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部公布對原產於加拿大、日本和印度的進口滷化丁基橡膠反傾銷調查的初步裁定
2025-12-23 00:47 9,953次浏览栩栩如生的稻田畫。石榴雲/新疆日報記者 宋衛國攝在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坎鄉杏花村，一條約100公裡的人工大渠從伊犁河分流而出，由東向西蜿蜒流淌。渠兩岸垂柳隨風搖曳，各類水鳥在此棲息，渠水澆灌著流域的12個鄉鎮場的34萬多畝土地。水稻長勢旺盛，南北大對蝦、小龍蝦、中華絨毛蟹在水塘中茁壯成長，一幅幅稻田畫吸引著不少遊客前來拍照打卡。這條修建於1802年的察布查爾大渠如今依然是察布查爾重要的水利工程，在兩百多年的歷史長河中，為當地帶來無限生機，更推動水稻種植業和相關產業的繁榮發展。「察布查爾大渠至今發揮著重要作用。」8月8日，常年研究錫伯族歷史的退休幹部安素對「治水興水看新疆」主題採訪團隊記者說。灌溉澆來稻飄香錫伯族軍民西遷伊犁後，為保障軍糧供給、發展生產，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依靠各族軍民的力量劈山鑿渠，引伊犁河水灌溉，開荒造田，歷7年苦戰，終於挖出伊犁地區歷史上第一條人工大渠，當時稱錫伯渠，後名為察布查爾大渠。修建了200多年的察布查爾大渠如今依然發揮著重要作用。石榴雲/新疆日報記者 宋衛國攝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建設者們用智慧完成了一個看似不可能的壯舉：從渠首海拔560米逆流而上，最高抵達海拔650米，讓更多農田得到了充分澆灌。在修建察布查爾大渠過程中，他們充分利用彎道、漩渦、淤泥抬升水面高度，把「水往高處流」變成了現實。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水利局局長秦安川說，在兩百多年的歷史中，經過多次改造、擴建，但主河道沒有發生變化，這種利用自然力量抬升水面的做法也沒有改變，時至今日，察布查爾大渠依然沒有通過機械力量提升水面高度。這條大渠成為各族軍民共同奮鬥、建設邊疆的豐碑。在渠水的澆灌下，察布查爾水稻種植面積從最初的2萬畝，到歷史最高時接近20萬畝，如今穩定在7萬畝左右，千畝創建田、萬畝示範田畝均產量分別達847.2公斤、794.2公斤。「察布查爾大米」先後進入國家地理標誌產品（糧油）百強品牌、「品味新疆」新疆特色農業好產品行列。水稻田裡養蝦蟹8月8日一大早，家住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坎鄉庫勒特克其村的葉爾波力·扎克爾開上車前往伊寧市，車上拉著200多公斤剛剛捕撈上來的南美白對蝦。送貨、餵料、管理池塘裡的蝦蟹……這些都是葉爾波力日常工作。2017年，葉爾波力在庫勒特克其村的伊犁悅然生態農業有限公司特色水產養殖基地（以下簡稱「悅然生態養殖基地」）找到了這份工作。「空中投餵+水下養殖」的立體場景。石榴雲/新疆日報記者 宋衛國攝2015年，在察布查爾打工多年的管小平在庫勒特克其村找到了一片鹽鹼地，清澈的察布查爾大渠水和蝦蟹養殖的好前景讓他一頭扎進了水產養殖。經過10年打拼，現在，悅然生態養殖基地已將360畝鹽鹼地改良成36座池塘，還引入無人機進行飼料投喂，實現蝦蟹存活率與品質雙提升。「空中投餵+水下養殖」的立體場景，成為當地智慧農業的鮮活樣本。今年，悅然生態養殖基地共投放南美白對蝦苗1000萬尾，羅氏沼蝦苗200萬尾，培育螃蟹苗20噸左右。目前，南美白對蝦已上市，畝產量400公斤左右。預計今年僅在該村養殖的水產品總產量達80噸，年收入超過300萬元。基地養殖的羅氏沼蝦將於9月上市，螃蟹將在國慶節前大量上市。「目前我們村養殖的蝦蟹供不應求，遠銷黑龍江、吉林、遼寧等地，帶動當地村民通過土地流轉、就近就地就業實現增收。」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融媒體中心駐坎鄉庫勒特克其村工作隊第一書記阿依努爾·艾麥提江說。稻田作畫遊人樂察布查爾大渠不僅帶來了水稻種植業和特色水產養殖業的發展，還帶動了不少創業者來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納達齊牛錄鄉稻田裡作畫。8月8日，遊客走在稻光謠景區裡。石榴雲/新疆日報記者 宋衛國攝登上28.5米高的空中玻璃長廊，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稻田畫映入記者眼帘：哪吒面帶笑容的和一條巨龍依偎在一起；手擎青龍偃月刀的關羽騎著一匹飛馳的赤兔馬……重慶遊客陳笛看到了納達齊牛錄鄉「稻光謠」景區的短視頻後，專門帶朋友來這裡打卡，眼前的景象讓他們感到無比震撼：「稻田畫大氣、美麗。」這些稻田畫都是北京科可瑞照明設計有限公司董事長高楓創作的。為了能夠給遊客呈現出更美的稻田畫，他選用了6種不同品種、不同顏色的稻種，還在「稻光謠」景區設計了燈光秀、觀光小火車、特色農副產品銷售展位等業態，增強了遊客體驗感。高楓說，明年他計劃將509畝稻田畫擴大至1069畝，讓更多人看到察布查爾秀麗的風光。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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