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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1-03 11:28 5,759次浏览構建新發展格局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2020年4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七次會議上的講話指出，國內循環越順暢，越能形成對全球資源要素的引力場，越有利於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越有利於形成參與國際競爭和合作新優勢。在《習近平經濟文選》第一卷中，多篇文章對新發展格局提出的時代背景、深刻內涵和重大意義進行了闡述。 一、新發展格局提出的時代背景與理論內涵 新發展格局是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提出來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面對國際國內新環境孕育的新機遇和面臨的新挑戰，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化對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的認識》(2020年8月24日)中指出：「要以辯證思維看待新發展階段的新機遇新挑戰，以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為主構建新發展格局，以科技創新催生新發展動能，以深化改革激發新發展活力，以高水平對外開放打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很明顯，構建新發展格局不是一時的權宜之計，而是立足新發展階段、應對新機遇新挑戰的戰略之舉。 新發展格局的主體是國內大循環。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指出：「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構建新發展格局。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在《「十四五」規劃綱要》中，也明確提出：「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改革創新為根本動力，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根本目的，統籌發展和安全，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進一步明確了國內大循環在新發展格局中的主體地位。 新發展格局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而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習近平總書記在《關於構建新發展格局》(2020年10月29日)中指出：「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適應我國發展新階段要求、塑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必然選擇」。可見，新發展格局是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國在新發展階段應對國際國內環境變化的重要戰略和舉措，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目的在於以高水平對外開放打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二、高水平制度型開放與新發展格局之間的相互關係 正確理解和認識新發展格局，首先要讀懂「雙循環」。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是否能夠打通，不僅關係到新發展階段中國能否塑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也關係到新發展格局能否順利構建。習近平總書記在《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2021年1月11日)中指出：「新發展階段，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一個階段，是我們黨帶領人民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歷史性跨越的新階段。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把握未來發展主動權的戰略性布局和先手棋，關鍵在於經濟循環的暢通無阻，最本質的特徵是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十四五」規劃綱要》也明確提出：「必須堅定不移擴大開放，持續深化要素流動型開放，穩步拓展制度型開放，依託國內經濟循環體系形成對全球要素資源的強大引力場。必須強化國內大循環的主導作用，以國際循環提升國內大循環效率和水平，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互促共進。」可見，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必須依託國內循環以形成對全球要素的強大吸引力，國際循環的暢通又反過來提升國內大循環的效率和水平，「雙循環」的暢通無阻則為新發展格局的構建提供了堅實保障。 高水平制度型開放是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核心，也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闡明了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對於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性。我國具有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通過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可以提升貿易投資合作質量和水平，有利於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同時，將高水平對外開放、國內大循環、全球資源要素以及制度型開放聯結起來，進一步闡明了高水平制度型開放的理論邏輯。 推進高水平制度型開放，是中國在外需不振新形勢下，以新發展理念實現國內經濟與國際經濟良性互動、加快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重要途徑之一。2025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強調：「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紮實推動高質量發展，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為實現『十五五』良好開局打牢基礎。」這不僅闡明了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高質量發展、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之間的相關性，而且進一步強調新形勢下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的主要任務在於為實現「十五五」良好開局打牢基礎。 由此可見，高水平制度型開放不僅是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的一項重要舉措，也是對標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的具體表現，同時兼具對內和對外兩種屬性，是連接「內循環」和「外循環」的重要渠道。因此，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對於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意義不僅在於理論內涵的拓展，更在於創新實踐的升華。 三、以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助推新發展格局加快形成 在新發展階段，中國必須遵循從內而外、內外聯動、內外協同的發展方式，通過「內循環」與「外循環」的相互促進，以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助推新發展格局加快形成。 首先，加快體制機制改革，實現對內改革與對外開放的戰略協同。具體包括：第一，明晰國際經貿規則體制機制變化對中國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影響及其新要求。第二，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下的國家安全機制，以高水平安全為高水平制度型開放提供保障。第三，進一步提升自貿試驗區(港)在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方面的「試驗田」功能，通過自貿區(港)經驗的可複製可推廣，引領、帶動全國走向共同開放。 其次，以自貿試驗區探索為抓手，實現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的戰略協同。具體包括：第一，以擴大內需進一步激活「雙循環」的相互促進功能，出臺各細分領域《負面清單》，加快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第二，全力打造改革開放新高地，破除各地區市場分割的隱性壁壘，實現各區域制度型開放的政策協同。第三，加強中國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和相關地區的經貿往來與合作，為進一步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提供體制機制創新的政策實踐。 最後，推動「內」「外」循環聯動發展，增強中國在國際大循環中的話語權。具體包括：第一，以「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引領」國際經貿規則發展。第二，以積極參與並籤署高標準的多邊、雙邊國際經貿協定，倒逼國內製度改革。第三，以更高水平制度供給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趙蓓文)
杭州8月13日電 題：人工智慧的全球對話是競爭還是共生？ ——專訪國際計算機協會傑出科學家、西湖大學教授齊國君 作者 林波 曹丹 孫琳茹 當前，人工智慧(AI)正以「技術突破—產業融合—社會重構」的鏈式反應重塑人類文明。從基礎研究到場景落地，從實驗室創新到全球治理，AI已從單一技術工具演變為驅動經濟、社會、文化變革的核心引擎。2025年3月，國際計算機協會傑出科學家齊國君從美國返回中國工作，在西湖大學新組建「MAPLE實驗室」。 如何解讀中外人工智慧科研生態差異？人工智慧未來發展將如何跨越技術與倫理的邊界？人工智慧的全球對話是競爭還是共生？齊國君近日接受「東西問」獨家專訪，對此作出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您為什麼選擇回中國？ 齊國君：主要是從個人職業發展、大環境兩點考量。 每個人不同的職業生涯周期和階段，對支持資源匹配以及能發揮的場景需求各有不同。結合自身經歷，我認為在AI領域，目前還有一些基礎問題需要解決，且隨著AI基礎模型發展迭代，更多重要成果和產權影響力將在商業場景方面產生。 結合在美國工業界和企業界的工作經歷，從個人發展以及產學結合角度考慮，我認為回中國發展更為合適。 另外，從全球角度看，中美兩國能為AI發展提供良好平臺，中國在市場規模、人口基數、生態環境等方面具有優勢，在應用場景、國家支持力度以及對於產生具有很大商業價值和潛力的產品方面有很多有利條件。 而美國頭部公司如微軟、Meta、Google等在生態中主導性強，馬太效應明顯，新企業或個人在其市場覆蓋下難以脫穎而出，競爭壓力大。 當地時間2022年11月9日，人們在位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門洛帕克的Meta總部拍照留念。 記者 劉關關 攝 記者：如何解讀中外人工智慧科研生態差異？ 齊國君：美國商業化導向明顯。美國在科研上更多以商業化組織為主導，尤其在AI領域，大公司投入比美國聯邦政府層面更多。聯邦政府雖有計劃和研發機構牽頭項目指導，但整體以商業化組織為主。 AI領域經歷多輪周期，從2012年到2022年這一輪，美國商業化組織從資助技術研究開始，逐步尋找商業化途徑。從技術研究到探索規模化，再到商業化與應用研究，美國企業在技術研究上投入較多。 特別是高校科研投入方面，除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有投入外，美國軍方投入更多。早期美國的網際網路建設就得到軍方資助，很多高校經費源於此類政府機構。此外，高校與企業合作，多在人才和技術研究層面。 尤為不同的是，美國風投，特別是矽谷風投，對早期AI項目資助力度大。儘管其目前處於飽和投資狀態，即便知道投100個項目可能只有幾個成功，投資人也願意投入。 在中國，頭部IT企業如阿里、騰訊、字節等在AI領域投入大。同時，國家層面給予諸多支持，包括目標設定、基礎設施建設等，有總體規劃。 中國國內也有風投投入，但受晶片和基礎算力制約，投入成本高，為此更多關注應用類、能快速產生商業閉環的投資，創新企業多聚焦應用環節。此外，中國在風投退出機制上，如回購等有效方式方面，與美國存在差異，需進一步完善。 2025年7月26日，2025世界人工智慧大會在上海開幕。大會集中展示3000餘項前沿展品及100餘款「全球首發」「中國首秀」新品，規模創歷屆之最。 圖為青龍機器人在演示物流分揀。 記者 田雨昊 攝 記者：人工智慧未來發展將如何跨越技術與倫理的邊界？ 齊國君：目前沒有任何充分證據或科學共識表明AI會覺醒並產生自我意識，這更多是基於科幻的猜測。不過，AI發展確實帶來新挑戰，但新技術發展通常都會面臨類似問題，如網際網路技術發展過程中的盜版、不良信息傳播等。 在我看來，AI技術發展對社會總體正面作用遠大於負面作用，在生產力發展、應用場景拓展、就業門類創造、產業結構優化等方面有很大價值，且已出現很多正面案例。 譬如，AI大量應用於客服行業，提高了勞動生產率，雖給就業帶來壓力，但也創造了如數據行業等薪酬更高的新職位；在數字人、動畫製作、美術製作等創意類行業領域，AI取代了90%以上的重複性勞動，廣告行業和數據處理相關行業也發生很大變化。 2024年3月29日，四川成都，第十一屆中國網絡視聽大會現場，虛擬數字人亮相展區。 記者 王磊 攝 展望未來，AI對所有行業的勞動生產率提高產生很大作用，類似網際網路發展第一階段先提高勞動生產率，未來可能過渡到以AI為生態的新企業出現階段。 我預計未來5年內會出現以AI為原生的大型企業，可能對未來二三十年的經濟產生重要影響。 記者：人工智慧的全球對話是競爭還是共生？ 齊國君：我認為未來人工智慧的全球對話，既有競爭又有共生，但共生大於競爭。 AI領域速度競爭和開放競爭至關重要。 速度競爭上，AI行業與網際網路行業有共通之處，技術交流頻繁，難以長期獨佔技術。真正形成優勢的是規模效應，比拼的是速度和開放程度。誰能跑得更快，就能吸引更多用戶，獲得更多數據，使模型迭代得更快更好，形成正面反饋，即飛輪效應。飛輪一旦轉動，規模和影響力會不斷擴大。 如果模型僅在小範圍內使用，無法吸引更多用戶形成商業閉環，數據和用戶就無法增長，也就難以理解更多用戶意圖、使用場景，模型也就無法做得更好。所以AI發展要走向更開放，吸引更多用戶使用，以形成正面反饋。這也是AI的開放競爭。 但在我看來，成功的網際網路和IT企業必然是全球化或至少具有跨國影響力，中美網際網路和IT企業皆是如此。在此過程中，各方相互促進，形成共生關係。 例如在數據治理、AI倫理規範等方面展開合作，且AI產生巨大影響力時會作用於實體經濟和日常生活，其正面影響會溢出到全球範圍，技術也會共享。 學術交流促進共生。AI行業極為開放，大量新技術通過學術論文發表在學術期刊、會議以及公開的預印網頁上。大家藉助學術交流，推動知識傳播，分享新的技術思路。 像今年，DeepSeek宣布開源MLA解碼核FlashMLA、DeepEP代碼庫等。其新思路和算法很快在網上傳播，美國企業也借鑑使用。(完) 受訪者簡介： 齊國君。 受訪者供圖 齊國君，2005年畢業於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自動化專業；2009年獲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自動化系博士學位；2013年再獲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電子與計算機工程專業哲學博士學位。他曾任IBM T.J. Watson研究中心研究員、華為美國研究中心首席AI科學家，並在39歲時獲得國際電子電氣工程師協會會士(IEEE Fellow)和國際計算機協會傑出科學家(ACM Distinguished Scientist)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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