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中華民族共同體 書寫美麗西藏新篇章」——習近平總書記率中央代表團出席西藏自治區成立六十周年慶祝活動紀實
2026-01-23 02:36 2,956次浏览北京8月9日電 (記者 高凱)據燈塔專業版數據統計，截至北京時間8月9日上午9時35分，中國內地2025年電影暑期檔票房已達80.06億元(人民幣，下同)，票房火熱的同時，口碑佳作不斷，持續推高觀影熱潮。 從《南京照相館》中七位普通人用生命守護歷史證據底片，到《東極島》將鏡頭聚焦漁民以平凡之舟付出人道大愛，從《長安的荔枝》與《戲臺》中大歷史下小人物的辛酸與堅持，到《浪浪山小妖怪》中無名小妖為非凡夢想的執拗拼爭……這個夏天，多部叫好又叫座的作品以微觀視角切入，通過成功的凡人敘事呈現出對個體命運的深度關照，以與時代共振的「貼地」表達收穫觀眾認可，在商業和藝術的平衡中照亮大銀幕。 作為今年春節檔後首部票房突破10億元的院線影片，截至目前，《南京照相館》以超20億元的票房領跑暑期檔，實現口碑與熱度的雙收。該片取材於南京大屠殺期間日軍真實罪證影像，故事圍繞「日軍罪證照片」展開。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南京照相館》從一間照相館、幾個普通人切入，以微觀視角將歷史具象化地呈現在觀眾眼前，令歷史記憶可感、可觸。 同為歷史戰爭題材作品的《東極島》通過普通漁民的視角，將1942年「裡斯本丸」號營救事件還原為平凡人的樸素大義。影片以平民為主人公展開敘事，當漁民面對日軍槍口時，主創者沒有將其塑造成「高大全」的英雄，而是展現「恐懼-掙扎-覺醒」的心理過程。正如該片導演管虎所言，「承認人性的軟弱，才能讓最終的勇氣更有力量」。 這種去中心化的敘事，讓主旋律電影在宏大主題之下更顯人性關照。歷史記憶的當代表達、聚焦凡人微光的敘事方式，成為電影與觀眾建立緊密聯繫的重要助力。 《長安的荔枝》通過「微觀歷史」的視角關注唐代基層官吏李善德的命運浮沉，片中諸如「就算失敗，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離終點多遠的地方」等臺詞、橋段所引發的職場困境、誠信堅守思考等，得到眾多觀者的共情。 動畫電影《浪浪山小妖怪》將鏡頭對準西遊世界裡的無名小妖，用荒誕喜劇的外殼包裹現實主義內核，通過四位底層小妖的冒險歷程，不僅構建了一個充滿東方美學意境的奇幻世界，更以「去主角化」敘事，讓故事天然攜帶了強烈的代入感。這則關於「平凡者自我接納」的現代寓言，傳達出「我們不必都是英雄，但依然可以在自己的軌道上活出意義」的內核，實現了對普通人個體命運的觀照。 圍繞京劇戲臺展開的《戲臺》則以「戲中戲」的嵌套結構，將焦點置於亂世中的小人物小場景，不僅拓展了喜劇片的表達邊界，更通過戲曲唱段完成了對民族氣節的隱喻呈現。 在新近上映亦取得不俗票房的小成本喜劇電影《奇遇》中，一場雙向穿越看似荒誕，觀眾卻於平凡主人公不同生命階段令人啼笑皆非的衝突碰撞中看見自己，進而重新審視人生中的無奈和在無奈中堅守初心的意義。 無論題材類型還是風格樣式，今年的暑期檔電影都呈現出豐富多樣的特點，而剝離類型創新與技術突破的表象，這個夏天的大銀幕最令人欣喜的或更在於對不同背景下凡人微光的成功呈現。事實上，觀眾也以持續的觀影熱情給出了最真實的反饋。 這種對個體命運的深度聚焦無疑加深了電影與觀眾的情感聯結，也為此間銀幕創作勾勒出一番新景新貌。(完)
準備好了迎接工作，工作卻臨時「爽約」了——據封面新聞等媒體報導，今年以來，多地師範類應屆畢業生在籤好「三方協議」後，擬入職的學校以招生不足為由，或不再錄用，或暫緩入職，或調崗。這幾乎是雙輸的局面：師範生錯過了最佳求職期，維權困難；學校則說自己很無奈——招生規模低於預期，不需要那麼多老師。 此前，2024年，有媒體報導，不少企業與已籤好「三方協議」的應屆畢業生解約，且這些公司大部分在行業裡發展勢頭較好，如新能源汽車、通信軟體等。其中，一部分畢業生落戶也受到影響。 所謂「三方協議」，全稱叫《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協議書》，由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三方籤署，明確應屆畢業生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一系列問題。它不同於勞動合同，不受勞動法保護。畢業生拿著它去用人單位入職後，才會籤署勞動合同。 曾經，一些高校畢業生是三方協議的毀約方，一些用人單位通過約定天價違約金來制約大學生毀約。2019年，為了更好保障應屆畢業生的權益，讓他們在選擇有變時不必承受過重的代價，教育部提出建議，違約金不得超過5000元。如今，企業「違約」時，違約金也是5000元。有學生對媒體說，幾千元錢難以彌補他們的損失，雙方很可能產生更多糾紛和爭執。 應屆生的就業保障好不好，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專家說，可以將「三方協議」納入勞動法，遇到糾紛時，啟動勞動監察或勞動仲裁機制。也有學校把違約的企業拉入校園招聘的黑名單。 在我看來，只有引導招聘市場良性發展，才能更好地保護雙方的利益。社會既要充分保障應屆生的權益，也要保護企業校園招聘的積極性。如果對企業的處罰過重，企業縮小校園招聘的規模和範圍，將進一步壓縮應屆生的就業空間。 營造一個和諧、友好的就業環境，不只是求職者和企業雙方的事，還需要法律體系能跟得上就業形勢的新變化；政府部門積極有為，及時調和雙方的矛盾；教育系統能為「被違約」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持。 比如，當企業確實因經營問題，不得不違約時，政府部門可以介入，讓「被違約」的畢業生保有應屆生的身份，不會喪失應屆生原有的權益。對多次、頻繁違約的企業，政府部門則要加強監管。 目前，「三方協議」的違約更多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面對越來越多的違約情況，是否可以考慮拓寬申訴渠道，讓被違約的學生反映情況更方便？又是否能夠為被違約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就業指導，而不是讓他們陷入「自認倒黴」、不得不匆忙「落地」的境地？ 如果用人單位確因經營狀況不佳要解約，也應該有更溫情、人性化的方式。比如，違約企業或許可以向同行業的其他企業推薦這些「被違約」的應屆生，讓他們有被看見、被錄用的機會。 據媒體報導，一些民辦學校違約，是因為招生人數「嚴重背離預期」。也許，提前做好人力資源調研與規劃，明確當年用人需求，可以減少這種令人惋惜的錯位。 此外，「契約精神」不是「自覺」發生的，明確企業違約的賠償標準，也應是法治發力的方向。 對於那些即將離開校園卻忽然失去落腳點的年輕人，高校也不妨給予更多支持。比如，有能力的學校可以為「被違約」的畢業生提供宿舍暫住、幫助他們接觸新的工作機會。針對來校開展校園招聘的單位，學校應該開展充分的背景調查工作，並在籤好「三方協議」後，積極跟進畢業生的入職進展。 一篇名為《信用法治視角下企業違反就業三方協議的治理路徑》的論文提供了新解法：高校可以在合法範圍內收集違約企業的信用信息，提交給當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機構，經審核後對外發布。 高校作為「三方協議」的一方，披露違約企業的行為具有一定公信力。高校公開披露的信息數據也可以被納入國家信用體系，作為考核企業管理的硬指標。 靠學生「認倒黴」、企業「認罰款」，不是系統性解決就業違約問題的思路。真心想為這些年輕人做點事，能想的辦法還有很多。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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