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巴士」開上首鋼園高線公園
2026-01-04 04:11 9,458次浏览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當我們回望那段烽火歲月，重走抗戰路，地處湖南長沙的嶽麓山，絕對是一座不可繞過的精神地標。 位於嶽麓山腳下的嶽王亭，系抗戰期間湖南省國民政府為昭示民眾投身抗日運動而建。傅煜 攝 1939年9月到1944年8月期間，中國軍隊與侵華日軍在長沙為中心的第九戰區進行了4次大規模的激烈攻防戰，即三次長沙會戰和一次長衡會戰。特別是三次長沙會戰，中國軍隊擊斃擊傷日軍約10萬餘人，給侵略者以沉重打擊。 麓山忠烈祠內展示的長沙會戰歷史圖片。傅煜 攝 在中國抗戰史上，長沙會戰是抗日戰爭相持階段中國軍隊在正面戰場取得的重大勝利，不僅沉重打擊了日寇的囂張氣焰，更提升了中國在國際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 嶽麓山抗戰文化園內的指示牌。傅煜 攝 抗戰時期，橫亙於湘江西岸的嶽麓山，因「與長沙城隔江相望，對長沙有瞰制之利」的特殊地勢，成為長沙會戰的核心陣地。而今，這裡仍保留著眾多抗戰遺蹟及紀念建築，無聲訴說著那段血與火的歷史。 嶽麓山頂，雲麓宮旁，一塊正面篆刻「長沙會戰碑」五字的青石碑，豎立於六角亭內。 長沙會戰碑。楊華峰 「1939年9月，日寇以18萬之眾，兵分六路進攻長沙......」這塊立於1948年的石碑碑文，記述了第一次長沙會戰期間，國民革命軍陸軍第九戰區全體將士奮勇抗日的悲壯事跡。 陸軍第七十三軍第七十七師紀念碑。傅煜 攝 當時，時任第九戰區代司令長官薛嶽指揮5個集團軍共約20萬人，採取「後退決戰，爭取外翼」的作戰方針迎擊，並最終獲勝，粉碎了日軍「以戰迫將」的狂妄企圖。 移步雲麓宮前坪，那段壯烈犧牲的歲月，以一種沉重的方式呈現眼前。這裡的麻石圍欄上，刻有5000多位長沙會戰中陣亡將士名單。 抗戰陣亡將士名單石欄。汪曉 攝 嶽麓山間遺留的壕溝、炮臺等戰事遺蹟，更是當時激烈鏖戰的直接見證。現存長達10餘公裡的戰壕遺蹟中，曾發掘出大量彈藥槍枝。 戰時，中國軍隊在嶽麓山修有大量戰壕，此處為當時戰壕遺址之一。劉見華 攝 長沙會戰中，炮兵陣地成為阻擊日軍的關鍵。當時，中國軍隊利用嶽麓山的地勢布置重炮旅，彈無虛發給日軍以毀滅性打擊。而今山上的古炮臺，就是當時炮兵陣地的遺蹟之一。 長沙會戰古炮臺。汪曉 攝 1941年12月，第三次長沙會戰爆發。為靠前督戰，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嶽將指揮部從長沙二裡牌遷至嶽麓山上一處防空洞，並在此以著名的「天爐戰法」指揮作戰，通過誘敵深入、集中圍殲取得大捷。 第九戰區長官司令部指揮所舊址。楊華峰 攝 而今，這個第三次長沙會戰的最高指揮中心遺址，仍隱匿於著名景點愛晚亭附近。肅立綠蔭掩映的山洞前，耳邊仿佛迴蕩著指揮作戰的堅毅指令。 沿著蜿蜒山路行至嶽麓山腳，麓山忠烈祠內「鐵血忠魂——長沙會戰史實簡明陳列」，吸引不少遊客駐足瞻仰。 麓山忠烈祠。傅煜 攝 一張長沙軍民祝捷大會的歷史照片，定格著第三次長沙會戰勝利的歡騰。這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在英美接連失利之際中國軍隊的重要勝利，國際反響強烈，也讓民族精神在烽火中愈發昂揚。 麓山忠烈祠內展示長沙軍民祝捷大會盛況的歷史照片。傅煜 攝 英國《泰晤士報》評論稱：「12月7日以來，同盟國唯一決定性之勝利系華軍之長沙大捷。」 麓山忠烈祠內懸掛「允武且仁」匾，意為革命軍將士徵伐與仁德並具。傅煜 攝 而今，麓山忠烈祠及其後山上的國民革命軍陸軍第七十三軍抗戰陣亡將士公墓，已成為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化作激勵後人砥礪前行的精神火炬。 國民革命軍陸軍第七十三軍抗戰陣亡將士公墓。傅煜 攝 每年抗戰紀念日，大中小學生、社會團體等都會在此舉行莊重的緬懷活動，紀念在長沙會戰中守衛國土的英勇將士。 八十載光陰流轉，硝煙早已散盡。昔日浴血鏖戰的嶽麓山，如今楓影婆娑、遊人如織，已是長沙城中最富盛名的文化地標與旅遊勝地。 愛晚亭。楊華峰 攝 而今，嶽麓山所在的湖南湘江新區，20多所高校、科研院所林立，57個國家和省部級重點實驗室星羅棋布，嶽麓山大科城、湘江科學城、世界計算·長沙智谷等科創平臺串珠成鏈，超百萬各類人才雲集，已成為湖南創新動能最強勁、經濟活力最充沛的區域。 中南大學。中南大學 供圖 嶽麓山腳，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千年弦歌不輟，國家超級計算長沙中心算力無垠；山間小徑上，晨練者的矯健身影、學子的朗朗書聲，早已取代昔日的槍炮轟鳴。這安寧祥和的畫面，正是革命先輩以熱血與生命澆灌出的和平碩果。 千年學府嶽麓書院。楊華峰 攝 重走嶽麓抗戰路，不僅是一次歷史的回望，更是一場精神的洗禮。觸摸戰爭的印記，聆聽英雄的故事，方能讀懂何為家國大義、不屈風骨，方知今日的和平繁盛何其珍貴。 湘江西岸的長沙漁人碼頭燈光璀璨。楊華峰 攝 當山下湘江兩岸的都市霓虹璀璨亮起，當大學科技城的智慧之光生生不息，嶽麓山這座「英雄之山」，正以其厚重的歷史底蘊與勃發的時代生機，無聲地告慰著長眠於此的英魂。 作者：傅煜 羅萱軒 編輯：常新宇 審校：魏園 責編：宋方燦 (微信公眾號)
8月12日晚，第十二屆上海書展·上海國際文學周的主論壇在雷士德工學院舉行。雷士德工學院地處北外灘，這一帶曾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群星璀璨之地，左聯作家在這裡掀起中國現當代文學創作的熱潮，影響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的方向。在這個承載著中國文學史記憶、見證了中外國際文化交流史的特殊地理空間，今年的文學周主論壇圍繞「流變與轉化中的古典」展開，形成經典與當代、歷史與現實的文學復調。愛爾蘭都柏林喬伊斯中心主任達裡娜・加拉格爾、瑞典作家派屈克·斯文松，馬來西亞作家戴小華、林雪虹，美國作家馬丁·普克納、張明皚，英國作家艾禮凱，韓國學者薛熹禎，韓國作家金草葉、千先蘭，德國翻譯家李棟，中國作家孫顒、郭爽、程婧波、張秋子，翻譯家餘中先、戴從容、黃雪媛等輪流演講。論壇主持人、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方笑一引用《說文解字》的釋義，「經」即「編織」，這呼應著達裡娜・加拉格爾的說法：經典的本質是從過去通向未來的「光明之織」，隨時吸收來自當代作者的新聲。誰能想到，卡夫卡曾讀過《聊齋志異》，《消失的地平線》靈感來自《桃花源記》，正如馬來西亞作家林雪虹的感慨：經典讓不同時空的「異鄉人」在故事中指認彼此。古典不古，經典並不凝固作家孫顒因為個人經歷格外感慨，70年前，幼年的他生活在東長治路，如今重回童年故地，長街物是人非，雷士德工學院建築依舊，在「變亦不變」的環境裡，「流變與轉化中的古典」這個主題對他而言是切身的生命體驗。他明確地提出「古典不古」的觀點，回顧《荷馬史詩》誕生於3000年前，《詩經》同樣有3000年歷史，無論西方東方，整個世界經歷滄海桑田的變化，在全面數位化的當代社會，印刷術面臨被淘汰。全世界的年輕人除了應付進入教科書的內容，多數人不會主動閱讀《荷馬史詩》或《詩經》這些遙遠的詩篇。但古典寶藏並沒有在當代社會中喪失它們存在的意義。因為在變遷的時代、技術和社會生活中，文學的硬核之心沒有變化，古典作品觀察和表達的人性，並沒有在3000年中發生本質變化。西方的遊吟詩人吟誦的人類的貪婪、掠奪和暴力，依然能在今天看到；中國民間歌詠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今天依然在上演。人類社會的發展摧枯拉朽，技術變革翻天覆地，然而人的欲望和需求沒有變化，所以，古典作品依然能夠滋養著現代人的精神。這也是古典帶給當代的啟示，一切文學創作能否流傳的關鍵在於對人性入木三分的刻畫。達裡娜同樣在發言中談到《荷馬史詩》，她平行對照了荷馬和喬伊斯的寫作，後者的《尤利西斯》正是對《奧德賽》的再創造。喬伊斯創造了布魯姆在1904年6月16日漫遊於都柏林，這是在20世紀愛爾蘭的背景下，創造性地改寫奧德修斯的歷險。喬伊斯不是第一個改寫荷馬史詩的人，更不是最後一個，經典的生命力在於不斷演化，經歷一代又一代作家的重述，每次重寫和改寫都是經典的新生，歷代讀者的閱讀體驗也是在不斷更新的。事實上，喬伊斯的研究者發現，他寫作《尤利西斯》的靈感來自童年閱讀《尤利西斯歷險記》，那是一部英語翻譯、簡寫的兒童文學讀物。所以，古典不是靜態的被膜拜之物，它是在時代變遷中不斷被豐富的、從過去通向未來的「光明之織」，對歷代的寫作者而言，經典是能夠不斷汲取靈感的源頭，也是一部隨時能把自己的聲音置入其中的發展中的作品。翻譯家餘中先進一步強調「經典並不凝固」的觀點。他分享了自己閱讀加繆的體驗：初讀《鼠疫》和《局外人》，他震驚於人類群體的不理性和荒謬；再度閱讀時，體會到加繆想要表達的「集體抗爭中的人性溫度」，也從中重建對人性的信心；到第三、四次重讀這兩部作品，他試著把兩部獨立的作品納入「加繆寫作」的完整系統，體會加繆在創作中的變化，作家對沉默和行動有了不同的理解，以及不同的書寫態度；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思考加繆的文學創作與他所身處的法國當代哲學語境之間的張力。餘中先總結，閱讀經典意味著一場對話的起點，經典是一扇等待被打開的門，推門而入，但門後並沒有終點和標準答案。無論身份是作者、譯者或讀者，哪怕帶著疑惑和不解，「只要進門，就參與了經典的再創造。」變形的孩子在故事中指認彼此美國作家馬丁·普克納堅持跨文化思維的寫作，他在新作《文化的故事》裡，回顧從歐洲巖畫到韓國女團的人類文化變遷。對於「流變與轉化中的古典」這個主題，他認為「經典」不僅意味著時間軸上的傳承和演變，更值得關心空間層面的「流變與轉化」，也即經典在跨文化語境下的挪用和共享。他認為，當代社會陷於「文化戰爭」焦慮的大環境，上海國際文學周創造了促成文明交流的場所。把文化視為特定區域、特定族群的「財產」，這種強烈的「文化歸屬地」理念固然能珍惜和捍衛文化遺產，但他推崇另一種更開放的文化觀——它不是被佔有、被壟斷的資源和私產，文化是不同文明和文化相遇後的交集。他一直被玄奘的故事吸引，這位中國高僧旅居印度16年，把佛經手稿帶回長安，據說，在他離開印度前，當被問起一生的信念是什麼，他提起童年受到的儒學啟蒙。他既是旅者也是譯者，最終成為佛學大家，是因為「儒」和「釋」在他的生命經驗中融合。普克納因玄奘的故事堅信，經典因跨文化、跨地域、不斷跨越壁壘而獲得持續的生命力，文化的借鑑、共享以及和合共生，非但不是自卑和軟弱的表現，反而是力量的象徵。作家郭爽分享了她的閱讀經驗，與普克納的觀點形成共鳴。郭爽提到她青年時期讀到兩則刻骨銘心的「變形記」故事。其一來自蒲松齡的《聊齋志異》，講述一個青年變成蟋蟀，在皇宮鬥蟋蟀比賽中戰無不勝，奇異地改變了他家人的貧苦命運。另一部是卡夫卡的《變形記》，格裡高利變成甲蟲並被冷酷的家人拋棄。後來郭爽震驚地得知卡夫卡讀過《聊齋志異》，這讓郭爽既意外又感到釋懷，想到卡夫卡從無望的工作經歷中寫出絕望的《變形記》，「也許在他讀到《聊齋》時，蒲松齡的故事部分地化解了他的孤獨。經典的流變意味著，世間所有變形的孩子，終能藐視世俗規則，在語言和想像的世界裡飛翔。」英國作家艾禮凱用一口字正腔圓的中文分享了又一則「經典跨越時空存續」的故事。2020年初，定居北京7年的他在節奏飛快的大城市裡深感疲憊，為此決定旅居大理。他回憶，火車飛馳在西南高原，穿山越谷，當火車從最後一個長長的隧道裡穿行而出，他豁然看到洱海在眼前鋪展，那一瞬間，他體會到漁夫進入「桃花源」的震撼，陶淵明的文字在他身上具象化了。他在大理古城租下一棟老舊的木屋，儘管他很快意識到旅遊業發達的大理並非他想像的世外桃源，但是在放慢的生活節奏中，他找回內心的平靜並決定寫作分享他的大理日常，這就是後來出版的《大理一年》。大理距離香格裡拉4小時車程，艾禮凱試圖在「大理」和「桃花源」、他本人和陶淵明之間建立起文學聯繫時，他發現他的同胞、《消失的地平線》作者詹姆斯·希爾頓早一步做到了，希爾頓視陶淵明為文學偶像，《消失的地平線》不僅來自作者的親身經歷，創作靈感更源於《桃花源記》。艾禮凱說到，《消失的地平線》有著和《桃花源記》相似的結尾，主人公一旦離開就永遠地失去了那個「理想之地」。他寫完《大理一年》，也從大理搬遷到喧囂的紐約，這不是刻意地在個人生活中模仿經典，而是：「桃花源和香格裡拉在現實中註定是『消失的地平線』，如果在這個世界上存在生活的避難所，那也許只能在寫作中、在文學中尋找和造就，那必然是精神性的存在。」用中文寫作的馬來西亞作家林雪虹認為，不斷轉化的經典給流變的人生提供了錨點。她歷時六年寫作非虛構作品《林門鄭氏》，在文字中悲悼母親不為人知的頑強人生。寫作中途，她重讀《奧德賽》，注意到從前忽略的小角色埃爾佩諾爾，他是奧德修斯行伍裡最年輕的一個，既不勇敢，也不聰明，毫無功績，因為酒醉後一腳踏空，從高處摔落摔死了，他死的時候，夥伴們正急著開拔，忘了安葬他。後來，奧德修斯遊歷冥府，遇到的第一個亡靈就是埃爾佩諾爾，小人物對英雄哭訴：請你在海岸邊為我築墓，讓後來的人們紀念我這個不幸的人。林雪虹回憶，她讀到這段，失聲痛哭，她意識到荷馬寫出了她多年的心結，她通過寫作重構記憶，恰如奧德修斯為被遺忘的亡魂築墓。古典的幽靈頑固地遊蕩在當代創作中，不僅埃爾佩諾爾的「未竟之葬」與她的個人生命經驗產生共振，她同樣在伯格曼的電影《呼喊與細語》裡看到希臘神話《俄耳甫斯與歐律狄刻》的影子，她為此有感而發：「幸而有了經典，穿梭在不同時空中的異鄉人能在這些故事中指認彼此，否則我們的世界該多麼的蒼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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