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賄8451萬 中國農業銀行原副行長樓文龍一審被判無期
2025-11-19 06:08 4,564次浏览8月12日晚，第十二屆上海書展·上海國際文學周的主論壇在雷士德工學院舉行。雷士德工學院地處北外灘，這一帶曾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群星璀璨之地，左聯作家在這裡掀起中國現當代文學創作的熱潮，影響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的方向。在這個承載著中國文學史記憶、見證了中外國際文化交流史的特殊地理空間，今年的文學周主論壇圍繞「流變與轉化中的古典」展開，形成經典與當代、歷史與現實的文學復調。愛爾蘭都柏林喬伊斯中心主任達裡娜・加拉格爾、瑞典作家派屈克·斯文松，馬來西亞作家戴小華、林雪虹，美國作家馬丁·普克納、張明皚，英國作家艾禮凱，韓國學者薛熹禎，韓國作家金草葉、千先蘭，德國翻譯家李棟，中國作家孫顒、郭爽、程婧波、張秋子，翻譯家餘中先、戴從容、黃雪媛等輪流演講。論壇主持人、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方笑一引用《說文解字》的釋義，「經」即「編織」，這呼應著達裡娜・加拉格爾的說法：經典的本質是從過去通向未來的「光明之織」，隨時吸收來自當代作者的新聲。誰能想到，卡夫卡曾讀過《聊齋志異》，《消失的地平線》靈感來自《桃花源記》，正如馬來西亞作家林雪虹的感慨：經典讓不同時空的「異鄉人」在故事中指認彼此。古典不古，經典並不凝固作家孫顒因為個人經歷格外感慨，70年前，幼年的他生活在東長治路，如今重回童年故地，長街物是人非，雷士德工學院建築依舊，在「變亦不變」的環境裡，「流變與轉化中的古典」這個主題對他而言是切身的生命體驗。他明確地提出「古典不古」的觀點，回顧《荷馬史詩》誕生於3000年前，《詩經》同樣有3000年歷史，無論西方東方，整個世界經歷滄海桑田的變化，在全面數位化的當代社會，印刷術面臨被淘汰。全世界的年輕人除了應付進入教科書的內容，多數人不會主動閱讀《荷馬史詩》或《詩經》這些遙遠的詩篇。但古典寶藏並沒有在當代社會中喪失它們存在的意義。因為在變遷的時代、技術和社會生活中，文學的硬核之心沒有變化，古典作品觀察和表達的人性，並沒有在3000年中發生本質變化。西方的遊吟詩人吟誦的人類的貪婪、掠奪和暴力，依然能在今天看到；中國民間歌詠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今天依然在上演。人類社會的發展摧枯拉朽，技術變革翻天覆地，然而人的欲望和需求沒有變化，所以，古典作品依然能夠滋養著現代人的精神。這也是古典帶給當代的啟示，一切文學創作能否流傳的關鍵在於對人性入木三分的刻畫。達裡娜同樣在發言中談到《荷馬史詩》，她平行對照了荷馬和喬伊斯的寫作，後者的《尤利西斯》正是對《奧德賽》的再創造。喬伊斯創造了布魯姆在1904年6月16日漫遊於都柏林，這是在20世紀愛爾蘭的背景下，創造性地改寫奧德修斯的歷險。喬伊斯不是第一個改寫荷馬史詩的人，更不是最後一個，經典的生命力在於不斷演化，經歷一代又一代作家的重述，每次重寫和改寫都是經典的新生，歷代讀者的閱讀體驗也是在不斷更新的。事實上，喬伊斯的研究者發現，他寫作《尤利西斯》的靈感來自童年閱讀《尤利西斯歷險記》，那是一部英語翻譯、簡寫的兒童文學讀物。所以，古典不是靜態的被膜拜之物，它是在時代變遷中不斷被豐富的、從過去通向未來的「光明之織」，對歷代的寫作者而言，經典是能夠不斷汲取靈感的源頭，也是一部隨時能把自己的聲音置入其中的發展中的作品。翻譯家餘中先進一步強調「經典並不凝固」的觀點。他分享了自己閱讀加繆的體驗：初讀《鼠疫》和《局外人》，他震驚於人類群體的不理性和荒謬；再度閱讀時，體會到加繆想要表達的「集體抗爭中的人性溫度」，也從中重建對人性的信心；到第三、四次重讀這兩部作品，他試著把兩部獨立的作品納入「加繆寫作」的完整系統，體會加繆在創作中的變化，作家對沉默和行動有了不同的理解，以及不同的書寫態度；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思考加繆的文學創作與他所身處的法國當代哲學語境之間的張力。餘中先總結，閱讀經典意味著一場對話的起點，經典是一扇等待被打開的門，推門而入，但門後並沒有終點和標準答案。無論身份是作者、譯者或讀者，哪怕帶著疑惑和不解，「只要進門，就參與了經典的再創造。」變形的孩子在故事中指認彼此美國作家馬丁·普克納堅持跨文化思維的寫作，他在新作《文化的故事》裡，回顧從歐洲巖畫到韓國女團的人類文化變遷。對於「流變與轉化中的古典」這個主題，他認為「經典」不僅意味著時間軸上的傳承和演變，更值得關心空間層面的「流變與轉化」，也即經典在跨文化語境下的挪用和共享。他認為，當代社會陷於「文化戰爭」焦慮的大環境，上海國際文學周創造了促成文明交流的場所。把文化視為特定區域、特定族群的「財產」，這種強烈的「文化歸屬地」理念固然能珍惜和捍衛文化遺產，但他推崇另一種更開放的文化觀——它不是被佔有、被壟斷的資源和私產，文化是不同文明和文化相遇後的交集。他一直被玄奘的故事吸引，這位中國高僧旅居印度16年，把佛經手稿帶回長安，據說，在他離開印度前，當被問起一生的信念是什麼，他提起童年受到的儒學啟蒙。他既是旅者也是譯者，最終成為佛學大家，是因為「儒」和「釋」在他的生命經驗中融合。普克納因玄奘的故事堅信，經典因跨文化、跨地域、不斷跨越壁壘而獲得持續的生命力，文化的借鑑、共享以及和合共生，非但不是自卑和軟弱的表現，反而是力量的象徵。作家郭爽分享了她的閱讀經驗，與普克納的觀點形成共鳴。郭爽提到她青年時期讀到兩則刻骨銘心的「變形記」故事。其一來自蒲松齡的《聊齋志異》，講述一個青年變成蟋蟀，在皇宮鬥蟋蟀比賽中戰無不勝，奇異地改變了他家人的貧苦命運。另一部是卡夫卡的《變形記》，格裡高利變成甲蟲並被冷酷的家人拋棄。後來郭爽震驚地得知卡夫卡讀過《聊齋志異》，這讓郭爽既意外又感到釋懷，想到卡夫卡從無望的工作經歷中寫出絕望的《變形記》，「也許在他讀到《聊齋》時，蒲松齡的故事部分地化解了他的孤獨。經典的流變意味著，世間所有變形的孩子，終能藐視世俗規則，在語言和想像的世界裡飛翔。」英國作家艾禮凱用一口字正腔圓的中文分享了又一則「經典跨越時空存續」的故事。2020年初，定居北京7年的他在節奏飛快的大城市裡深感疲憊，為此決定旅居大理。他回憶，火車飛馳在西南高原，穿山越谷，當火車從最後一個長長的隧道裡穿行而出，他豁然看到洱海在眼前鋪展，那一瞬間，他體會到漁夫進入「桃花源」的震撼，陶淵明的文字在他身上具象化了。他在大理古城租下一棟老舊的木屋，儘管他很快意識到旅遊業發達的大理並非他想像的世外桃源，但是在放慢的生活節奏中，他找回內心的平靜並決定寫作分享他的大理日常，這就是後來出版的《大理一年》。大理距離香格裡拉4小時車程，艾禮凱試圖在「大理」和「桃花源」、他本人和陶淵明之間建立起文學聯繫時，他發現他的同胞、《消失的地平線》作者詹姆斯·希爾頓早一步做到了，希爾頓視陶淵明為文學偶像，《消失的地平線》不僅來自作者的親身經歷，創作靈感更源於《桃花源記》。艾禮凱說到，《消失的地平線》有著和《桃花源記》相似的結尾，主人公一旦離開就永遠地失去了那個「理想之地」。他寫完《大理一年》，也從大理搬遷到喧囂的紐約，這不是刻意地在個人生活中模仿經典，而是：「桃花源和香格裡拉在現實中註定是『消失的地平線』，如果在這個世界上存在生活的避難所，那也許只能在寫作中、在文學中尋找和造就，那必然是精神性的存在。」用中文寫作的馬來西亞作家林雪虹認為，不斷轉化的經典給流變的人生提供了錨點。她歷時六年寫作非虛構作品《林門鄭氏》，在文字中悲悼母親不為人知的頑強人生。寫作中途，她重讀《奧德賽》，注意到從前忽略的小角色埃爾佩諾爾，他是奧德修斯行伍裡最年輕的一個，既不勇敢，也不聰明，毫無功績，因為酒醉後一腳踏空，從高處摔落摔死了，他死的時候，夥伴們正急著開拔，忘了安葬他。後來，奧德修斯遊歷冥府，遇到的第一個亡靈就是埃爾佩諾爾，小人物對英雄哭訴：請你在海岸邊為我築墓，讓後來的人們紀念我這個不幸的人。林雪虹回憶，她讀到這段，失聲痛哭，她意識到荷馬寫出了她多年的心結，她通過寫作重構記憶，恰如奧德修斯為被遺忘的亡魂築墓。古典的幽靈頑固地遊蕩在當代創作中，不僅埃爾佩諾爾的「未竟之葬」與她的個人生命經驗產生共振，她同樣在伯格曼的電影《呼喊與細語》裡看到希臘神話《俄耳甫斯與歐律狄刻》的影子，她為此有感而發：「幸而有了經典，穿梭在不同時空中的異鄉人能在這些故事中指認彼此，否則我們的世界該多麼的蒼白。」
2024年11月28日，一條環繞塔克拉瑪幹沙漠邊緣、全長3046公裡的綠色阻沙防護帶宣告全線貫通，標誌著世界最長的環沙漠生態屏障正式建成。這項歷時40餘年的接續奮鬥，終於在沙漠外圍築起了一道堅實的「綠色長城」。 目睹此景，許多人心中或許會湧起這樣的期待：「我們幹了這麼多年，種了這麼多樹，沙漠總該變小了吧？」然而，現實給出的答案令人意外。 國家林業和草原局河西走廊—塔克拉瑪幹沙漠邊緣阻擊戰專家組組長、中國科學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研究員雷加強說：「塔克拉瑪幹沙漠總面積約33.76萬平方公裡，並未顯著縮小。」 那麼，在沙漠本體面積未減的情況下，投入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意義究竟何在？ 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們先來認識一下沙漠。 沙漠是地質時期氣候乾旱的產物，其特徵表現為地面完全為沙丘所覆蓋，氣候乾燥，植物稀少。 按沙丘穩定性分類，沙漠可以分為流動沙漠、半固定沙漠、固定沙漠。流動沙漠，沙丘基本無植被固定，受風力作用不斷移動；半固定沙漠，沙丘表面有少量植被，植被覆蓋率約10%—30%，整體不移動但局部沙面可能移動，移動速度較慢；固定沙漠，沙丘被植被覆蓋率>30%，沙丘整體不移動，多分布在沙漠邊緣或氣候相對溼潤區域。 沙漠的流動性持續威脅著人類定居點，構成了持久的挑戰。歷史上，遊牧民族通過「逐水草而居」的遷徙模式被動適應沙丘的變遷；而現代社會固定的生產生活模式，則使人類在面對沙丘移動時顯得更加脆弱。然而，人類並未選擇被動接受，始終在主動作為。 這種威脅在塔克拉瑪幹沙漠表現得尤為顯著。作為中國最大的沙漠和世界第二大流動沙漠，其85%以上的沙丘處於流動狀態。流動沙丘年移動速度通常在幾米至幾十米之間，歷史研究推測曾出現過一年移動超百米的極端情況，治理難度極大。 相比之下，古爾班通古特沙漠作為中國面積最大的固定、半固定沙漠，植被覆蓋度較高，生物結皮發育廣泛，整體較為穩定，基本不會向外擴張對周邊造成嚴重影響。 沙丘移動帶來的直接危害，在塔克拉瑪幹沙漠南緣清晰可見。位於此區域的和田地區策勒縣，就曾因風沙侵襲被迫進行三次搬遷。至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流沙一度逼近縣城僅1.5公裡，流沙掩埋農田村莊，乾熱風、沙塵暴導致作物死亡、農業減產。 區域風沙危害的源頭與影響範圍同樣巨大。河西走廊—塔克拉瑪幹沙漠邊緣區域，被學界認為是我國北方風沙活動最頻繁、災害最嚴重的沙塵源區之一。 新疆氣象局正研級高工何清認為，塔克拉瑪幹沙漠大約20%懸浮沙塵可長距離輸送影響河西走廊，部分浮塵可隨高空西風氣流影響下遊黃土高原、華北平原等地。 面對日益嚴峻的形勢，治沙便從可選項變成保障生存發展的必選項。 過去為何鮮見大規模治沙？ 雷加強認為，在生產力發展水平較低的階段，人類活動與沙漠之間存在廣闊的自然緩衝地帶，衝突並不凸顯。隨著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人類活動不斷向沙漠邊緣推進。特別是上世紀中葉以來，部分地區在生態脆弱的過渡帶進行過度開墾和超載放牧，導致原本固定的沙丘被重新活化。「人沙過渡帶」被急劇壓縮甚至消失，原有的生態平衡被打破，沙漠的流動性從一種自然現象，演變成了對人類生產生活的直接現實威脅。 治沙就是要消滅沙漠嗎？ 「治沙絕非要消滅沙漠。」雷加強說，作為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體中的一員， 沙漠是地球陸地生態系統不可或缺的獨特組成部分。治沙的根本在於遏制流沙對人類生存空間的侵襲，穩固「人沙過渡帶」，保障綠洲安全，最終實現「人沙和諧」。 其實，無論是過去綠洲防護林體系建設還是當前的「鎖邊」工程都是這一理念的具體實踐。 1978年，「三北」防護林工程啟動，新疆開啟大規模防沙治沙工程。 國家荒漠—綠洲生態建設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生宇介紹，依託「三北」防護林工程，新疆在和田縣、且末縣、莎車縣等地構建了綠洲綜合防沙體系，體系內部採用「窄林帶+小網格」結構，外圍則喬灌草相結合，形成生態安全屏障，有效遏制了流沙對綠洲村莊和農田的侵蝕，保障了農業生產。 2000年左右，隨著滴灌技術與寄生植物人工接種技術的突破，治沙模式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從單純投入轉為「固沙—增收」雙贏模式，拓展了「綠富同興」的治理路徑。 近年來，和田地區的治沙實踐充分印證了這一模式。「草方格固沙+灌木種植」成效尤為顯著：草方格沙障如同大地鎧甲，將肆虐的流沙牢牢鎖住；方格內生長的耐旱灌木根系深扎，使裸露沙丘逐漸披上綠裝。而在沙漠—綠洲的生態過渡帶中，依託夏季洪水灌溉的檉柳、胡楊等植物密匝成林，形成綿延的綠色鎖邊林，不僅有效阻截了風沙侵襲，更重塑了人沙邊界。 尤為重要的是，沙區人民在這些固沙先鋒植物的根部成功種植名貴中藥材肉蓯蓉，在穩固沙丘、守護綠洲的同時，獲得了可觀的經濟收入，具有顯著的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 但面對浩瀚無垠的塔克拉瑪幹沙漠，這條綠色防線的覆蓋範圍究竟如何？一組數字揭示了鮮明的對比：2025年和田新增造林47萬畝(約313平方公裡)，僅佔塔克拉瑪幹沙漠總面積(33.76萬平方公裡)的0.093%。「好比120平方米的房子，陽臺擴建0.02平方米，不能說整個房子變大了。」雷加強說，因此，沙漠本體面積保持穩定——雖受自然氣候波動或局部人類活動影響，邊緣可能出現微幅進退，但整體基準規模相對穩定。 「治沙的最終目的，並非要縮小沙漠面積。」雷加強說，核心在於保護人類生存環境，守護家園，保護我們的農田、村莊、道路等基礎設施免遭沙害，拓展未來的生存發展空間。 近年來，新疆各地治沙堅持 「保護優先、科學治理、因地制宜、生態與經濟雙贏」 的核心原則。以水資源承載力為基礎，分區分類施策，統籌工程與生物措施固沙，同步發展生態產業，實現生態屏障鞏固與民生改善協同推進。 比如，新疆在塔克拉瑪幹沙漠等區域推廣的光伏項目，形成了 「板上發電、板下固沙」的創新模式：光伏板相當於高立式沙障，可降低風速，削弱風沙挾沙能力；清洗光伏組件的廢水用於灌溉植被，節水效率提升40%，實現資源循環利用。 但不少人也提出了質疑，原本相對穩定的荒漠地表，經過幾十年形成了一層土壤結皮，可有效減緩風沙移動。在上面建光伏板，會加重土地沙化。 雷加強認為，塔克拉瑪幹沙漠雖蒸發極為強烈，地下鹹水儲量巨大，光伏電站恰好解決了生態修復區的抽水用電問題，保障植物平穩度過脆弱成長期。通過樁基架空技術可避免地表擾動，保護荒漠結皮完整性，實現新能源開發與生態保護的雙贏。 尋求動態、可持續的「人沙和諧」 雷加強指出，治沙的終極目標在於尋求一種動態、可持續的「人沙和諧」。塔克拉瑪幹沙漠綠色阻沙防護帶的建成，正是這一理念的生動實踐與美好印證。 這道新建的綠色屏障，不僅有效抵禦了風沙對綠洲的侵襲，更意外地為塔裡木兔等野生動物提供了棲息地，成為候鳥遷徙的重要驛站。這深刻詮釋了「人沙和諧」的內涵——人類在守護家園安全的同時，也為其他生命拓展了生存空間，共同維繫了區域生物多樣性。 雷加強認為，實現這種和諧，核心在於科學認知與動態平衡：既要尊重沙漠固有的流動屬性及其生態價值，也必須穩固人類賴以生存的綠洲「安全區」。這種和諧並非僵化狀態，其平衡點如同一個「動態的槓桿」，會隨著氣候變化、人類活動強度以及科技水平的提升而不斷調整。 要維繫這一動態平衡，關鍵在於治理理念的升級：從傳統的、單一的治沙模式，全面轉向「全鏈條、全要素、全流域」的系統治理模式—— 「全鏈條」治理：統籌保護、預防、治理與利用。強調非見沙就治，需系統考量，物盡其用。 「全要素」治理：核心是打好「水仗」。保障生態用水是基礎前提，同時需系統性地統籌治山、治水、治鹽鹼等關鍵要素，形成合力。 「全流域」治理：強調整合空間尺度，統籌上遊山區水源涵養與生態治理、中遊內河流域綜合管理、下遊綠洲防護體系構建以及沙漠邊緣帶治理。保障下遊生態用水是維繫全鏈條健康的關鍵。 此外，治沙工程必須高度注重可持續性與可經營性，避免陷入「邊治理、邊破壞」或「今治明毀」的困境。積極探索沙區特色產業發展路徑，如發展沙生經濟植物種植與加工、生態養殖、沙漠文化旅遊等，將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緊密結合。這不僅能為治沙提供持續動力，也能有效調動群眾參與的積極性，構建治沙長效機制。 更值得關注的是，沙漠本身作為一種獨特且寶貴的景觀資源，其價值正被重新審視。塔克拉瑪幹沙漠被譽為「天然沙丘博物館」，已成為重要的國際文旅探險目的地。「保護沙丘景觀就是保護特色資源與未來潛力」的理念日益成為共識。未來，科學探險、文旅研學等新興業態的發展，將更充分地釋放沙漠蘊藏的生態、科研與人文價值。 治沙是一項滾石上山的艱巨事業，充滿複雜性與長期性。如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人類活動對自然系統的擾動，會激發自然力持續尋求恢復「原狀」的動力，稍有鬆懈，流沙便可能捲土重來，導致沙丘活化等風險。 在這條追求「人沙和諧」的永續之路上，每一株頑強生長的固沙植物，每一寸艱難拓展的綠色疆域，每一道精心構築的科學屏障，都在宣告：治沙的終極目的並非徵服自然，而是守護人類家園，探尋一條與自然共榮共生的可持續發展之路。 浩瀚的沙海，是地球自然本底的見證；邊緣蜿蜒生長的綠色長城，則是人類以智慧、韌性與共生決心鑄就的生態豐碑。未來，人與沙的故事還將繼續書寫，我們當以更加堅定的信念和科學的方法，共同續寫「人沙和諧」的新篇章。(文/謝慧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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