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賣平臺承諾「反內卷」 為何仍有商家「體感」不好？
2025-10-30 07:32 6,863次浏览如果一個運動員既能參加奧運會，又能參加世運會，那一定是件幸福的事。 在中國代表團中，就有這樣一位幸福的運動員，她就是中國體操界的「不老松」——商春松。 商春松14歲就進入中國體操國家隊，17歲參加體操世錦賽。2016年里約奧運會，她以隊長身份和隊友一起獲得體操女團銅牌，次年，她宣布退役。2022年，26歲的她選擇重新出發，開始接觸跑酷運動。僅僅用了兩年時間，她就先後在2024年的法國跑酷世界盃和日本跑酷世錦賽中，奪得女子自由式冠軍，為中國跑酷隊斬獲世界盃和世錦賽的首枚金牌。 如果商春松在成都世運會再次獲得冠軍，她就將獲得跑酷運動的大滿貫。這是她的目標，但並非唯一訴求，「等有一天退役了，我想要將跑酷運動推廣到大學校園裡。當然，我更希望跑酷有一天能夠進入奧運會。」 這是商春松的夢，因為世運會，她的夢想正慢慢照進現實。 商春松也是無數體育人的代表，她能成就傳奇般的體育生涯，固然有個人努力追夢的因素，但也離不開世運會這個競技平臺的激勵和塑造。對於個體命運的審視，可能會讓我們更清晰地洞察世運會存在的價值。 世運會從一誕生起，就被視為對奧運會的補充，非奧項目成為它的重要標籤。 不過，世運會從來就不是奧運會的附庸，而自有其獨特的價值。他們各美其美，共同演繹了體育對於人的價值和意義。 比如一些小眾項目進入世運會，就提醒人們，體育是多姿多態的，它們都需要展示和交流的平臺。每個體育項目也是平等的，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只有喜歡不喜歡，適合不適合之別。 參差多態乃幸福之源，人生如此，體育亦如是。世運之美，美在多態。 再如世運會強調參與價值和分享的理念，對獎牌的材質、規格沒有統一規定，每屆設計都能「玩出花」。成都世運會獎牌「竹光」採用「開口」樣式，內含一枚可雙面佩戴的金屬徽章，還能連接項鍊使用。獲獎運動員可將徽章從獎牌中取出，贈予對自己重要的人。 當獎牌不僅是榮譽的象徵，還能成為情感傳遞的載體，這樣的體育盛會更能直達人心，更能顯示體育的溫度。世運之美，美在分享。 世運會除了吸納職業運動員外，部分群眾基礎廣、門檻低的項目允許非職業選手或「跨界愛好者」參與，盡顯「全民體育」理念。世運之美，美在包容。 此外，世運會部分項目的裁判機制更強調「運動員自治」。以成都世運會的團隊飛盤項目為例，這是一項自我裁判且無身體接觸的運動，「飛盤精神」指導運動員如何自我裁判以及規範自身行為。如出現了犯規或爭議，由雙方場上隊員商議解決。世運之美，美在尊重與平等。 如果說奧運會像劍拔弩張的競技場，世運會則更像一場體育嘉年華，展示和表演色彩更濃，趣味性也更強。世運會的舉辦告訴人們，體育的價值不僅在於追求卓越，還有樂趣、熱愛、平等和人性的溫度，以及體育帶給人們的無限可能。 世運會給商春松的人生帶來了更多的可能性，這和體育給予普通人的改變與塑造，沒有本質的不同。世運會的存在和發展，就是在給世人傳遞著一種重要的價值觀：體育不是少數精英的遊戲，它屬於所有人。
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清政府以戰敗國的身份付給戰勝國日本2.3億兩白銀作為戰爭賠償，日本藉此大力發展了重工業、軍火工業和教育事業。 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按照有關國際法和國際慣例，日本理應對中國人民進行賠償。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卻沒有得到日本應有和及時的戰爭賠償。此後，由於時事變換，最終中國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這段歷史背後有著複雜的成因。 美國違背諾言，從中作梗 在處理日本問題上，美國認為其在對日戰爭中起了巨大作用，便以盟主的身份自居，操縱和包攬了日本賠償等事宜。當時的國民黨政府雖然表面上躋身四強，但在賠款事宜中所起的作用很有限。 1945年由中、美、英三國發布的《波茨坦公告》明確了日本賠償的原則，即可以保留維持其經濟運轉所必須的工業設備和實物，其餘的用來賠償。 資料圖：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 戰後初期，美國曾推行「先期拆遷」計劃，即將提日本工業設備實物的30%作為直接受日本侵略國家的賠償物資，其中中國可得15%。但隨著美蘇對立加劇和中國解放戰爭的推進，美國為扶持日本作為反蘇反共基地，不斷縮減賠償範圍。 中國戰時損失，據國民黨行政院賠償委員會的估計，按當時價格計算，不下620億美元，而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才約值2250萬美元，只佔萬分之三。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設備首推吳港「11—5—5」海軍兵工廠的1.5萬千瓦發電設備一套；其次是同廠的200噸碼頭式起重機一具。中方得到通知後，立即派了幾位專家前往拆遷。 就在這兩套設備拆卸時，美國政府於1949年5月13日向盟總頒發臨時指令，取消了「先期拆遷」計劃的執行，停止了日本對各盟國的賠償。至此，戰後對日索賠的事宜實際上已被美國腰斬。 國民黨為己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1949年下半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民解放戰爭節節勝利，國民黨政權土崩瓦解。12月底，國民黨當局全部撤到了臺灣。 臺灣當局為獲取美國支持及維持所謂「中國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在對日賠償問題上態度大變，甚至表示可酌情核減或全部放棄賠償。 國民黨對日索賠態度的轉變，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還在於蔣介石堅持反共而對日本反共政府採取的所謂寬大、不進行報復的政策，以實現它以中國合法政府的身份參加對日和約的籤字。因為日本曾在此前威脅說，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籤訂雙邊條約。 1952年2月17日，臺灣與日本和約談判正式開始。談判幾經周折，臺灣當局多次妥協讓步，最終在戰爭賠償等實質問題上徹底放棄。1952年4月，臺灣當局與日本籤訂所謂的「日華條約」，為一黨一派之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資料圖：1952年4月，「日華條約」在臺北籤署。 中國政府從大局出發，放棄戰爭賠償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將蔣介石的代表從聯合國的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中國成為聯合國成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70年代初，由於國際戰略格局發生變化，美國外交政策實施了兩項重大轉變：一是美國承認中國並對建立外交關係進行談判；二是徵收10%的進口稅，主要目的是打擊日本，同時停止美元和黃金的兌換。這兩項與日本關係極為密切的政策出臺，狠狠打擊了精神上毫無準備的日本。這一切大大刺激了日本政界。他們不能不反躬自問，對華政策上緊跟美國是否做錯了。 不久，不得人心的佐藤政權垮臺，田中角榮出任內閣總理大臣。田中就職後立即宣布把日中邦交正常化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中日邦交正常化時機漸趨成熟，戰爭賠償問題再次被提上日程。 1972年7月以後，中國為實現與日本邦交正常化進行積極的準備，周恩來總理就放棄戰爭賠償問題作了下述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復以前，臺灣的蔣介石已經先於我們放棄了賠償要求，共產黨的肚量不能比蔣介石還小。第二，日本為了與我國恢復邦交，必須與臺灣斷交。在賠償問題上採取寬容態度，有利於使日本靠近我們。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對華賠償，其負擔最終將落在廣大日本人民頭上，這樣，為了支付對中國的賠償，他們將長期被迫過著艱難的生活。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與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願望。 資料圖：1978年8月12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籤字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發表了《日中共同聲明》，中日兩國籤訂了《日中和平友好條約》，同年10月23日生效。中國政府從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願望和長遠利益出發，放棄了1200億美元國家間的賠償要求。 資料圖：1978年10月23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互換儀式在日本首相官邸舉行。 中國政府雖然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但是，就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行的賠償要求——1800億美元的國民賠償要求，中國政府在任何場合都沒有宣布予以放棄。 這種對受害賠償要求的保留，給我們留下了一個符合國際法的向日本提出受害賠償的機會。 中國新聞社綜合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策劃：於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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