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革命老區舉辦抗戰勝利80周年宣講 再現英烈事跡
2025-10-28 16:15 2,286次浏览每年六月高考過後，高考作文題都會準時登上熱搜榜，全民熱議的背後，藏著一個深層的思考：我們到底希望通過一道作文題，考查學生的哪些素質？其實，高考作文題從來都不只是寫作測試。當我們討論「什麼是好的高考作文題」時，實際上是在追問：未來的社會中堅，該具備怎樣的思維能力和人文素養？ 作文題不只是「寫作任務」 要說清楚「好的高考作文題」，得先回到本源：作文題究竟是什麼？ 從「題目」二字，你能看到古人造字時的巧思。《說文解字》裡說「題，額也」，額頭是人臉上最顯眼的部位。「目」就更直接了，本義眼睛，後來引申出「條目」「項目」之意——比如說「目錄」，就是「用眼睛看的條目」。當「題」和「目」組合在一起，就有了奇妙的張力：「題」是框架、方向，像額頭一樣明確；「目」是細節、視角，像眼睛一樣靈活。比如寫《我的校園》，「校園」是「題」，規定了你不能寫家裡的事；但可以寫操場的樹、教室的窗——這些都是「目」的自由。這種「規範」與「開放」之間的平衡，正體現了作文題目的本質。好的作文題，就像給你畫了一個圈：圈太小，人會受限制；圈太大，人會迷茫。它得在「管」和「放」之間找到那個微妙的點。 生活中處處有「題」。老師布置的「讀後感」是題，單位要求的「工作總結」是題，但作文題和這些都不一樣——它是「用文字表達思考」的專門訓練。筆者曾請教過一位前輩：「教了三十年作文，您覺得作文題最該教會學生什麼？」他說：「不是華麗的辭藻，而是『想清楚再寫』。一道好的作文題，會逼著學生把事情想明白：我要表達什麼？別人可能怎麼反駁我？」比如寫《談堅持》，平庸的題目只會讓學生堆砌例子，而好的題目會加個限定：「堅持到底一定是對的嗎？」——這就逼著學生思考「堅持」和「變通」之間的關係，從單一的價值判斷轉向辯證思考。作文題的終極目的，是培養「有邏輯的表達」和「有深度的思考」。這一點，在高考作文題裡體現得尤為明顯。 因此，好的高考作文題，就像剝洋蔥，一層比一層「辛辣」，也一層比一層接近核心。 第一層是「現象層」。比如上海卷的「專・轉・傳」，表面是在說「專業知識怎麼轉化、怎麼傳播」。考生可以舉「科學家寫科普書」「學術論文被短視頻解讀」的例子，這是最基礎的要求。 第二層是「邏輯層」。它要求考生找到事物之間的關聯：從「專」到「轉」是不是必須的？「轉」得越多，就一定「傳」得越廣嗎？有個考生寫道：「專業是根，轉化是橋，傳播是果。但橋要是建歪了，根就會被挖斷，果也會爛在地裡。」這種對邏輯關係的辨析，比單純舉例進了一步。 第三層是「價值層」。它追問的是背後的意義：在信息爆炸的時代，我們為什麼需要「專業」？「流傳」的本質是什麼？有考生提到：「真正能傳下去的，從來不是知識本身，而是知識裡藏著的人對世界的追問。就像孔子的話傳了兩千多年，不是因為他說的每句話都對，而是因為他教會了我們『怎麼做人』。」這種思考，已經觸及了文明傳承的本質。 普通作文題可能只需要剝開第一層，而高考作文題，要求考生至少剝開第二層，能摸到第三層的，才是真正的佼佼者。 高考作文題是一份精神成人禮 有位教育專家說過：「高考作文題是給18歲年輕人的一份『精神成人禮』。」18歲是人生的重要節點，一道好的作文題，應該在這個節點上，啟發他們思考一些「必須想清楚」的問題。 它該教會學生「直面真實」。生活不是美好的童話，而是充滿了矛盾和不確定。好的作文題，應該讓學生明白這一點。它不應該只展示「崇高」「美好」，也應該讓學生看到「平凡」「掙扎」。比如寫「苦難」，不僅要寫英雄的犧牲，也要寫普通人的無奈；寫「成功」，不僅要寫光鮮的結果，也要寫背後的代價。這樣，學生走出考場後，才不會被「完美人生」的幻想迷惑，才能更從容地面對生活中的不完美。 它該鼓勵學生「保持追問」。真正的人才，不是「知道答案」的人，而是「善於提問」的人。好的作文題，應該在學生心裡種下「追問」的種子。比如面對「專・轉・傳」，追問「什麼知識值得被傳承」；面對「苦難與新生」，追問「我們該如何紀念歷史」；面對「AI與人類」，追問「人之所以為人的意義是什麼」……這些追問，可能沒有標準答案，但很可能會伴隨學生一生，成為他們深度思考的起點。 它該引導學生「學會擔當」。好的高考作文題，應該讓學生意識到自己的社會角色。有個考生在作文結尾寫道：「艾青說『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現在的我，可能還說不出這麼深沉的話，但我知道，我腳下的土地，需要我們這代人去守護。也許是學好一門技術，也許是做好一份工作，也許只是不辜負每一天的陽光。」這段話沒有豪言壯語，卻透著樸素的擔當——這正是社會需要的品質。 讓高考作文題成為「思想的種子」 高考作文題的意義，遠不止於「選拔人才」。它像一顆種子，種在每個考生的心裡，會在未來的歲月裡生根發芽，讓他們成為有思考能力、有擔當精神、有時代感知力的人。 對命題者來說，設計一道好作文題，需要勇氣：敢於跳出「安全區」，不怕被質疑「太難」；需要智慧：在規範與開放、傳統與未來、公平與區分之間找到平衡；更需要情懷：真正關心年輕人成長，關心這個國家的未來。 好的高考作文題，應該是個「矛盾容器」。它不提供標準答案，而是拋出一個讓人糾結的問題，逼著考生去權衡、去辨析。在這方面，2025年全國1卷作文題就做得不錯。老舍的「開不了口」和艾青的「嘶啞歌唱」，本身就是一對矛盾：人在困境中，到底該沉默還是發聲？沉默是懦弱還是智慧？發聲是勇敢還是魯莽？這種矛盾，沒有標準答案，卻能看出考生的思維深度。 好的高考作文題，應該像一架「思維梯子」：起點不高，讓大多數考生都能爬上去；但越往上，臺階越陡，越能區分出誰有力量爬到頂端。上海卷的「專・轉・傳」就很像這樣的梯子。最底層，考生可以解釋三個詞的意思，舉幾個簡單的例子——這對大部分考生來說都不難。中間層，需要分析三者的關係：「專」是基礎，「轉」是橋梁，「傳」是目標？還是說「轉」可能毀掉「專」，「傳」未必需要「轉」？能想到這一步，就已經不錯了。最高層，則要跳出文字本身，思考時代問題：在算法推薦的時代，「專」的深度會不會被「轉」的流量綁架？在信息速朽的時代，「傳」的意義是不是該重新定義？ 好的高考作文題，既要紮根當下，又要面向未來。它得讓考生聊聊身邊的事，更得讓考生想想十年後的世界，不僅關注「歷史」和「文化」，還要觸及「未來」。現在的考生是「數字原住民」，他們從小玩VR、刷短視頻、用AI，這些經驗應該被納入作文題。未來的社會，需要能和AI共處、能應對技術變革的人才。高考作文題作為「指揮棒」，應該引導學生關注和思考：技術和人文該怎麼平衡？人類獨特的創造力到底在哪裡？ 一道好的高考作文題，最終會沉澱為一代人的共同記憶。多年後，當考生們回憶起18歲那年的考場，他們可能記不清具體的分數，卻會記得那道題曾讓他們認認真真地思考：「我是誰？我要成為什麼樣的人？我該如何面對這個世界？」 這，才是高考作文題最珍貴的價值。 (作者：程永超，系上海市建平中學正高級教師、全國百佳語文教師)
北京8月8日電 題：徐泓緬懷老師許倬云：中國、中華民族在他心中格外大 記者 楊程晨 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於當地時間8月3日在美國匹茲堡逝世。作為許倬雲任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任主任時期的學生，臺大歷史學系前主任徐泓第一時間在社交平臺發文：「我們的老師許倬雲先生走了，享年九十五歲。」 接受「東西問」專訪，徐泓回憶了不同時期與許倬雲的交往。談及家國情感的升華，徐泓坦言，許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他一方面非常愛國；一方面又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到晚年，中國、中華民族在他心中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也是他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您最近一次和許先生見面是什麼時候？ 徐泓：大約是十年前，他回臺，在(臺灣)政治大學作講座教授，主持一個重新解釋中國歷史的研究計劃，請我幫忙參與一部分。這是我們線下見的最後一面，也是工作場合，只是簡單敘舊。 後來他身體一直不太好，不良於行，不能頻繁回來。雖很多年沒見面，但我們有郵件往來。我近期有一篇關於明代國號研究的文章，還去信諮詢過許先生的意見。 許倬雲肖像。許倬雲個人微博 記者：許先生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擔任臺大歷史學系主任，這和您在臺大歷史學系的求學時期高度重合。可以談談他對您治學等方面的影響嗎？ 徐泓：老師是30多歲從芝加哥大學返臺任教，那時剛剛拿到博士學位。1964年，他開了一門中國上古史的課，我們這些學生都去選。後來他擔任系主任、所長，一直做到1970年，他開的課我基本都去上過。 他儘量利用考古研究材料和文獻來授課，每次課分三個課時，前兩個課時會請「中央研究院」的專家來上課，考古學家李濟之(李濟)先生來講了大部分，談過很多安陽考古的事。剩下一個課時許先生會進行總結整理，並把他自己的想法講給我們。國民黨當局來臺後，封禁大陸的很多老期刊、書籍，不讓我們看，我們上課一般是聽老師講、抄筆記，許先生指導我們讀期刊論文。 臺灣過去也有人開過中國上古史，但像他這樣系統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治史，教大家寫現代的期刊論文，是沒有的。他那時還編了一本《中國上古史論文選輯》，教我們用新方法學歷史。 那些年，許先生對我的影響，還有精神層面。他不良於行，但上課不會一味坐著，有時會拄拐站起身子。後來他在臺大改裝了一輛摩託三輪車，方便行動。許先生堅韌不拔的精神讓我們很敬佩，所有的困難他都想克服，學生要幫他，他不肯。在家時，他還洗碗，即便摔了還堅持洗。 許先生一輩子就是這麼一個性格，在我看來是了不起的。更了不起的，是他的夫人(孫曼麗女士)，一輩子幫他、包容他。她和芝芝(徐泓夫人、世界史學者王芝芝)是同班同學，這也加深了一層我們的關係。 記者：1970年，許先生去了美國。之後就一直留在美國匹茲堡大學任教。在有這麼大影響力的時候卻選擇赴美，當年他做這個決定的原因是什麼？ 徐泓：這和當時臺灣教育界發生的幾件事有一定關係。首先是當了快20年臺大校長的錢思亮在1970年卸任，學校氛圍出現變化，許先生覺得自己格格不入。另外，由於「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受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一些人指責臺灣史學界被美國控制，由臺大和「中研院」合聘的許倬雲是被重點批評的對象之一。 許先生當時仍參與了臺灣很多的文化、學術方面的公共事務，到美國後也經常在《中國時報》《聯合報》上發表文章。蔣經國去世後成立的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許是創始會員之一，資助了美國多所研究機構設立中國研究教職、提拔年輕學者。許先生不僅在史學界影響大，在社會層面影響也大。 許倬雲在網絡節目《十三邀》中感慨「但悲不見九州同」。《十三邀》視頻截圖 記者：去美國後，直到去世，許先生對於兩岸關係的看法以及對大陸的觀感是否發生了變化？ 徐泓：許先生一直堅定反對「臺獨」。對大陸，許先生前後態度是有變化的。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的大陸，他跟許多從大陸去美國讀書、工作的學者接觸，也看了很多新聞，慢慢對大陸的看法改觀，後來也去香港、去大陸。 但對於中國史研究的視角問題，他一直沒變。許先生主張將中國史放入世界史視野做研究，晚年出版的《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對這一觀點有系統性闡釋，許先生要尋找世界主義的中國。這與他的老師、同鄉錢賓四(錢穆)先生等人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的態度相左。 所以，許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一方面他非常愛國；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看中國史，認為要以更大的歷史格局研究中國。到了晚年，可能是看到美國在發展過程中不斷暴露弊端，在他心中，中國、中華民族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一塊的「面積」格外大了。我想這也是他之前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許倬雲先生在江蘇無錫為自己準備的墓。受訪者供圖 另外，他在青少年時期經歷過抗日戰爭，見過中國人遭遇到的摧殘和磨難。另一位史學家何炳棣先生曾說，在抗戰中成長的中國人沒有不愛國的。我想這句話在許先生身上也是體現得淋漓盡致，尤其越到晚年對他的影響越大。許先生和何先生都是美國籍，但二人在晚年都表達過，百年之後希望將自己的墓地移回大陸老家，落葉歸根。據我所知，許先生生前已在無錫找好了墓園的地方。(完) 受訪者簡介： 徐泓。記者 楊程晨 攝 徐泓，現任臺灣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曾任該校代理校長、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主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講座教授兼人文學部部長，2016年始先後在南開大學、廈門大學、浙江大學任職教書。徐泓專註明清社會史研究，在明清鹽業、社會風氣、婚姻與家庭、人口遷徙、城市發展等議題上著作等身，包括《明清社會史論集》《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明代的私鹽》《明北京行部考》《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他還曾任「中國明代研究學會」理事長，在臺灣發起明代典籍研讀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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