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出臺若干措施進一步穩定擴大就業
2026-02-24 12:47 1,843次浏览雙版本《寶島一村》巡演之旅再次啟航。上演17年的經典版《寶島一村》，8月22日、23日在北京世紀劇院迎來第350場演出，王偉忠特別出演「說書人」。已上演116場的專屬版《寶島一村》，9月、10月登陸合肥與西安。西安是主演文章的家鄉，帶戲回家對他來說有著特別的意義。15年前《寶島一村》北京首演，正是在北京世紀劇院文章在《寶島一村》專屬版《寶島一村》的誕生，離不開賴聲川與王偉忠。王偉忠是眷村長大的孩子，因擔憂眷村記憶隨拆遷消散，於是他找到了賴聲川，希望能夠做一個關於眷村的舞臺劇，把記憶中的兒時生活搬到戲劇舞臺上，讓更多的人了解眷村、了解那段記憶。王偉忠用一句話打動了賴聲川——「電視都是速食，只有話劇才是永恆的。」賴聲川把自己從王偉忠那兒聽說的和親歷的25個家庭、上百個故事，濃縮成了三代住民、四個家庭的生活片段。2008年，《寶島一村》和觀眾見面。2010年，《寶島一村》開啟大陸巡演，北京首演地正是北京世紀劇院。《寶島一村》最初「建村」時，眾多眷村子弟主動加入，紛紛嚮導演賴聲川自薦：「我們都是眷村子弟，一定要來！一切事情都排開，一定來！」屈中恆和那維勳便是其中的兩位。飾演「老趙」的屈中恆，將自己的父親作為觀察、參照的對象。「我爸爸的很多性格其實和『老趙』一樣，熱心、願意幫助鄰居，比如他掃地的時候，把自家院子掃完，還要幫鄰居門前也掃一掃。『老趙』身上的許多東西我都會去觀察我爸，跟他聊天。」因著出演《寶島一村》的契機，屈中恆有機會重新認識一次自己的父親。而今，屈中恆也是四個女兒的父親，這一次更是帶著女兒開啟《寶島一村》的巡演。《寶島一村》經典版那維勳則是從眷村二代的「大牛」演到了一代的「李子康」，代際的變換也是一次成長。在劇中，他演繹的情節與父輩的經歷相似。那維勳的父親七歲時與奶奶和叔伯們一起輾轉來到中國臺灣，但奶奶在遷徙的中途就過世了，父親四兄弟也走散了。顛沛流離的生活，卻也有意想不到的巧合，四兄弟在因緣際會之下，慢慢地重逢了。然而自從父親七歲去臺灣，便沒有再回過大陸，直到2007年左右才回到老家。那維勳說：「2016年我父親去世，所以在此之後的每一場《寶島一村》，我都覺得是演給天上的爸爸看的。」他將舞臺上屈中恆最後的讀信片段，當作是父親在對自己說話。《寶島一村》專屬版2020年，在上劇場成立五周年之際，賴聲川和丁乃竺決定由上劇團的演員們傳承出演專屬版《寶島一村》。演員司雯感慨，「從一開始的不熟悉到如今成為有愛的一家人，每一位老師都在跟我們說，你們真的特別棒、特別好，不斷給我們打氣、給我們信心，特別感動。」2023年起，《寶島一村》專屬版開啟全國巡演。演員文章加入劇組，從「周寧」到「老趙」，他在探索不同的演繹風格。「賴老師的戲裡沒有簡單的角色。」
理論與實踐 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及其完善途徑 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日前聯合印發《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規定從2025年1月1日起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3周歲以下嬰幼兒，發放每年每孩3600元的國家基礎標準育兒補貼，至其年滿3周歲。這是我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民生領域首次採取大規模、普惠式、直接性的資金發放形式來實施惠民舉措，展現出國家高度關注生育問題並有力紓解家庭在育兒領域急難愁盼的堅定決心。 現代化國家在既往的工業化過程中都會普遍面臨生育率走低問題，各國通常會在生育率下行時期採取各類政策手段以降低其下降的幅度與速度。其中，最有力、最常見、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建設。該政策體系一般包括三項具體的制度安排：一是以生育補貼、稅收減免、信託基金為代表的現金轉移支付制度，它側重於以資金形式對育兒家庭進行直接的經濟補償；二是以產假、育兒假為代表的育兒休假制度，它側重於為育兒者提供充裕的照料機會；三是以公共託育、學前教育、嬰幼兒免疫、早期發展探視、家庭教育指導、殘障兒童康復照料為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務，它側重於為有兒童家庭提供專項服務支持——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的《關於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的意見》，即屬於這個類別。 各發達國家普遍形成了資金、假期、基本公共服務相銜接的一攬子組合型生育支持政策。隨著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逐步完善以及國家財政投入的增長，一些現代化國家的生育狀況的確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例如，美國、英國、瑞典等國家近20年的總和生育率長期維持在1.9-2.1左右的水平，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家的總和生育率，甚至在近20年裡從1.6-1.7增長至1.8-2.0。 就我國而言，「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激勵機制」「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已成為解決現階段少子化問題的關鍵舉措。實踐中，有關生育支持政策的建設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下有序推進，中央和地方政府不但堅持了原有的針對特殊困難家庭的臨時/長期監護服務、收養寄養服務、康復服務、關愛保護服務等，還陸續針對普通家庭形成了個人所得稅抵扣、生育假、公共託育、嬰幼兒免疫、普惠性學前教育等制度支持，並在資金保障、信息協同、檔案管理、協調機制、基層服務隊伍建設方面給予了諸多配套。此次育兒補貼，不但是國家堅定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生動體現，也是在民生保障領域中切實展現「投資於人」理念以及提升惠民體感溫度的標誌性事件。 具體而言，我國建立實施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主要有四點：首先，這開創了兒童福利制度乃至民生保障領域普惠型政策的先河，反映出國家充分利用惠民政策來打贏應對少子化風險關鍵戰役的堅定決心。其次，顯示出我國正在對普通家庭過重的育兒經濟負擔及家庭照顧赤字進行主動有為的幹預。第三，標誌著我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在形式結構上補齊了短板，資金、假期與基本公共服務三種形態的政策工具箱已經初步齊備。最後，它標誌著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當然，也必須正視我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尚處於摸索階段，仍然需要在未來重視三大問題：一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持續、穩步增長。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與兒童規模，此次育兒補貼在年齡範疇上確定為嬰幼兒、在補貼額度上相對較低，與已有現代化國家普遍全周期、高標準的兒童津貼尚有一定差距，未來仍然需要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而穩步增長。二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地方差異。此次育兒補貼為部分地方政府提高標準留有一定餘地，但在政策監管過程中也要注意防止少量經濟發達地區的標準過高或標準增長過快，防止人為造成社會保障水平的參差不齊並進而影響我國區域人口增減的大局。三是要注重育兒補貼與其他政策工具的協同使用。從日韓等國的經驗來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並不意味著生育率會在短期內快速提高，它不但具有一定的政策滯後性，也與其他政策工具以及多重工具組合的配套協調有關，因此，育兒補貼制度仍然需要納入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中去綜合考量，以設計出生育支持的最佳方案。 (萬國威，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臨床社會工作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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