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網消息:系列報導《關鍵戰場》帶您了解抗戰烽火中的重要戰役和關鍵戰鬥。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日軍侵佔了北京、天津兩地。一個多月後,日軍再次製造事端進攻上海,企圖佔領上海後進逼南京,直擊當時國民黨政權的政治經濟中心,進而侵佔全中國,中國軍隊奮起抗擊,淞滬會戰爆發。 淞滬會戰又稱「八·一三」淞滬抗戰,是全國抗戰開始後,規模空前的一次戰役。國民政府調集70多萬兵力,日軍投入9個師團25萬人。淞滬會戰歷時三個月,粉碎了日軍「三個月滅亡中國」的戰略企圖。 位於上海市虹口區柳營路附近的這座橋叫八字橋,淞滬會戰爆發時,這裡是虹口通往閘北的咽喉要道,當時中國守軍第88師所部,與日軍的第一次爭奪戰就發生在這裡,八字橋見證了中國守軍與侵華日寇誓死決戰的那段歷史。 1937年8月13日,集聚上海附近的日本軍艦突然重炮轟擊閘北一帶,日本海軍陸戰隊向閘北、江灣大舉進攻,中國守軍奮起抗擊,淞滬會戰爆發。日軍一度佔領了寶山路與日本海軍司令部大樓之間的八字橋,中國守軍第88師所部與日軍展開激烈的爭奪戰。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副館長王玉峰介紹,日軍的攻擊重點是天通庵車站、八字橋、水電路一線,試圖以此攻入中國軍隊在閘北一帶的陣地,再對備戰的中國軍隊實施包抄攻擊,但88師的主力識別了日軍的戰略,死死地守住了八字橋陣地。 8月14日,日軍對杭州、南京等地轟炸,企圖阻斷上海的物資和兵力支援。同一天,國民政府發表《自衛抗戰聲明書》,宣告「中國決不放棄領土之任何部分」。當時,除了中央軍外,桂軍、川軍、湘軍、粵軍、東北軍等來自全國各地的部隊也迅速向上海集結。第九集團軍總司令張治中指揮三個師發起總攻,中國空軍也到上海協同參戰。 從8月14日凌晨開始,中國空軍從南京、浙江等地機場起飛,接連轟炸日軍的據點、軍械庫和停在長江的軍艦,打得日軍措手不及,緊急調集臺北基地的18架戰機增援。中國空軍第四大隊起飛迎戰,三天內擊落、擊傷日軍飛機30多架,日軍被迫連續增援。 當時的中國空軍損失也很大,而且沒有後援的戰機,但年輕的勇士們視死如歸。在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的紀念牆上,有三位以身殉國的年輕的飛行員,他們的平均年齡只有25歲。21歲的閻海文在轟炸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時,戰機被日軍高射炮擊中,他跳傘後落入日軍陣地,在擊斃五名日軍後,用最後一顆子彈自殺殉國。26歲的沈崇誨和轟炸員陳錫純奉命轟炸日軍巡洋艦,戰鬥中發現戰機發生故障,他們商量後直接駕機撞向日軍巡洋艦,與敵艦同歸於盡。以身殉國,重創敵艦。29歲的高志航是中國空軍第四大隊隊長,他率部擊落多架敵機後負傷,不久後在河南周家口機場遭遇日機空襲,以身殉國。 在淞滬會戰開始後的第一個月裡,這群年輕的生命憑著視死如歸的氣魄,先後擊落了60多架日軍飛機,炸毀了多艘日軍軍艦,重創了日軍的銳氣。空軍勇士浴血奮戰,中國海軍也積極抵抗,先後擊落7架日本飛機,重創兩艘日本軍艦。 從8月15日起,日本先後向上海增援300多門大炮、200多架飛機和數十艘軍艦,總兵力25萬人,聲稱要「一個月內佔領上海」。同一天,國民政府下達全國總動員令,先後投入78個師,3個海軍艦隊,總兵力75萬人,與日本侵略軍展開全面激戰。8月22日,日軍強行在瀏河、吳淞等多地碼頭登陸,企圖佔領羅店。羅店鎮四通八達,是中國守軍與後方的陸上交通線。駐守羅店一帶防線的第18軍嚴防死守。 在淞滬會戰的局部戰役中,中國軍隊取得了重大勝利,但面對武器裝備佔絕對優勢的日本侵略者,在戰鬥最激烈的時候,中國軍隊幾乎每天傷亡一個師。 為保存實力、持續抗戰,10月26日,國民政府決定戰略性撤退,88師524團中校團附謝晉元受命率領400多名官兵,據守蘇州河南岸的四行倉庫,向國際社會展示中國抗戰的決心,爭取輿論支持。 為迷惑敵人,謝晉元他們對外宣稱有800人。全體官兵寫下遺書,抱定必死之心,誓與日軍決戰到底。10月28日,日軍突襲四行倉庫。危急時刻,21歲的士兵陳樹生把多枚手榴彈捆在身上,從五樓縱身跳下,在敵群中拉響導火索,與敵人同歸於盡。四天時間,四行守軍擊退日軍數十次進攻,擊斃日軍200多人,牽制了日軍進攻步伐,也為沿海工廠、學校內遷爭取了寶貴時間。1937年10月30日晚,謝晉元奉命率部撤退到公共租界。11月5日,日軍在杭州灣登陸,從側後包抄上海守軍。11月12日,中國軍隊完全撤離淞滬地區,日軍佔領上海。 位於上海市寶山區的吳淞炮臺公園,緊鄰長江入海口的吳淞要塞。始建於清朝同治年間的這座古老的炮臺,見證了淞滬會戰中,70多萬中國將士迎著日軍的槍林彈雨衝鋒陷陣,血染沙場的英勇無畏,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冊中英勇悲壯的一頁。
恢宏的龍首,精巧的佛像,一磚一瓦、一盞一缽……在白洋澱畔,古鎮煙火之間,來自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的考古工作者們,歷時8年,喚醒了一座沉睡千年的古城——古州城。 8年來,考古工作者對古州城遺址展開系統性考古工作,勘探面積累計約30餘萬平方米,發掘面積累計2600平方米。考古勘探勾勒了遺址內外雙城垣的布局,考古發掘搭建了遺址漢唐至五代的時空框架。 日前,「長安二千三百裡——雄安古州城遺址考古成果展」在中國考古博物館開展。該展覽首次面向公眾系統展示雄安新區古州城遺址的重大考古成果,生動展現了雄安新區深厚的歷史底蘊。 發現古州城遺址 古州城遺址古稱鄚城,是漢唐時期鄚縣縣治、唐代鄚(莫)州州治所在地。這座城址見證了漢唐盛世,也經歷過五代的金戈鐵馬,最終和不少古城一樣,湮沒在歲月之中。目前在遺址南部地表,外城城牆仍然巍然矗立,向人們訴說著一座古城的過往與新生。 時間回到1976年,古州城遺址在文物普查中被發現,後來對其進行過數次考古調查。 2017年,雄安新區設立。同年,古州城遺址的考古之路開啟。6月起,雄安新區聯合考古隊對轄區內的文物遺存進行全面調查。2019年,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及雄縣文化和旅遊局聯合組成考古隊,對古州城遺址進行了無人機航測,繪製了古州城現狀一體地形圖,初步建立了地理信息系統。此外,還初步建立起了古州城歷史文獻的編年。 「2020年,古州城遺址首次進行了全面考古勘探,初步釐清遺址為1號與2號城址的雙重城址結構。綜合研究表明,2號城址可能為漢唐時期鄚縣縣城(縣治),1號城址可能為唐代鄚(莫)州州城(州治)所在,二者存在歷史沿革。」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雄安考古隊隊長何歲利說。 值得關注的是,2020年,考古隊在1號城址東南部城牆內側道路解剖發掘時,發現了疊壓於道路之下的一處隋唐磚砌水井,水井開口距離地表1.5米。井內靠近底部發掘出土了較完整的紅陶罐、石刻殘塊、小木梳等北朝及隋唐時期的遺物。 在專家看來,水井遺存的發現與研究為確定古州城1號城址城牆的營建年代提供了有力證據。 次年,考古隊對2號城址城牆、護城河以及城牆內外道路等進行了考古發掘。同時,新發現了3號、4號建築遺址。「在發掘過程中,出土大量唐代磚、瓦等建築構件,青掍瓦、瓦當揭示了此處可能存在唐代較高等級的建築。」何歲利說。 這在後續的考古發掘中得到了證實,2023年,考古隊對3號遺址西側的4號遺址進行了發掘,初步確定了古州城內唐代較高等級寺院遺址的存在。同年,在3號遺址東北部勘探發現了18號建築址,並於去年對其進行了考古發掘,出土了學界和社會廣泛關注的唐代龍首等遺物。 「漢唐城牆、隋唐水井、石刻殘塊、唐代龍首等豐富遺存的發現,實證了這片土地延續千年的城市文脈。」何歲利說。 考古成果勾勒歷史圖景 何歲利還清晰地記得龍首出土時的情形,「出土時表面覆蓋泥土,雖然外形比較完整,但內部已碎為數百塊」。在考古隊員的毛刷下,龍首的灰陶胎體上顯露出彩繪遺存——黑色眼珠、綠色眼線等。 發現龍首的那天是去年10月28日,考古隊在發掘18號建築址西北部的磚瓦坑時,於地表下1米左右處,發掘出土了2件陶質龍首。「結合地層堆積與磚瓦坑中同時出土的唐代磚瓦、瓦當、開元通寶錢幣,以及相關科技測年數據,判定為唐代龍首。」何歲利說。 相關專家表示,唐代的陶質龍首存世量極少,考古發掘出土的更是少之又少,目前僅有黑龍江、山東、河南等地有零星出土,也不太完整。這次考古發掘出土且保存相對較完整的唐代陶質龍首十分罕見。 不到一周,這兩件龍首被送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考古方艙,對其的保護修復和研究工作同步展開。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助理研究員、實驗室考古方艙負責人劉勇介紹,為了讓龍首重煥光彩,在龍首保護和修復過程中,課題組採用了室內清理、多視角三維成像、遺存提取、超聲波清洗、曲面微區X射線螢光分析、三維雷射掃描、虛擬拼接、實物拼接、補配等技術,在今年5月成功修復了2件龍首,還原了唐代龍首建築構件原貌。 「研究表明,9號龍首應為垂獸,10號龍首應為戧獸。通過復原,發現它們所在的建築垂脊寬度達45釐米、戧脊寬度達30釐米,可以想像非常宏偉壯麗。」劉勇說,「兩件龍首的形象生動逼真、圓潤壯實、氣宇非凡,顯示出唐代龍文化的兼容並蓄。」 在此次展覽中,除了展出兩件修復完成的龍首之外,還展出了古州城遺址出土的陶器、瓷器、瓦當、鎏金小銅佛等。 展櫃中的一件標註為陶量的文物引得不少觀眾駐足。「這件文物的修復最重要的是對其上面的幾個字的保護,不能在修復過程中讓其產生磨損。其實,每一件文物的修復手法、技術都是不一樣的,都需要採取獨特的修複方案。」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文物修復師郭正臣說。 「為了確認這件文物的用途,我們把修復好的陶量套上保護袋放在秤上,緊接著往裡注水,直至注滿,顯示重量是2067克,經過換算,陶量的容積是2067毫升,正好相當於漢代的一鬥,即10升。所以,可以確定這個器物是量器。」劉勇說。 「陶量上面的4個字經考證為『都鄉定裡』,『都鄉』正是秦漢時期郡縣治所所在的行政單位,這也成為古州城(古稱『鄚城』)作為鄚縣治所的實證。」何歲利說。 從鄚城到長安城 《舊唐書》記載:「(莫州)去京師二千三百一十裡。」 何歲利表示,有唐一代,從中央到地方,聯繫非常緊密,顯現出強大的向心力。「長安和鄚城就體現了這樣的關係,長安用的一些建築構件、器物等,在地方依然可以使用,這從古州城遺址的出土文物就可以看出。」他說,「長方形手印磚、蓮花瓦當、白瓷碗……此次展覽專設的『長安遺珍』單元展出了唐長安城,包括宮城、大明宮、三清殿、麟德殿出土的一些重要遺物。我們不難發現,長安城出土的一些建築構件,比如磚、瓦、蓮花瓦當等,還有一些陶瓷器、日用品等,在古州城有它的影子。」 和何歲利一起參加古州城遺址考古發掘的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盧亞輝介紹,在水井中發現的文物中,有兩個瓷罐,「一件是青瓷、一件是白瓷,從其造型來說,和在長安城發現的相近,這反映了當時的鄚城和長安聯繫緊密」。 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安家瑤表示,從建築構件上來看,古州城遺址出土的青掍瓦、蓮花瓦當、龍首等,在長安城也出土了不少。「但是兩者稍微有些區別,在古州城出土的更生動一些。一個原因可能是鄚城離長安城遠一些,工匠們可以更自由地發揮。從二者對比的角度來說,古州城遺址的考古發掘是非常有意義的。」 專家表示,「長安遺珍」單元以唐長安城為宏大背景,展出蓮花紋瓦當等代表性遺物,揭示出長安和鄚城兩城雖遙距二千三百一十裡,卻共同詮釋了唐代「開放包容、多元一體」的文明特質。(記者 趙曉霞) 《人民日報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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