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糧倉的升級故事（大數據觀察）
2026-01-17 02:42 7,214次浏览重慶8月13日電 (梁欽卿 吳旭 賈楠 紀嘉欣)12日下午，在重慶市大渡口區的建橋工業園區某棟廠房樓頂上，光伏面板整齊排列，正靜靜運轉，為企業提供源源不斷的「能量」。 「園區現在有9家企業都在屋頂鋪設了太陽能光伏面板，總裝機容量達17.2MW。」重慶市建橋工業園區發展中心副主任郭寰受訪稱，太陽能光伏發電是綠色可再生能源，無噪聲、無汙染排放、安全可靠，園區正在大力推動企業進行分布式光伏建設。 建橋工業園區是重慶市政府批准設立的首批市級特色工業園區。2023年4月，園區入選重慶市首批近零碳園區建設試點，並將近零碳示範打造作為園區低碳引領建設的先行戰略行動，突出園區環保產業和新能源材料產業兩大優勢，把低碳產業做成品牌，把建橋工業園區做成重慶市一張「小而精，精而美」的低碳名片。 圖為重慶市大渡口區的建橋工業園區。鍾戈 攝 「高耗能、高汙染的企業，現在是不允許進入園區的。」郭寰告訴記者，園區現在以新一代電子製造業、智慧醫療裝備產業、低碳環保產業、高端摩託車產業、以小面為主的食農產業為重點發展領域，「因為這些產業能源消耗低」。 建橋工業園區充分發揮低碳環保產業優勢，大力推進資源循環利用。園區建設餐廚垃圾運輸處置設備研發製造及運管結算中心、飛灰環保等項目，在強化園區內部資源綜合利用的同時，提升對外服務能力。 重慶海康威視科技有限公司是建橋工業園區內的國家級綠色工廠。該公司通過信息系統技術，實現生產全過程中的全鏈條數據信息以電子形式錄入、存儲、流通和傳遞，實現各種工藝文件、質量文件、生產文件和作業單據的數位化、電子化，同時通過後端伺服器進行數據運算、存儲、讀取、應用，實現工廠生產作業無紙化，構建高效綠色製造體系。 當前，建橋工業園區全面推廣綠色低碳建材，推動建築材料循環利用，發展綠色建築材料產業，推廣以節能環保、自然採光、雨水收集為特色的綠色建築。郭寰舉例稱，園區在公建配套項目中積極實施「以塑代鋼」，樹立低碳複合材料在公建配套項目中的示範應用，園區光伏全部採用複合材料支架、邊框，門窗採用複合材料邊框，相對傳統鋁合金材料碳排放降低約八成。 「目前，園區已吸引近千家企業入駐，其中規上企業78家，形成了產業特色鮮明、集聚效應顯著的發展格局。」郭寰介紹，園區未來將繼續以「雙碳」目標為引領，推動產業結構高端化、製造過程綠色化、產品供給低碳化。(完)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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