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知生態之變丨淨土保衛戰交出亮眼答卷
2025-10-31 15:49 7,671次浏览烏魯木齊8月9日電 題：探「方圓」絕代雙塔 觀絲路文化交融 作者 苟繼鵬 在新疆喀什市城區外荒漠中的莫爾寺遺址現場，矗立著一高一矮、一圓一方兩個高大的「土墩子」惹人注目。今年，莫爾寺遺址入選「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後，搭乘火車的人們途經此處，總不免透過車窗搜尋絕代雙塔的身影。 「這是迄今發現中國最西部、保存較完整的大型地面土建築佛寺遺址，是中國早期大型地面佛寺和佛教中國化的典型代表。」負責上述遺址考古發掘的中央民族大學教授肖小勇說。 圖為莫爾寺遺址。 苟繼鵬 攝 2019年，中央民族大學與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開啟莫爾寺遺址主動性考古發掘。「第一次去現場勘察，從地面上看感覺幾乎沒有多少工作的餘地。」肖小勇回憶說，但發掘不到半個月，第一座僧房就出現了，讓考古團隊看到了希望。 6年間，在考古人員不斷深挖下，僧舍、迴廊式佛殿、長方形大佛殿、講經堂、廚房、儲物間、餐廳等建築浮出地面。累計發掘4600平方米，發現遺蹟包括18座單體建築共計62個房間、2條階梯式踏道，出土上萬件各類文物和文物殘片。 圖為莫爾寺遺址現存圓塔。 苟繼鵬 攝 「莫爾寺既有自身特色，也能在其中看出印度、犍陀羅、中亞、當地和中原等不同地方的元素。」肖小勇說，其提供了中國早期佛寺布局及其發展演變的樣本，推進了古疏勒及絲綢之路佛教考古和中國早期佛寺起源研究。 根據考古研究，莫爾寺遺址始建於公元1世紀，約9世紀末10世紀初廢棄，前後延續約900年，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的建築主要為帶有印度、中亞風格的覆缽式塔(即現存的圓塔)及僅見於本地的獨棟多室僧房。第二階段在原有建築基礎上，新增方形大塔和帶迴廊的佛殿，寺院禮拜中心逐漸演變為「塔殿並重」。7世紀以後，還新修講經堂和大佛殿，應是受到了中原文化影響。 肖小勇認為，佛教於公元前1世紀左右傳入新疆後，在喀什地區形成一個佛教傳播中心，並影響到庫車及更遠的地方，繼而向中原地區傳播，與當地文化形成交融互動格局。後來，隨著歷代中央政權對西域的有效管轄，中原佛教又「西漸」至此，對當地產生重要影響。 在2024年考古發掘中，一塊泥瓦片的出現讓肖小勇十分驚喜。「泥瓦是唐代大型高規格建築中常被使用的構件。結合史料記載，武周時期曾在疏勒鎮修建大雲寺，我們有理由推測莫爾寺可能是一座國家級寺廟。」肖小勇說，這不僅證明了新疆地區宗教的多樣性，更彰顯了中央王朝對西域地區的有效管轄和宗教管理。 肖小勇表示，多年來對該遺址的考古發掘表明，中原文化在商品經濟、佛教建築和佛教藝術等方面對西域地區產生深遠影響，實證了中原和西域交往交流交融、中央政權對西域有效管治和宗教管理、人類不同文明交流互鑑。莫爾寺遺址也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兼容並蓄的有力見證。(完)
杭州8月4日電 題：重訪浙江杭州東洲：一封抗戰家書何以感化敵人？ 作者 嚴格 林波 他犧牲時，懷裡的家書竟感化了戰場上的敵人。這封家書被帶回日本，幾十年後公之於眾。一段塵封已久的故事就此浮出水面。 近日，作者參加浙江省檔案館組織的「我在檔案現場 解密檔案故事」活動，走進抗戰期間東洲保衛戰發生地杭州東洲等地，探尋這封抗戰家書背後的故事。 近日，杭州市富陽區東洲島一景。 林波 攝 家書 2019年，杭州抗戰歷史研究者何明敏買到了侵華日軍第22師團第85聯隊史《軍旗之下》。這裡收錄了一篇侵華日軍軍官手記，標題為《哀悼青年軍官王晉藩君之死：長沙島(東洲島)第一線突擊小隊長手記》(以下簡稱《手記》)，記錄了中國軍人英勇抗戰的往事。 1939年3月，日軍進攻杭州富陽東洲島，東洲保衛戰就此爆發。東洲島位於杭州富陽東部，是富春江下遊的大沙洲，也是抗戰時中國軍民的前沿陣地。 據《杭州抗戰紀實》記載：此戰雖勝，但中方損失慘重，傷亡230餘人。 日軍第85聯隊第3大隊第9中隊小隊長橋爪辰男，是《手記》的作者，他說，其部下在一名陣亡中國軍人身上發現一封信與一張照片，並交給他。 這封信用毛筆書寫，字跡工整，是一位父親寄給兒子的家書——「承韶吾兒：收閱昨接來函，知汝在富陽大源見習，皆獲平安，予心深慰。刻家內皆得平善，無庸遠念。惟汝母親見汝年少遠方見習，辛苦異常。更兼時局未定，無時無刻皆是憂慮於汝。切要體量父母愛汝之心，在外見習，千萬見機而作，心中格外特別謹慎，諸事皆要思想進退，勿任意敏強。諸凡切要留心，以免疏忽之慮。天氣嚴寒須要加衣，須要時常寄信安家勿誤為要。耑此並詢。近佳。父字。」 「家書抵萬金」，在戰爭年代，這封不到200字的家書，承載著父母對兒子最真切的牽掛與平安的期許。 根據《手記》，作者知道了家書中的兒子，也就是陣亡的中國軍人名字——王晉藩。 《軍旗之下》一書記錄的家書及王晉藩照片。 林波 攝 追尋 橋爪辰男在《手記》中，感慨王晉藩父親信中滿是關愛，還稱王晉藩「為悠久大義任務而獻身，生死已被超越，你的魂魄將久遠地活在我的靈魂裡。因為這件事，我後來的中文名字就叫作王晉藩」。 在浙江省檔案館館藏的一份「抗敵殉難名冊」中，作者找到了王晉藩的信息：福建福安人，浙江省國民抗敵自衛團第一支隊第四大隊第十一中隊見習少尉，1939年3月犧牲於杭州富陽東洲，時年18歲。 何明敏感嘆不已，橋爪辰男是殺害王晉藩的日軍入侵者，但是這封家書也一定程度感化了他。 他認為，橋爪辰男的《手記》中所流露的，不僅有對這位忠勇赴死的中國軍人的敬重、讚佩，更有同為人子、同樣初入軍旅的物傷其類——王晉藩剛出校門，尚在見習期就戰死沙場，這可能是他經歷的第一場也是最後一場惡戰；橋爪辰男也是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不久，東洲之戰也是他的首次參戰。 《手記》裡的照片，王晉藩還是學生模樣，略顯稚嫩。當時，照片和家書被王晉藩藏在懷裡帶上戰場，犧牲後又被橋爪辰男帶回日本。 何明敏也在思考，王晉藩的父母家人當時是否得知消息？他長眠何處？家書是否還在橋爪辰男後代手中？能否歸還給後人？於是，他聯合溫州文史學者王長明、夏新天等志願者，開始找尋資料。 王晉藩照片背面寫有「溫州中學卒業」字樣。王長明和夏新天據此查到線索，在溫州市檔案館和《溫中百年》中找到溫州中學1939年春初中畢業生名單，其中有王晉藩。他的籍貫是福建福安。 志願者們踏上從浙江溫州到福建福安的追尋之路。 據1940年12月出版的《福建教育通訊》記載，王晉藩主動從戎，以身殉國，其父王景仁將撫恤金三百元捐獻給福安縣抗敵後援會，該會呈請總會予以嘉獎。 幾經輾轉，志願者找到了王晉藩的侄子王一凡，隨後聯繫上他。王一凡很激動，希望能到溫州、富陽走走看看，也期盼早日拿回家書。 浙江省黨政團警人員及人民因抗敵殉難名冊。(浙江省檔案館館藏) 重返 近日，作者前往杭州富陽東洲島。在富春江北岸，翻開彼時的日軍作戰地圖——1939年3月21日凌晨，橋爪辰男所在侵華日軍第85聯隊主力，就從這裡發起渡江攻擊。 富春江北岸對面就是東洲島，當時王晉藩所在的浙江國民抗敵自衛團第一支隊第四大隊，奮起還擊。 這是一次不對等的戰鬥。 日軍一個聯隊有3000多人，武器裝備精良，甚至當天日軍使用了毒氣彈。 而浙江國民抗敵自衛團第一支隊第四大隊只有不到1000人，幾乎沒有重武器。更何況，這是一支由學生和警察等熱血青年組成，剛剛成立半年、幾乎沒有像樣訓練的自衛隊。 18歲的王晉藩在中學畢業後就上了戰場。 而24歲的橋爪辰男，也剛剛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但他受過正規軍校的完整訓練。 此刻，作者眼前的富春江風平浪靜，但1939年3月，是炮聲隆隆，血雨腥風。 如今東洲島已經修建了橋梁，風景優美，一片田園風光，被譽為「富春江上的世外桃源」，露營、騎行等活動深受杭州戶外圈子喜愛。島上，當地村民陸人淼自發創辦了東洲保衛戰史料陳列館。他說，要把歷史告訴更多人。 遺憾的是，王晉藩的長眠之地至今無法確認。但是，作者知道，他就在我們腳下的這片土地裡。在東洲保衛戰紀念亭，我們為他獻花，還想對他說：「抗戰勝利80年了，山河無恙，我們沒有忘記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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