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大運會時隔兩年,成都又一次成為世界體壇熱點所在——8月7日晚,第12屆世界運動會在成都天府國際會議中心「天府之簷」盛大開幕。來自116個國家和地區的3942名運動員相聚成都,他們將共同書寫世界運動會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屆盛會。對於成都市民來說,世界運動會相比兩年前在這裡舉行的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多少顯得有些陌生。世界運動會上的一些比賽項目,諸如棍網球、荷球、浮士德球等,對很多中國人更是陌生。但強調運動項目的多樣性、多元化,詮釋運動的無限可能,正是世界運動會的核心價值與最大魅力。首次落地中國大陸的世界運動會,也將鼓勵運動多樣化的理念帶入中國,進而進一步推動中國體育事業的繁榮發展。與奧運會的相互補充和促進相比起超過百年歷史的現代奧運會,世界運動會的誕生時間要晚很多。上世紀70年代,因奧運會的規模所限,一些運動項目遲遲無法進入奧運會,但登上國際性綜合運動會舞臺是很多運動員的夢想。這些非奧運項目的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因此希望為運動員開創一個國際性運動會,以便讓這些運動員也能獲得參加像奧運會那樣的國際綜合性運動會的機會。世界運動會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了。1981年,首屆世界運動會在美國舉行。世界運動會以非奧運項目為主,其中既有一些對於中國人來說十分冷門的項目,諸如棍網球、荷球、浮士德球、短柄牆球,也有一些中國人較為熟悉而且中國運動員極具實力的項目,如技巧、健美操、啦啦操、體育舞蹈、輪滑、撞球、武術、龍舟。還有一些項目曾屬於世界運動會,但在成為奧運項目之後就離開了世界運動會,如羽毛球、跆拳道、女子舉重、鐵人三項。另外還有一些項目在成為奧運項目之後未能留在奧運會,所以它們在世界運動會進進出出,如霹靂舞、棒壘球。由於世界運動會與奧運會形成了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的關係,已故國際奧委會原主席胡安·安東尼奧·薩馬蘭奇先生曾高度評價世界運動會是「二級奧運會」。一些從世界運動會走向奧運會的項目,如羽毛球、跆拳道、女子舉重、霹靂舞,它們在世界運動會的存在經歷對其加入奧運會有著十分重要的參考意義,薩馬蘭奇先生也曾進一步闡釋過世界運動會的角色是「奧運會的實驗室」。成都體育學院天府國際體育賽事研究院院長柳偉在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專訪時認為,儘管世界運動會遠不像奧運會那樣具有巨大的全球影響力,但世界運動會的存在對於世界體育運動的均衡發展來說具有不可或缺的意義。柳偉說:「世界運動會為非奧運項目提供了頂級競技平臺,填補了奧運會覆蓋範圍的空白。一些項目如飛盤、軟式曲棍球,擁有廣泛的群眾參與基礎和文化價值,世運會的存在確保了它們的國際發展和競技提升,促進了全球體育的多樣性。」奧運會是當前全球最重要的頂級綜合性運動會,世界運動會與奧運會並非競爭關係。世運會與奧運會的互補,也讓世界體育運動的發展獲得一加一大於二的增益。柳偉表示,「奧運會聚焦高競技性項目,而世運會更注重包容性和創新性,為新興項目提供試驗場。一些世運會項目,如攀巖、滑板已成功進入奧運會,證明了世運會在推動體育項目進化中的關鍵作用。」此外,世運會強調「團結、包容、多樣性」,吸引不同文化背景的運動員和觀眾,增強了全球體育的凝聚力,其較低的舉辦門檻也為更多城市提供了承辦國際賽事的機會,擴大了體育文化的全球傳播。世運會與成都的雙向奔赴世界運動會之前在中國的知名度、影響力都比較低,這與中國大陸從未舉辦過這一非奧運項目的全球頂級賽事有很大關係。2018年,薩馬蘭奇體育發展基金會協助成都申辦世界運動會,為此後世界運動會首次落地中國大陸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薩馬蘭奇體育發展基金會相關負責人在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專訪時表示,「通過支持成都申辦世運會,薩馬蘭奇基金會旨在將多元體育文化引入中國,填補中國大陸承辦此類國際賽事的空白。同時,2018年正值成都推進『三城三都』(包括『賽事名城』)建設的關鍵階段。薩馬蘭奇基金會深度參與成都申辦世運會的全流程,包括協調IWGA(國際世界運動會協會) 考察評估,最終助力成都成功獲得2025年世運會舉辦權。這是成都積累國際賽事經驗、為未來申辦更高規格賽事鋪路的重要一步。」8月7日上午,國際世界運動會協會副主席湯姆·迪倫稱讚成都為世界運動會的發展創造了許多個「首次」,包括在世界運動會歷史上首次舉辦的火炬傳遞活動,將世運會體育精神直接帶到成都市民身邊。成都也將充分利用現有和改造後的體育設施舉辦本屆世運會,這被湯姆·迪倫評價為「最具可持續性的一屆世運會,樹立了辦賽的新標杆」。成都世運會剛剛揭幕,但為世界運動會及全球體育繁榮發展做出的重要貢獻已經展現出來。柳偉認為,「成都首次為世界運動會設計火炬並策劃火炬傳遞,賦予賽事更強的儀式感和文化象徵意義。火炬設計融入大熊貓、芙蓉花等成都元素,結合『團結、包容、多樣性』的理念,彰顯了中國文化與全球體育精神的交融。這種創新不僅提升了世運會的全球辨識度,也為非奧運項目的文化傳播注入了新活力。」作為中國西部重要中心城市、國家歷史文化名城、西部科技創新中心,成都也通過舉辦世界運動會,進一步在全球展現了城市的包容、開放以及活力、魅力。成都世運會執委會執行副主席兼秘書長、成都市副市長許興國介紹,「成都以舉辦世運會為契機,持續提升城市環境品質,在城市重要道路節點、公園景區融入世運元素,全面呈現『公園城市、活力世運』的園林景觀和『乾淨、整潔、有序、美麗』城市形象。成都同時結合全民健身,深入開展世運項目進社區、進學校、進商圈和『跟著賽事去旅行』系列活動,打造130個市民家門口的『世運空間』,吸引市民遊客參與體驗跑酷、飛盤、攀巖、射箭等新潮運動。」在本屆世運會賽前新聞發布會上,義大利女子射箭選手基亞拉·雷巴利亞蒂作為運動員代表,表示自己已經做好計劃,她期待著在完成比賽任務之後的「成都漫步」。助力中國實現全民體育8月6日下午,在率先開賽的本屆世運會軟式曲棍球比賽現場,觀眾席上有不少觀眾都是帶著孩子觀看比賽的家長,這是他們第一次觀看軟式曲棍球這個項目,但孩子們紛紛表達了希望體驗、參與這項運動的願望,家長們也基本上表示支持。可以預見,隨著本屆世運會各個比賽項目的陸續開賽,很多冷門、小眾的運動項目都將第一次闖入國人視野,很多中國觀眾也將第一次感受到,在主流的奧運項目之外,體育世界是如此的多元、多彩。根據2024年全國群眾體育工作會議公布的數據,截至2023年底,我國體育場地達459.27萬個、人均體育場地面積2.89平方米、經常參加體育鍛鍊的人數比例達37.2%。當參加體育運動已經成為市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國人對體育運動項目的多元化需求也成為必然。近幾年,諸如飛盤、槳板、匹克球等新興運動在國內的迅速走熱,也反映出當人們的體育運動熱情被點燃,體育消費的欲望被釋放,運動興趣的選擇一定不會只局限在少數幾個主流項目。薩馬蘭奇體育發展基金會相關負責人向記者表示,「世運會強調『包容與多樣性』,這與中國的體育觀念從『唯金牌論』向『全民體育』轉型的趨勢相契合。成都世運會的申辦、舉辦,是中國體育全球化與多元化的關鍵一步。成都世運會的包容性理念、科技賦能實踐及產業化探索,不僅豐富了全球體育生態,更為中國體育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動能。」成都世運會的舉辦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了當下中國體育發展的時代之所需。柳偉表示,「成都首次在中國大陸舉辦世界運動會,通過非奧運項目的多樣性展示,打破了公眾對體育的傳統認知局限,為他們植入了『團結、包容、多樣性』的體育價值觀。這種理念將長期影響成都乃至中國的體育發展,鼓勵人們接納小眾運動,拓寬運動參與視野。」
琉璃河遺址位於北京市房山區琉璃河鎮,是燕山南麓目前已知面積最大的西周時期遺址,也是目前國內發掘時間最長、發掘規模最大、發掘內涵最豐富的西周封國遺址。 自1945年被發現以來,琉璃河遺址歷經多次大規模考古發掘工作,陸續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銅器、漆木器、玉石器、原始瓷器、陶器等,其中包括首都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堇鼎、伯矩鬲。2025年4月,琉璃河遺址入選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編 者 從北京市中心向西南車行約40公裡,再穿過一段田間小路,就到了琉璃河遺址城北發掘區。 「經過歷時約3年的勘探和發掘,我們發現了外城壕和外城牆,明確了琉璃河遺址外城的存在。」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館員、琉璃河遺址考古發掘現場負責人王晶介紹,「根據外城壕的位置推測,城址規模由原來不到60萬平方米擴大到約百萬平方米。外城壕內堆積層多達12—16層,通過對這些堆積層的研究觀測,可以追溯外城從建設到廢棄的過程。」 反覆現場發掘證實北京3000餘年建城史 在北京考古史上,琉璃河遺址發掘次數之多、時間之長,僅次於周口店遺址。 1945年8月,中國銀行派工作人員吳良才調研琉璃河水泥廠投資建設情況。途經董家林村,他穿過一片明顯高出周圍的臺地,看到地面陶片俯拾皆是。受其哥哥、中國考古學學者吳金鼎的影響,吳良才對考古很感興趣。他撿回一大包陶片,拿給當時在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工作的蘇秉琦看。 看到陶片,蘇秉琦立即判斷可能是商周的東西。蘇秉琦曾說,「如果沒有吳先生的發現,就不會有後來琉璃河遺址的發掘。」 1962年,時任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的蘇秉琦,在安排學生考古實習時,又想起吳良才提供的線索。在他提議下,北大教授鄒衡帶領學生與北京市文物工作隊(現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合作,到琉璃河的劉李店、董家林等地開展小規模試掘。聯合考古隊挖開幾條探溝,發現了些許灰坑和大量西周時期的陶片。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將這次成果寫進報告,發表於《考古》1963年第3期上。這是關於琉璃河遺址最早的一篇研究文章。 此後,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北京大學考古學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現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對琉璃河遺址前後開展了5次大規模發掘。 「我1972年進入北大考古專業讀書,和班上40多人一起去了琉璃河參加田野實踐。」曾任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長的趙福生回憶,當時他們住在董家林村一座四處透風的大廟裡,晚上睡大通鋪,點煤油燈照明。經過幾個月努力,都沒有發現有價值的東西。趙福生說:「但鄒衡先生還是堅持這裡就是西周燕國的始封地,提出『一定要保護好』。」 轉眼到了1973年春天,聯合考古隊再次啟動對琉璃河遺址的發掘。這一次,由於發掘範圍更大,幾年內,就陸續發現了69座墓葬及車馬坑,包括燕侯級的202號大墓,出土了堇鼎、伯矩鬲等珍貴文物。經過專家認定,基本確定琉璃河遺址就是燕國的始封地。 1986年11月29日,考古隊員在1193號大墓墓坑東南部的泥水中,發現了兩件鏽蝕嚴重的青銅器,一件是罍,一件是盉,這個發現使大家倍感興奮。經過兩個多月的除鏽工作,器物內部的銘文顯現出來,這一罍一盉中均刻有相同的43個字,其中最關鍵的5個字是:「令克侯於匽」,實證周王曾命令燕侯克到燕地為諸侯。至此,琉璃河遺址作為西周燕國始封都城的地位得以確認。 1995年,趙福生出任琉璃河考古隊領隊,對燕都古城的城址、宮殿區、祭祀區等進行了補充發掘;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後,根據天文推算、文獻、碳14測年等方法推斷,燕國的始封之年在公元前1045年前後,證實北京有3000餘年建城史。 多學科合作還原最早的「北京城」 2019年,北京市考古研究所(現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聯合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聯合大學、首都師範大學等單位,重啟琉璃河遺址考古工作。 發掘現場,聚集了考古發掘、文物保護、科技考古人員等,多學科合作在本次考古發掘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大家共同研判文物保護方案、決定提取方法、制定取樣計劃。隨後開展的動物考古、植物考古、有機質殘留物分析、銅器溯源、碳14測年、同位素分析、人類全基因組測序等,均取得階段性成果。 碳14測年顯示,外城壕啟用於西周早期,西周中期前被廢棄。外城的發現證實琉璃河城圈結構至少為雙重,改變了學界對西周燕都城市複雜性的傳統認識。這是西周封國遺址考古中首次發現雙重城垣,其城圈結構和城牆方向與西周早期的王朝中心周原遺址相似。王晶認為,這說明西周時期王朝的中心和封國在城市設計上的理念是一致的。 在外城壕的堆積層裡發現了8座祭祀牛坑。經過動物考古鑑定,這些牛大多在2歲半到3歲半之間,推測為祭祀用牲。 走進琉璃河考古工作站的標本室,一個個塑料盒中存放著粟、黍、小麥、大豆、大麥等炭化植物種子。「我們要收集大量土樣,才可能選出少量植物種子。」考古隊員安妮娜介紹,要用浮選機一遍遍「淘洗」,再利用高倍數顯微鏡判別品種。研究表明,燕人以食粟、黍為主,可見西周時期琉璃河一帶為較典型的北方旱作農業。 此外,琉璃河遺址首次建立了考古地理信息系統,將遙感考古、航空攝影、電法物探、勘探和發掘的成果「繪」在一張圖上,建立遺蹟三維模型。基於三維測控網,在空間坐標系中準確記錄每個遺蹟的位置、大小和形狀。 「琉璃河遺址的考古工作是『老遺址新收穫』的典型代表,其經驗值得推廣。」西北大學校長、考古學家孫慶偉說,3000多年來,北京從邊緣據點到大國首都,其發展歷程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生動寫照。從這個角度來看,琉璃河遺址發掘研究的意義遠超一城一地。 零距離感受考古魅力,講好北京「城之源」故事 時至今日,燕都和燕文化仍有許多歷史謎團待解。 「考古工作仍在繼續,一批90後、00後考古隊員挑起了大梁。」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院長張中華介紹,「我們制訂了中長期規劃,將通過一系列多學科課題研究,破譯文明密碼,填補研究的空白。」 「考古發掘一旦開工,一天也不能停工,加班是常態。」王晶坦言,她家住天津,經常一年到頭都沒空回家。有一年大年三十,團隊仍然忙著整理髮掘記錄。經過院領導再三催促,大家才匆匆返鄉,沒過幾天,又提前返回考古工地。雖然工作辛苦,但王晶說:「當在土層中找到一個個歷史遺蹟片段,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除了考古發掘,這些年輕的考古隊員還在嘗試用各種方法向人們闡釋琉璃河遺址的歷史文化價值,講好北京「城之源」的故事。 在勘探現場觀察土樣,記錄信息;走進模擬探方,挖掘文物復原品;在北京考古遺址博物館琉璃河遺址館區,學習青銅製作工藝……作為北京公眾考古季的創新活動之一,2022年至今,共有數十組家庭受邀走進琉璃河遺址考古發掘現場,零距離感受考古的魅力。 在琉璃河遺址國際田野考古學校,來自美國、加拿大等國的外國學生參與田野考古實踐、學術研修活動。作為考古學校的指導教師,安妮娜精心編寫了英文考古術語詞典。「在教學實踐中,我們努力讓外國學生了解中國考古學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同時我們也藉此機會了解國際考古學的新動態。」安妮娜說。 2025年3月,北京市房山區聯合北京市文物局公開徵集琉璃河考古遺址公園核心區建設規劃設計方案。未來,一座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考古學的考古遺址公園將呈現在世人面前,成為人們觸摸歷史、感悟文明的重要場所。 延伸閱讀 琉璃河遺址將北京建城史推進至3000餘年前 琉璃河遺址位於北京市房山區琉璃河鎮大石河北岸,分布範圍約5.25平方公裡,包括董家林、黃土坡、劉李店、立教、洄城等地。 琉璃河遺址的發掘,對周初封燕問題的認識,起到了關鍵作用,不但指明了《史記·燕召公世家》記載的「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中北燕封地的具體位置,還展現了最初的「北京城」的樣子。它將北京建城史推進至3000餘年前,是目前北京地區考古發現的最早的城市文明源頭,稱之為北京「城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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