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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2-19 20:24 2,926次浏览成都8月10日電 題：一根拔河繩聯通世界：世運健兒從角力到相擁 作者 王利文 成都世運會拔河賽場上，一根長35米、周長12.5釐米的麻繩點燃全場，被運動員們緊緊攥住。當哨聲響起，繩索不僅是兩端力量的碰撞，更成為交心的橋梁，聯通的是競技，也是團結。 拔河是1981年首屆世運會以來的保留項目，但不同於常見的硬地拔河，世運會拔河在室外天然草皮進行。草地拔河遠不止一起使勁兒那麼簡單，高水平隊伍就如一個人在比賽，每個人的力量都要用在一個方向上，還要做到動作和發力時間節點高度一致。 8月9日，2025年成都世運會男子室外拔河640公斤級決賽在東安湖體育公園中央廣場進行，英國隊勝瑞士隊奪得冠軍。 記者 劉忠俊 攝 滿頭銀髮的英國老將理察·約翰·基特利(Richard John Keightley)從事拔河運動已有54年，「8月23日我就72歲了，但每周訓練、周末比賽從未間斷。」在640公斤級比賽中，英國隊戰勝瑞士隊奪冠，賽場上他看著隊友們的肩膀同步起伏，繩索上的中心點正一寸寸挪向己方。 在英國，拔河是社區生活的重要部分，也是鄰裡增進情誼的契機。理察所在的隊伍，隊員來自不同行業，因對拔河的熱愛相聚。雖年歲已高，他依然在團隊中承擔後勤與訓練指導工作，為年輕隊員傳授技巧。這份堅守與付出背後，藏著幾代人的集體記憶。 拔河運動在歐洲盛行。荷蘭選手杰倫·尼烏文赫伊斯(Jeroen Nieuwenhuis)用粗糙的大手摩挲繩索，白天務工、晚間三小時訓練成為他的日常。荷蘭拔河民眾基礎深厚，隊伍尤重技巧傳承。在他眼中，這項運動是力量與技巧的博弈：「快則十秒決勝負，慢則十分鐘磨意志。」 8月9日，2025年成都世運會男子室外拔河640公斤級決賽在東安湖體育公園中央廣場進行，拔河比賽吸引眾多觀眾。 記者 劉忠俊 攝 瑞士拔河運動員斯文·格拉尼(Sven Grani)分享道，拔河遠比看上去複雜，背後是團隊大量付出與協作。從氣溫低的家鄉來到成都，隊友們共同適應著溼熱天氣，彼此調整站位，一個眼神便知何時該收力或迸發。 德國教練斯特凡·海曼(Stefan Heimann)介紹，德國拔河歷史悠久，本國老牌俱樂部傳承下來的不僅是技巧，更是精神。他帶領的隊伍由五家俱樂部成員組成，克服了初期溝通與磨合難關，賽場之上憑藉團隊協作精準發力。「訓練中磨合出的默契，早已超越勝負本身。」 8月9日，2025年成都世運會男子室外拔河640公斤級決賽在東安湖體育公園中央廣場進行，看臺上觀眾為拔河參賽隊員們加油吶喊。 記者 劉忠俊 攝 在成都，繩索串聯起的不僅是競技。賽場外各種語言的助威聲迭起，與成都市民「兄弟夥，雄起」的方言呼聲交織碰撞；比賽之餘，運動員們圍坐討教溼熱天氣裡保持握力的訣竅，分享應對草皮溼滑的妙招；鏡頭前，大家肩並肩合影，笑著約好賽後同遊成都。繩索兩端的「對手」，此刻早已成了惺惺相惜的夥伴。 儘管擁有悠久的硬地拔河傳統，但中國因草地拔河起步較晚且競技水平有限缺席了此次角逐。不過，中國隊同樣通過世運會的繩索與世界聯通。中國拔河協會會長何珍文表示，承辦此次世運會意義重大，中國可藉此了解世界拔河運動發展動態、學習先進技術和辦賽經驗，吸引更多人參與其中。 「中心點會移動，但我們的手，始終握著同一根繩子。」德國教練斯特凡·海曼的話道出了這項運動的真諦。輸贏之外，這根繩索成為一道柔軟的橋，讓不同膚色、職業、語言的人們，通過體育找到對熱愛與團結的共鳴。(完)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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