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力中國調研行）湖北今年前7個月旅遊綜合收入超5717億元
2025-11-09 19:35 2,854次浏览8月5日電 據最高人民法院微信公眾號消息，醫保基金是人民群眾的「看病錢」「救命錢」，事關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事關醫療保障制度健康持續發展，事關國家長治久安。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充分發揮刑事審判職能作用，依法嚴懲醫保騙保犯罪，切實維護醫保基金安全和人民群眾醫療保障合法權益。 一是制定指導意見。牽頭起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辦理醫保騙保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明確醫保騙保犯罪定罪處罰、法律適用、政策把握、辦案要求及有關工作制度機制等。 二是開展專項整治工作。會同國家醫療保障局等有關部門開展2024年醫保基金違法違規問題專項整治，同步部署全國法院開展2024年醫保基金違法違規問題專項整治工作。 三是依法嚴懲醫保騙保犯罪。各級人民法院依法從嚴懲處醫保騙保犯罪，重點打擊幕後組織者、職業騙保人等。2024年，全國法院一審審結醫保騙保犯罪案件1156件2299人，一審結案數同比增長131.2%，挽回醫保基金損失4.02億餘元。 四是制發司法建議。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系統梳理醫保騙保犯罪高發、多發的原因，提出強化醫保基金監管的對策建議，制發《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加強醫保基金監管 維護醫保基金安全的司法建議書》。 五是加強宣傳警示。召開新聞發布會，發布依法懲治醫保騙保犯罪典型案例，配合新聞媒體對醫保騙保案件進行採訪，曝光「回流藥」黑色產業鏈等，形成廣泛熱烈的宣傳聲勢和積極正面的輿論反響。 為充分發揮典型案例「辦理一案、治理一片」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從全國各級人民法院辦理的醫保騙保犯罪案件中，選編了4件典型案例，聚焦依法嚴懲，充分展示人民法院依法打擊治理醫保騙保犯罪的決心、舉措和切實維護醫保基金安全、維護人民群眾醫療保障合法權益的責任、擔當。 下一步，人民法院將全力推進打擊整治醫保騙保犯罪工作，堅決維護醫保基金安全。 目 錄 一、被告人艾某忠等詐騙案 二、被告人杜某君詐騙案 三、被告人戴某壽掩飾、隱瞞犯罪所得案 四、被告人陶某雲、徐某俠詐騙案 案例一 被告人艾某忠等詐騙案 一、基本案情 2016年9月，被告人艾某忠為主出資成立山西省大同市城區某醫院有限公司並任法定代表人。2018年初，該醫院成為醫保報銷定點醫院。2018年12月，醫院更名為大同市平城區某醫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變更為艾某宇，但實際控制人仍為艾某忠。艾某忠多次召集艾某宇、張某才、李某、牛某鵬、張某國、趙某等人商議騙取國家醫保基金。醫院到周邊各地(縣區)吸引、招攬病人住院，鼓勵、安排本院職工及家屬住院，內科和骨科兩大科室主要負責，其他科室輔助配合，採取虛增藥品進價、藥品重複入庫、虛增臨床用藥、檢查費用、虛報床位、空掛床等方式和手段，大肆提高、虛構住院費用，製作假病歷，將虛假數據上傳醫保中心，騙取國家醫保基金。截至2020年底，醫院虛報金額970餘萬元，其中未撥付金額200餘萬元，系詐騙未遂。 二、裁判結果 本案經山西省大同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現已發生法律效力。 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艾某忠等人以非法佔有為目的，通過虛增藥品進價、藥品重複入庫、虛增臨床用藥、檢查費用、虛報床位、空掛病床等方式，大肆提高、虛構住院費用，製作假病歷，將虛假數據上傳醫保中心，共同騙取醫療保障基金，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均已構成詐騙罪。根據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實、犯罪性質和情節，依法以詐騙罪判處被告人艾某忠有期徒刑十三年六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五十萬元；被告人艾某宇有期徒刑十一年，並處罰金人民幣二十萬元；被告人張某才有期徒刑十年六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十五萬元；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十年，並處罰金人民幣十萬元；被告人張某國有期徒刑十年，並處罰金人民幣十萬元；被告人牛某鵬有期徒刑十年，並處罰金人民幣十萬元；被告人趙某有期徒刑四年，並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元。(其他判項略) 三、典型意義 本案是民營醫院及其工作人員通過虛增藥品進價、藥品重複入庫、虛增臨床用藥、檢查費用、虛報床位、空掛床等方式騙取醫保基金的典型案例。民營醫院在充實醫療力量、保障人民群眾就醫、購藥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但有的民營醫院及其工作人員為獲取非法利益，採用虛假手段騙取國家醫保基金，嚴重危害醫療保障制度健康持續發展，依法應予懲處。《關於辦理醫保騙保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規定，對於涉案人員眾多的，要根據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和對於社會的危害程度，以及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具體實施的行為區別對待、區別處理。本案中，人民法院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對起主要作用的被告人艾某忠等六人依法從嚴懲處，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對起次要作用、具有自首等情節的被告人趙某依法減輕處罰，既有效懲治醫保騙保犯罪，又實現最佳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會效果。 案例二 被告人杜某君詐騙案 一、基本案情 2018年1月，重慶某醫院註冊成立，2019年5月成為定點醫療機構，被告人杜某君系實際負責人，經營過程中，杜某君推行讓病人低價或者免費住院治療、向「大額病人」返利等做法，通過醫生、醫助等工作人員向病人宣傳、病人「老帶新」等方式，吸引大量中老年醫保病人住院治療，並採取先開住院證辦理住院手續再開檢查單，或者雖先開檢查單但在檢查結果出來之前便辦理住院手續等方式，將有住院意願的病人全部收治入院，提供吃藥、霧化、輸水等基礎醫療服務，並大量開具高利潤抗生素等藥品。為了使上述人員符合住院要求和逃避查處，杜某君指使或者默許醫生、醫助與檢驗科醫技人員互相配合，修改住院人員的血常規檢驗報告、DR檢查報告等，並將住院期間產生的藥費、檢查費等通過醫保報銷，騙取國家醫療保障基金390餘萬元。 二、裁判結果 本案經重慶市沙坪垻區人民法院一審，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二審，現已發生法律效力。 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杜某君作為定點醫療機構的實際控制人，指使工作人員弄虛作假，篡改醫學檢驗數據，製作虛假病歷，使不需要住院的患者入院治療，騙取醫保費用，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已構成詐騙罪。依法以詐騙罪判處被告人杜某君有期徒刑十二年，並處罰金人民幣五十萬元。(其他判項略) 三、典型意義 本案是定點醫藥機構的控制人通過篡改檢驗報告等醫療文書方式，騙取醫保基金的典型案例。《關於辦理醫保騙保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規定：定點醫藥機構以非法佔有為目的，偽造、變造、隱匿、塗改、銷毀醫學文書、醫學證明、會計憑證、電子信息、檢測報告等有關資料，騙取醫療保障基金支出的，對組織、策劃、實施人員，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的規定，以詐騙罪定罪處罰。本案中，被告人杜某君利用其經營的定點醫院，通過篡改檢測報告、病歷等手段，騙取醫保基金，數額特別巨大，既違反職業道德和醫保定點服務協議，也觸犯刑法，人民法院對其以詐騙罪依法嚴懲。 案例三 被告人戴某壽掩飾、隱瞞犯罪所得案 一、基本案情 2020年6月至2021年12月，被告人戴某壽在無藥品經營許可證、營業執照等相關資質情況下，通過微信聯繫上下家收購、銷售「醫保回收藥品」，並租用倉庫作為場地，僱傭他人負責打包、郵寄藥品。經核實，戴某壽將所收購的「醫保回收藥品」銷售給冀某洲、彭某，共收款340餘萬元。案發後，公安機關扣押藥品10416盒。 2022年7月開始，被告人戴某壽在無藥品經營許可證、營業執照等相關資質的情況下，通過微信聯繫上下家收購、銷售「醫保回收藥品」，並租用場地，僱傭他人負責打包、郵寄藥品。經核實，戴某壽從王某星等處收購「醫保回收藥品」，付款18萬餘元；將所收購的「醫保回收藥品」銷售給翟某剛，收款57萬元。案發後，公安機關扣押藥品10133 盒。 二、裁判結果 本案經江西省浮梁縣人民法院審理，現已發生法律效力。 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戴某壽明知系利用醫保騙保購買的藥品而非法收購、銷售，情節嚴重，其行為已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依法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判處被告人戴某壽有期徒刑六年，並處罰金人民幣十二萬元。(其他判項略) 三、典型意義 本案是人民法院依法嚴懲倒賣醫保藥品犯罪的典型案例。近年來，非法收購、銷售醫保騙保購買的藥品違法犯罪形勢十分嚴峻，一些犯罪分子組成犯罪團夥，通過非接觸式手段，倒賣醫保騙保藥品非法牟利，不僅造成醫保基金損失，還造成大量藥品得不到妥善保管而浪費，部分變質藥品再次流入銷售環節，危害人民群眾身體健康，成為治理醫保騙保違法犯罪的重要環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危害藥品安全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三條規定：明知系利用醫保騙保購買的藥品而非法收購、銷售，金額五萬元以上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條的規定，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定罪處罰。《關於辦理醫保騙保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重申了上述規定。本案中，被告人戴某壽明知系醫保騙保購買的藥品，多次通過非接觸式渠道收購、銷售，人民法院依法認定其行為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並認定情節嚴重，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充分體現了人民法院對醫保騙保犯罪的全鏈條懲治。 案例四 被告人陶某雲、徐某俠詐騙案 一、基本案情 2023年8月以來，被告人陶某云為轉賣藥品牟利，濫用醫保報銷政策，持醫保卡多次至多家醫療機構多開、虛開藥品，並將藥品低價出售給他人。陶某雲無心腦血管、精神病、哮喘等病史，但虛開達格列淨片、腦心通膠囊、多巴絲肼片等各類藥品，價值22萬餘元。 其間，2023年11月2日，被告人陶某雲在某醫院門口結識被告人徐某俠。在徐某俠授意下，陶某雲持醫保卡在多家醫療機構虛開腦心通膠囊、參松養心膠囊、達格列淨片等各類藥品，價值8萬餘元。徐某俠明知上述藥品系陶某雲利用醫保騙保所得仍低價予以收購。 二、裁判結果 本案經江蘇省南京市六合區人民法院審理，現已發生法律效力。 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陶某雲以非法佔有為目的，採取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手段，騙取國家醫保基金，數額巨大，其行為已構成詐騙罪。被告人徐某俠授意他人利用醫保騙保購進藥品，進而非法收購，數額較大，其行為已構成詐騙罪。依法以詐騙罪判處被告人陶某雲有期徒刑三年二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元；被告人徐某俠有期徒刑一年七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二萬元。(其他判項略) 三、典型意義 本案是參保人員騙取醫保基金的典型案例。根據相關法律法規規定，參保人員不得利用其享受醫療保障待遇的機會轉賣藥品，接受返還現金、實物或者獲得其他非法利益。個人利用享受醫療保障待遇的機會轉賣藥品，接受返還現金、實物或者獲得其他非法利益的，由醫療保障行政部門責令改正；造成醫療保障基金損失的，責令退回；屬於參保人員的，暫停其醫療費用聯網結算3個月至12個月。個人以騙取醫療保障基金為目的，實施前述行為，造成醫療保障基金損失的，還應當由醫療保障行政部門處騙取金額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罰款。行為人以非法佔有為目的，實施前述行為，騙取醫療保障基金支出，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以詐騙罪定罪處罰。本案中，被告人陶某雲作為參保人，以非法佔有為目的，利用享受醫療保障待遇的機會轉賣藥品，獲取不當利益，人民法院依法對其以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二個月。被告人徐某俠授意他人利用醫保卡騙開藥品而非法收購的行為，亦構成詐騙罪。人民法院提示，醫保基金是廣大人民群眾共享的普惠性資源、有限資源，參保人員作為政策紅利的受益者，也負有依法、如實享受醫保待遇，維護醫保基金健康可持續發展的義務，人民法院對騙取醫保基金的犯罪分子絕不姑息。
這個暑假，「體育外賣」的授課方式正在一些城市興起：不少青少年上體育培訓班不用接送，家長們從手機上下單，教練帶著器材上門，最近的場地可能就在自己家樓下。 扛器材擠地鐵送「體育外賣」，對於在杭州工作的00後劉晨來說不算什麼，做上門教練以來，根據課程需要，他帶過跨欄、障礙桶、彈力帶、啞鈴等工具。這讓他常常惹人注目，在不同小區之間轉場總有人來問聯繫方式；小區上課現場，也有家長先是在遠處觀望，再來諮詢：「能不能拼團(課)？」 這種新型體育培訓模式吸引著一些年輕人投身其中。石家莊一家上門體育機構負責人孫文表示，目前不到30人的教練團隊跑不完全市的上門課程，所以公司還在持續招人，每天近百人通過招聘網站向他求職，但可能只篩出一兩個合適的教練。 他們帶著器械上門教體育 劉晨是一名前摔跤運動員，他所在的杭州市臨平區是2021年才成立的，離市中心較遠，不少雙職工父母自己都很難有空鍛鍊，更沒有時間陪著孩子去其他區的大機構進行體育培訓，但孩子的體育鍛鍊卻「拖不得」——肥胖、體能差、視力弱問題困擾著不少家長，「有的孩子下樓去買個東西，可能回來都會氣喘籲籲」。靈活、便利的「體育外賣」，於是應運而生。 孫文在石家莊從事體育培訓十餘年，有一家超過200平方米、面向青少年的運動場館，開始轉型時，「上門體育」這個名詞還沒有出現。現在，他的禹創體育團隊已經把「上門體育」作為主要業務。他解釋：「家長沒有時間來回接送孩子(到場館)，就會導致孩子的訓練頻率降低，斷斷續續的，效果不理想。」教練上門為家長減少了時間成本，而脫離場館，在綠植多的公園、小區運動，「視野開闊，運動狀態和心理是不一樣的」。 不同學段的體育測試，是當下很多家長為孩子下單「體育外賣」的一大原因。近年來，多地出臺政策對中考體育增加過程性考核，比如，北京各中小學校，將四、六、八年級學生的體質健康測試結果計入中考；河北則將七年級下學期至九年級上學期共4個學期的成績之和，作為過程性考核成績。 孫文稱，很多家長轉變了思路，不像之前，在體育測試前「臨陣磨槍」，平時訓練、提升成績的需求大幅度增加了，也不再滿足於原有的體育培訓模式。 北京樂時運動聯合創始人陳學利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介紹，做「上門體育」的機構有些也是從體育場館轉型而來，開發「上門體育」線上平臺的僅兩三家。2024年年底「樂時運動」小程序上線，目前覆蓋了100多個城市，已有3000餘名專業教練入駐平臺。陳學利表示，做「上門體育」是一種輕資產創業，沒有場館這種重資產的投入，而且覆蓋範圍很大。「不像一個場館，只能覆蓋周邊10公裡左右範圍。教練直接對接家長，收入也比在場館高。」 這也是曲阜師範大學體育教育專業大二學生薛銳眼中，「上門體育」的吸引力所在，不拿「死工資」、工作自由，憑個人能力賺錢。他做過田徑、籃球、夏令營體育培訓兼職，從今年上半年開始做上門教練，組了一個4人團隊，正在考慮創辦公司。「發展得好，畢業就可以接著做下去。」他了解到，在山東濟寧曲阜這座縣級市，大型體育場館都離市中心較遠，但他們送課到客戶家樓下，家長「透過窗戶就能看到」。90分鐘的課程收費100多元，是當地家長能接受的價格。 陳學利介紹，「樂時運動」的上門體育課程定價與授課人數相關，但客單價比場館更低，一對一課程低40%左右，4-6人的班課則會低70%左右。「很多孩子願意一塊拼著去上課，這種團課在平臺上銷量非常好。」陳學利說，有家長發起拼團後，會把團課連結發到自己的小區群裡，為孩子尋找上課的「搭子」。 得益於輕資產投入，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採訪的「上門體育」從業者均表示，他們採取小課包或一次一付的收費方式。孫文介紹，他接觸的家長對傳統機構的「大課包」式預付消費心存顧慮，非常看重「上門體育」課程機構的穩定性。就像陳學利所說，一次一付的模式下，家長交完錢幾個小時以後，教練就上門來授課了。 面對新的市場需求，創業者們也在摸索。自媒體就是一個宣傳渠道，薛銳的團隊裡由他負責出鏡，拍攝帶孩子訓練的視頻，「有教練出鏡、指導的視頻流量，就會高一些」。通過和家長們的私信互動，薛銳得知一些體能測試的培訓需求很大，於是開始研究推出相關課程。 「南方沿海城市和北京，家長(對上門體育)接受度比較高，其他城市不少家長還是比較傳統，我們也在慢慢推廣，這需要有一個過程。」陳學利說。 上門體育「因地制宜」 暑假裡，清晨和傍晚是上課黃金時段，應家長要求，劉晨團隊的教練有的在早上6點上課，有的晚上10點半才下課，通常一天上4節課，下雨、颱風天就在小區地下層教。找到合適的場地不算困難。「新小區裡面配套都蠻好的」，跑道和體育廣場適合訓練。如果碰上老小區，劉晨會帶上孩子去附近的體育公園，通常走800米左右就能抵達。薛銳則習慣在每次課前「踩點」找好訓練場地，通常20分鐘以內能找到。 「在場館裡上課與上門去戶外上課，具體的實施、注意事項是有所區別的。」孫文說，教練首先會對場地的安全作一個判斷。場館內有運動地膠、周邊牆體有軟包，細微處都有保護設計，但「上門體育」需要靠教練選擇場地。「檢查周邊是否有高空墜物風險、稜角、過往車輛，這些都得注意到。」同時，戶外教學對教練的專業性要求更高，沒有地膠的情況下，跳躍的動作不規範，教練更要及時糾正，防止對孩子的膝蓋造成損傷。 在業內人士看來，場地需求與體育培訓項目密切相關。孫文以體測的立定跳遠項目舉例，教練會帶跳遠墊上門，對膝蓋起到緩衝作用，防止孩子受傷。而長跑訓練，由於未必能就近找到開放的標準跑道，則需要將訓練拆分：日常通過體能訓練提升心肺耐力、糾正跑姿，測試則必須去專業跑道。他希望更多運動設施向公眾開放，「無論對於上門體育，還是家長自己帶著孩子去運動鍛鍊，都是一種便利」。 在做夏令營教練時，薛銳第一次意識到，體育教育不是嚴肅的，而是有趣的，他在那次兼職裡學會如何融入孩子群體。「上門體育」往往是家長主導了課程報名，但孩子會慢慢喜歡訓練，也會在休息時和他分享喜歡的動漫角色和校園裡發生的事。 同一個項目也要根據目的來選擇上課方式。孫文談到：「比如籃球，如果要學專業的，我會建議去專業的室內場館，如果說把籃球當作興趣愛好，培養孩子的基礎能力，再穿插著體能訓練，我們可以說(上門)沒問題。」 劉晨覺得，體育不僅影響一個人的身體，更重要的是心理。他遇到過一個五年級體重已經有70多公斤的男孩，拍攝時男孩很抗拒鏡頭，也不願意訓練。於是，劉晨就和他約定不再用手機記錄，「就好好訓練，這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就屬於我們倆」。現在，男孩在訓練後瘦了5公斤，慢慢喜歡上了運動。 除了喜歡給孩子上課之外，劉晨還希望「通過創業的方式，讓教練走進千家萬戶，讓受過專業訓練的人推廣體育」。 「體育外賣」也需品控 武漢體育學院教授、中國青少年體育與體教融合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負責人柳鳴毅向記者指出，隨著大眾體育健身意識的不斷提高，包括「體育外賣」在內的各種體育教學、體育鍛鍊形態隨之多元化發展。國家體育總局、教育部等部門提供了基本的公共體育服務，但個體的需求存在差異，因此市場提供了個體化、定製化的課程。家長和孩子在選擇課程時，也需要注意防範孩子在體育運動中的運動損傷風險。 對於劉晨來說，選擇註冊公司還有一個重要因素：買保險。做個體教練時，劉晨只能在上課前一天請孩子父母買好保險、截圖發給他，「我們有言在先，如果沒有給孩子購買保險，第二天的課我們就不上」。現在，他可以以公司的名義，批量為孩子購買保險。 劉晨還發現，被訓練場景吸引來的家長除了關注課程內容和價格，也對專業資質非常看重。他告訴家長，浙江省內從業教練員通過在該省體育培訓監督管理數位化平臺「浙體培」獲得「電子認證」，可以通過小程序查看教練的資質證書。 為進一步完善課外體育培訓監管，國家體育總局於2021年12月印發了《課外體育培訓行為規範》，規定執教人員應持有體育教練員職稱證書、社會體育指導員職業資格證書等6種證書的至少一種。 陳學利介紹，各地的教練需通過「身份證+資質證書+教學案例+人臉識別」四重嚴格審核，才可以入駐「樂時運動」平臺接單。其中，教學案例指的是教練此前訓練的孩子的視頻，「能看出他的教學水平，還有對待孩子的態度」。 「我們現在是放慢了推廣速度，在控制教練的數量和質量。」陳學利透露，在作為大本營的北京，「樂時運動」設計標準化的課程流程，如果得到家長歡迎，孩子又比較適應的話，就會慢慢往外去複製。 「品控」也是孫文正在考慮的事情，他為團隊的每個教練都配置了一整套器材。因為「體育外賣」業務鋪得廣，他的確遇到沒辦法實時掌握教練上課情況的問題，他想到的方法是隨機巡課、與家長教練建立三方溝通、定期培訓，「也在思考有沒有更加系統性的管理方式來提高課程品質」。 孫文在期待相關行業標準的出臺，他坦言，對於教練的執教能力，僅靠證書無法直觀展現。在面試教練時，他要求上門教練性格外向、有耐心，且擁有一到兩年的實際授課經驗。「我們得對家長負責、對孩子負責，也對教練的未來負責，不能讓教練拿孩子練手，這裡邊的風險性、不可控性太大了。」 柳鳴毅認為：「僅依靠體育行政部門對『體育外賣』等體育健身服務項目進行管理、監督、扶持，力度是不夠的。我們要呼籲多部門圍繞『體育外賣』等體育健身服務的標準設置、場地、師資、營業資質等，提出合理且有助於市場發展的監管體系。」他也提醒，公眾應增強安全防範意識，選擇有資質和經驗、靠得住的機構。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陳宇龍 記者 王聰聰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5年08月14日 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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