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在抗戰中的作用
2026-01-03 03:19 4,538次浏览烏魯木齊8月10日電 (記者 張素)進入8月，國家檢察官學院新疆分院黨委書記、副院長魏敏更忙了。「中亞國家司法合作交流基地已經建成，即將投入使用。」他說，今年10月將迎來首批中亞國家檢察官。 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新聞辦公室8日在烏魯木齊組織開展「新時代法律監督工作巡禮·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集中採訪活動。魏敏在受訪時介紹「一學院兩基地」建設進展。 「一學院」即國家檢察官學院新疆分院，「兩基地」即中亞國家司法合作交流基地、中亞國家司法檢察研究基地。這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檢察院為加強涉外法治工作而推出的一項重要舉措。 據知，位於國家檢察官學院新疆分院的中亞國家司法合作交流基地建有教學實訓樓、外籍學員公寓樓、綜合樓等，內設多媒體教室、研討室、圖書館等，可同時滿足300名檢察官的培訓需求。按照最高檢統一安排，首批在此接受培訓的將是來自烏茲別克斯坦的檢察官。 今年5月下旬，魏敏隨團出訪烏茲別克斯坦，同烏方檢察官就進一步加強人員培訓進行交流。 「烏方人員對此很期待，他們說『朋友多了路好走』，希望通過親身來到新疆走一走、看一看，加深對中國檢察制度及實踐的了解。」魏敏說。 「此前，在上合組織框架之下，我們與中亞國家在依法嚴厲打擊『三股勢力』、毒品走私等犯罪方面已達成一些合作機制。因應新的形勢，如今外方對於合力打擊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犯罪，以及中國的人工智慧、數字檢察與信息化建設經驗很感興趣，我們也希望通過合作更好推進涉外法治工作。」魏敏說。 隨著中國同中亞國家關係更加緊密，合作更加深入，中國檢察機關基於實務需要，著力加強涉外檢察理論研究，取得一系列成果。 據介紹，中亞國家司法檢察研究基地於2024年經最高檢批准設立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檢察院會同新疆大學聯合相關科研院所，圍繞中亞國家檢察制度和法律制度開展編譯研究。這項工作不僅填補了國內涉中亞國家司法檢察制度基礎研究空白，也為後續開展相關領域研究及司法協作創造了有利條件。 研究發現，中亞國家的檢察制度在改革進程中，各國都在選擇適合自己的方案，檢察權配置各有側重。比如，哈薩克斯坦檢察權專門配置對司法統計和一般統計的監督權，烏茲別克斯坦檢察權配置了保護公民權利監督權、稅務等經濟犯罪監督權、完善立法權等。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檢察院相關負責人表示，今後，「一學院兩基地」將成為面向中亞國家檢察機關開展人員交流、工作培訓、司法協助的常設性基地，立足於更好的服務全國檢察機關反恐實訓，推進與中亞國家司法合作交流，為服務保障「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有力平臺支撐。(完)
理論與實踐 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及其完善途徑 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日前聯合印發《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規定從2025年1月1日起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3周歲以下嬰幼兒，發放每年每孩3600元的國家基礎標準育兒補貼，至其年滿3周歲。這是我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民生領域首次採取大規模、普惠式、直接性的資金發放形式來實施惠民舉措，展現出國家高度關注生育問題並有力紓解家庭在育兒領域急難愁盼的堅定決心。 現代化國家在既往的工業化過程中都會普遍面臨生育率走低問題，各國通常會在生育率下行時期採取各類政策手段以降低其下降的幅度與速度。其中，最有力、最常見、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建設。該政策體系一般包括三項具體的制度安排：一是以生育補貼、稅收減免、信託基金為代表的現金轉移支付制度，它側重於以資金形式對育兒家庭進行直接的經濟補償；二是以產假、育兒假為代表的育兒休假制度，它側重於為育兒者提供充裕的照料機會；三是以公共託育、學前教育、嬰幼兒免疫、早期發展探視、家庭教育指導、殘障兒童康復照料為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務，它側重於為有兒童家庭提供專項服務支持——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的《關於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的意見》，即屬於這個類別。 各發達國家普遍形成了資金、假期、基本公共服務相銜接的一攬子組合型生育支持政策。隨著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逐步完善以及國家財政投入的增長，一些現代化國家的生育狀況的確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例如，美國、英國、瑞典等國家近20年的總和生育率長期維持在1.9-2.1左右的水平，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家的總和生育率，甚至在近20年裡從1.6-1.7增長至1.8-2.0。 就我國而言，「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激勵機制」「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已成為解決現階段少子化問題的關鍵舉措。實踐中，有關生育支持政策的建設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下有序推進，中央和地方政府不但堅持了原有的針對特殊困難家庭的臨時/長期監護服務、收養寄養服務、康復服務、關愛保護服務等，還陸續針對普通家庭形成了個人所得稅抵扣、生育假、公共託育、嬰幼兒免疫、普惠性學前教育等制度支持，並在資金保障、信息協同、檔案管理、協調機制、基層服務隊伍建設方面給予了諸多配套。此次育兒補貼，不但是國家堅定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生動體現，也是在民生保障領域中切實展現「投資於人」理念以及提升惠民體感溫度的標誌性事件。 具體而言，我國建立實施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主要有四點：首先，這開創了兒童福利制度乃至民生保障領域普惠型政策的先河，反映出國家充分利用惠民政策來打贏應對少子化風險關鍵戰役的堅定決心。其次，顯示出我國正在對普通家庭過重的育兒經濟負擔及家庭照顧赤字進行主動有為的幹預。第三，標誌著我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在形式結構上補齊了短板，資金、假期與基本公共服務三種形態的政策工具箱已經初步齊備。最後，它標誌著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當然，也必須正視我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尚處於摸索階段，仍然需要在未來重視三大問題：一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持續、穩步增長。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與兒童規模，此次育兒補貼在年齡範疇上確定為嬰幼兒、在補貼額度上相對較低，與已有現代化國家普遍全周期、高標準的兒童津貼尚有一定差距，未來仍然需要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而穩步增長。二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地方差異。此次育兒補貼為部分地方政府提高標準留有一定餘地，但在政策監管過程中也要注意防止少量經濟發達地區的標準過高或標準增長過快，防止人為造成社會保障水平的參差不齊並進而影響我國區域人口增減的大局。三是要注重育兒補貼與其他政策工具的協同使用。從日韓等國的經驗來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並不意味著生育率會在短期內快速提高，它不但具有一定的政策滯後性，也與其他政策工具以及多重工具組合的配套協調有關，因此，育兒補貼制度仍然需要納入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中去綜合考量，以設計出生育支持的最佳方案。 (萬國威，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臨床社會工作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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