龍袋等，不僅能固沙，還能在老化後為植物生長提供養分。」崔桂鵬說。 不過，正如此前栽種楊樹卻導致防護林死亡或者衰退一樣，新材料、新技術想要被納入「三北」工程，應對其生態效益進行科學、系統、持續的評估。崔桂鵬說，這也應該是「三北」工程接下來要做的事。除了評估防風固沙、保持水土、固碳增匯、穩產增收等正效應，也要評估水資源消耗、佔地遮陰、病蟲害等負效應。 「我們經常打一個比方，工程固沙類似於做手術時打麻藥的過程，只是止疼，之後還要進一步治療。」因此，鎖邊是一個階段性勝利，但也只是一個開始。 《中國新聞周刊》2025年第29期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大力推進理論探索和創新，以全新的視野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經濟工作是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經濟工作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重大任務。習近平經濟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在經濟領域的集中體現。習近平經濟思想在內涵上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外延上借鑑和超越了西方經濟學，是立足國情、放眼世界、引領未來的科學理論，為我們準確把握經濟社會發展規律、推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提供了科學指引。作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權威教材，《習近平經濟文選》第一卷收入習近平總書記2012年11月至2024年12月期間關於經濟建設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為做好新時代經濟工作指明了正確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習近平經濟思想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立黨立國、興黨興國的根本指導思想，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是一個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篤行真理的過程。習近平總書記在《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中指出：「馬克思、恩格斯根據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批判繼承歷史上經濟學特別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思想成果，通過對人類經濟活動的深入研究，創立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揭示了人類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運動規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恩格斯指出，無產階級政黨的「全部理論來自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列寧把政治經濟學視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最深刻、最全面、最詳盡的證明和運用」。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習、研究、運用。毛澤東同志先後4次集中研讀《資本論》，多次主持專題研討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鄧小平同志評價《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說：「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 習近平經濟思想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基於改革開放後特別是新時代以來的偉大實踐，原創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深刻回答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沒有講過、我們的前人從未遇到過的許多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 這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發展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生產力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也是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傳統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生產關係，雖然其在研究生產關係時也必然要聯繫生產力和上層建築，但並未在經濟學意義上建立起關於生產力的完整理論體系。應當看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如果只限於生產關係，而不進入生產力領域，會使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範圍和領域越來越窄，對中國經濟的解釋能力及指導作用越來越小。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結合新的時代要求構建新的生產力理論。 早在1997年，習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時，就在《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時代意義》中指出：「文章中所闡述的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始終閃爍著真理的光輝，在近一個半世紀中，一直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認識、改造世界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重要思想武器。當然，由於受歷史條件的局限，馬克思對社會發展特別是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基本原理不可能闡述得盡善盡美，我們當前所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革正在對此進行補充和完善」「馬克思在研究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時，雖然始終認為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但在考察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時，重點是放在生產關係方面的」。 在這篇文章中，他進一步指出我國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的偉大實踐「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特別是對《序言》中所揭示的一些基本原理有了一定程度的突破和創新」。其中，對生產關係要適應生產力發展原理的認識的新突破主要表現在3個方面：一是對生產力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認識；二是對生產力內在構成與發展重點的認識有了新突破；三是對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內在結構與變化的認識有了新突破。 《習近平經濟文選》第一卷中的多篇文章結合新時代的創新實踐，對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出概括，尤其是對構建新的生產力理論作出深刻論述。比如，《依法規範和引導我國資本健康發展，發揮資本作為重要生產要素的積極作用》指出：「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理論研究，用科學理論指導實踐，促進各類資本良性發展、共同發展，發揮其發展生產力、創造社會財富、增進人民福祉的作用」；《什麼是新質生產力，如何發展新質生產力》對新時代的新質生產力發展實踐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係進行了總結概括，強調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中國式現代化要靠科技現代化作支撐》指出：「紮實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助力發展新質生產力」；《確保我國經濟航船乘風破浪、行穩致遠》指出：「必須統籌好培育新動能和更新舊動能的關係，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等等。 新質生產力不是一個機械的靜態概念，也不是幾種具體的產業與特定的技術類型。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新質生產力的重要論述，揭示了先進生產力是如何不斷湧現的。具體來看，產業是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載體，以資本、勞動、土地、數據等生產要素為最小組成元素。在給定人類社會可用的科學知識條件下，一個經濟體的資本、勞動、土地、數據等生產要素稟賦及其結構，內生決定了該經濟體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決定了這些產業所用技術組成的生產結構。生產要素的積累和比較優勢的形成，為開展創新活動提供了條件，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和生產力發展，進而推動生產關係變革、上層建築完善，以及整個社會發展進步。同時需要看到，隨著社會發展進步，一個經濟體可用的科學知識是可變的。當給定的可用的科學知識所蘊含的生產力被生產結構充分利用的同時，也需要投入資本、勞動、土地、數據等生產要素，以進行科學知識的研究和探索。這將拓展科學知識範圍、深化對科學技術的認識。這一過程進一步為生產結構升級、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新的可能性邊界。 總之，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新質生產力的重要論述，對傳統政治經濟學只討論在給定生產力邊界條件下調整生產關係來釋放生產力，而不討論如何推動生產力邊界拓展的理論局限進行了突破與創新，在學理上形成了能夠對包括產業和技術結構、基礎設施結構、制度結構等如何決定一個經濟體生產力發展進行解釋的理論體系，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時代化的重大理論創新成果。 習近平經濟思想緊扣我國發展階段，彰顯經濟制度的中國特色 習近平總書記在《長期堅持、不斷豐富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中指出，這一思想是「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理論結晶，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性概括，是黨和國家十分寶貴的精神財富」。習近平經濟思想深深紮根於我國國情沃土，緊扣我國發展階段，既回應了我國發展的現實問題，又貢獻了人類實現現代化的新方案，彰顯經濟學的中國特色，必須長期堅持、不斷豐富發展。 緊扣我國發展階段。發展社會主義是一個長期歷史過程，而且是需要劃分為不同歷史階段的過程。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偉大實踐，基於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深刻把握。西方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形成於發展較為成熟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難以解釋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實踐，更無法為我國改革發展提供指導。 比如，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是線性推進的，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從工業文明到數字文明的轉型依次展開。西方經濟學中的「工業化理論」「城市化模型」等，都是基於單一階段的經驗總結。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呈現出「時空壓縮」特徵：在短短幾十年內，既要完成發達國家幾百年的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又要同步推進數位化、綠色化轉型；既要解決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中的城鄉二元結構問題，又要應對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過渡中的環境約束問題；既要補齊傳統產業的「短板」，又要搶佔新興產業發展的「先機」。這種多重轉型疊加的特殊階段，使中國面臨的發展任務遠比西方單一階段複雜。西方經濟學無法應對中國「多階段任務同步推進」的現實挑戰。 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紮實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並把高質量發展的要求貫穿新型工業化全過程、注重在推進新型工業化的同時加快經濟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等，打破了西方「先汙染後治理」「先工業化後信息化」的線性教條，走出了跨越式發展道路。 又如，西方經濟學的許多理論是建立在中小規模國家發展經驗基礎上的，往往忽視國家規模對經濟發展的深刻影響。我國作為一個擁有14億多人口的超大規模國家，人口總量超過現有發達國家人口總和，要實現的任何人均指標，乘以14億多，都將成為巨大挑戰。比如，隨著我國糧食需求剛性增長，端牢中國飯碗的壓力仍然較大；隨著人口結構變化，創造新增就業崗位必須付出更大努力；等等。這種超大規模難題，在西方經濟學理論庫中找不到答案。 習近平經濟思想立足發揮我國規模優勢，提出一系列原創性思想：立足超大規模國內市場構建新發展格局，通過建立起擴大內需的有效制度，釋放內需潛力，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加強需求側管理，擴大居民消費，提升消費層次，使建設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成為一個可持續的歷史過程；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優勢，在重大工程、核心技術攻關領域實現突破；發揮各地區比較優勢，促進各類要素合理流動和高效集聚，增強創新發展動力，加快構建高質量發展的動力系統，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等等。這些實踐突破了西方「小政府、大市場」的治理教條，展現出大國治理智慧。西方經濟學無法理解這種「大國發展邏輯」，更無法提供應對超大規模難題的方案。 再如，西方經濟學在解釋制度變遷時，要麼主張市場自發秩序，要麼推崇「休克療法」式激進改革。這些都無法對我國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性轉變作出科學解釋。在實踐中，一些國家照搬西方「休克療法」陷入困境，教訓十分深刻。 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必須把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結合起來、必須在法治軌道上推進改革、必須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等，指引我國成功續寫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蹟」新篇章，避免了完善體制機制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社會風險。 彰顯經濟制度的中國特色。經濟制度是經濟關係在制度上的反映，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我國生產關係在制度上的體現。我國改革開放特別是新時代以來創造的發展奇蹟，源於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自我完善與發展。這一奇蹟的密碼，在於對經濟制度的中國特色的深刻把握、堅持與發展。習近平經濟思想在守正創新的基礎上，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彰顯了經濟制度的中國特色。 經濟制度的中國特色，體現在所有制結構上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我們國家這麼大、人口這麼多，又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把經濟社會發展搞上去，就要各方面齊心協力來幹，眾人拾柴火焰高；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等等。 在實踐中，我國推動形成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相輔相成、共同發展的格局，國有企業在關係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發揮「壓艙石」作用，在重大戰略實施、公共服務提供中承擔主體責任；民營企業在創新創造、吸納就業、活躍市場等方面展現出強大活力，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從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增強國有資本控制力到減稅降費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從混合所有制改革促進不同所有制資本交叉持股到出臺實施民營經濟促進法，這些創造性實踐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打破了西方經濟學中「公有制與市場經濟對立」的教條，也打破了西方經濟學將公有制視為「效率低下」甚至將其排除在市場經濟的理論框架之外的誤區。在應對重大風險挑戰時，這種多元所有制結構的優勢尤為顯著。國有企業在疫情防控、搶險救災中衝鋒在前，民營企業在穩定產業鏈、保障民生供給中積極作為，形成了共克時艱的強大合力，這是西方私有制主導的經濟制度難以實現的制度效能。 經濟制度的中國特色，體現在資源配置上是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形成了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的獨特的資源配置機制，既避免了市場失靈的弊端，又克服了政府干預的低效。這種機制創新在實踐中展現出強大生命力。在微觀層面，通過深化價格改革、推動要素市場化配置等舉措，讓市場信號引導資源流向高效領域，激發各類經營主體活力；在中觀層面，通過產業政策、區域政策的精準引導，推動產業升級和區域協調發展；在宏觀層面，通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防範系統性風險，保持經濟穩定運行。 從發揮國家發展規劃戰略導向作用到強化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維護市場秩序，從設立科創板支持科技創新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補齊發展短板，這些開創性實踐打破了西方經濟學中長期存在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與「政府干預理論」二元對立和「市場與政府非此即彼」的思維定式，解決了西方經濟學未能解決的市場效率與政府作用的兼容問題。特別是在打贏脫貧攻堅戰中，我們統籌發揮政府和市場作用，既通過政府主導的精準扶貧方略增強脫貧攻堅的針對性，又通過市場機制激發貧困地區的內生動力，提升脫貧攻堅的整體效能，確保脫貧質量，最終實現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的奇蹟，這是西方單一的資源配置方式無法達成的發展成就。 經濟制度的中國特色，體現在發展目標的價值取向上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習近平經濟思想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以人民至上為根本立場，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為人民謀幸福的著力點，強調加強基礎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設，體現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內在要求。而誕生於資本主義私有制土壤的西方經濟學，無論是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還是新自由主義的「產權明晰」理論，都服務於維護私有制絕對主導的制度邏輯，其理念滲透著「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難以解決發展中的公平問題，導致許多西方國家陷入「貧富分化」的困境。反觀我國經濟發展實踐，從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並同時強調先富帶後富、幫後富的實踐路逕到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體系，從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到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從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到完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我國始終將正確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係作為制度完善的重要方向，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同時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教育體系、社會保障體系、醫療衛生體系，打破了西方經濟學「效率與公平不可兼得」的斷言，讓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共同富裕不斷取得新成效，成為我國經濟制度價值優勢的集中體現。 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到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歷史性跨越，充分證明了經濟制度的中國特色決定了理論指導的獨特性。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不是否定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分，而是要打破教條束縛，從中國經濟制度的實際出發總結規律、創新理論。 習近平經濟思想既紮根於中國制度土壤，又回應了人類對更好發展制度的探索，為世界經濟發展貢獻了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 習近平經濟思想引領以高質量發展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踐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經濟思想引領下，我國經濟實力實現歷史性躍升，國內生產總值連上新臺階，2024年超過130萬億元，穩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2012年的6300美元上升到2024年的超過1.3萬美元，接近高收入國家門檻，為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這一過程中，習近平總書記堅持問題導向，聚焦我國經濟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形成了與時俱進的方法論體系。例如，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中指出「堅持把國家和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在《關於構建新發展格局》中指出「著力構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產業鏈供應鏈」，在《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中強調「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等等，為我們在複雜多變的國內外形勢下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了科學指引。 習近平經濟思想為推動高質量發展指明了清晰的路徑和方法。作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高質量發展是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展，是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國在激烈國際競爭中贏得戰略主動的關鍵所在。習近平經濟思想以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內容，為推動高質量發展指明了清晰的路徑和方法。 在創新發展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突出位置，強調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實現高質量發展要靠科技創新培育新動能。我國持續加大科技研發投入，2024年研發經費投入強度達到2.68%，科技創新能力不斷提升；重大科技創新成果競相湧現，「嫦娥」奔月、「天問一號」火星探測、「奮鬥者」號全海深載人潛水器等取得突破性成果，5G通信、高鐵、特高壓輸電等技術達到世界領先水平；企業創新主體地位不斷強化，高新技術企業數量快速增長，創新型企業集群加速形成。 在協調發展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注重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我國大力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農業農村現代化取得重要進展，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水平不斷提高，農村人居環境明顯改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縮小；深入推進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加強區域合作與協同發展，推動東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區域發展的協調性和平衡性不斷增強。 在綠色發展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要求協同推進降碳、減汙、擴綠、增長。我國堅定不移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之路，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持續優化能源結構，清潔能源消費佔比不斷提高，煤炭消費比重持續下降；持續改善生態環境質量，空氣品質優良天數比例穩步提升，地表水水質總體良好，森林覆蓋率不斷提高；推動綠色產業蓬勃發展，節能環保、新能源、生態修復等領域成為經濟增長新亮點。 在開放發展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倡導推動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體系，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完善。我國積極拓展對外經貿合作，與世界各國的貿易往來更加密切，貿易結構不斷優化，貿易夥伴多元化格局進一步鞏固，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持續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吸引外資規模不斷擴大，外資利用質量和水平顯著提高；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推動多邊貿易體制改革和完善，堅定維護自由貿易。 在共享發展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我國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同時，不斷加大民生領域投入，教育、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水平不斷提高，就業規模持續擴大，就業質量穩步提升，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斷增強。 習近平經濟思想為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徵，更有基於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是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康莊大道。作為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科學應對重大風險挑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銳利思想武器，習近平經濟思想為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我國現有人口和勞動力規模足夠龐大，人口綜合紅利仍然具有明顯優勢，要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打造高素質人力資源，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我國把「投資於物」同「投資於人」緊密結合起來，建立健全覆蓋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務體系；持續加大教育投入，發展現代職業教育，推進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培養造就了大批高素質人才，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撐；同時，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完善養老服務體系，發展銀髮經濟，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在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強調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我國不斷完善收入分配製度，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並提高精準性，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促進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合理；同時，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既要物質財富極大豐富，也要精神財富極大豐富、在思想文化上自信自強，要促進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協調、相互促進，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我國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大力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提高全社會文明程度，豐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 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生態環境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為建設美麗中國提供了思想指引和實踐路徑。我國堅持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的方針，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和修復，堅定不移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建設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美麗家園。 在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我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推動多邊合作，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重要貢獻。在國際經濟合作中，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實現與共建國家互利共贏、共同發展。 習近平經濟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時代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和理論升華。當前，我國經濟運行依然面臨不少風險挑戰，我們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經濟思想，利用好發展機遇、潛力和優勢，鞏固拓展經濟回升向好勢頭，不斷推動高質量發展取得新成效，紮實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奮鬥。 (本文系全國政協辦公廳「習近平經濟思想理論研究」課題成果) 林毅夫 《 人民日報 》( 2025年08月12日 0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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