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首個以醫療機構為核心主體的概念驗證中心獲批建設
2026-01-03 11:19 5,842次浏览「附近的公立託育機構早就招滿了，家裡老人年紀也大了，實在沒辦法，我只能辭職在家帶娃。」全職媽媽胡女士無奈地說。 家住上海的張女士，則正為託育費用犯愁：「問了幾家民辦託育機構，費用太高，我們負擔不起，也不太放心。」 家長們的這些困擾並非個例。《國務院關於推進託育服務工作情況的報告》顯示，超過三成的3歲以下嬰幼兒家庭有送託需求，但受行業發展階段、服務價格等多重因素影響，目前全國實際入託率僅為7.86%。 如何進一步補短板、優服務，讓有需求的家庭既能「託得起」，也能「託得好」「放心託」，已成為繞不過的民生課題。 政策發力，多管齊下降低託育成本 當前，多數城市的託育服務仍以民辦機構為主。據統計，2023年全國民辦託育機構佔比達89.5%，但其居高不下的收費讓不少家庭望而卻步。記者通過平臺查詢發現，一線城市如北京，託育機構月均收費多在4000-8000元，個別機構可達12000元；省會城市如安徽合肥，收費為3000-6000元；即便是非省會地級市如湖南株洲，費用也達2000-4000元。這對許多家庭而言，都是不小的負擔。 高收費背後，是民辦託育機構的運營困境：房租、人工等成本需自主承擔，普遍面臨前期投入大、投資回收周期長、抗風險能力弱等問題。 化解「託不起」難題，離不開政策引導。2024年10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若干措施》，明確各地要統籌中央預算內投資、地方政府專項債等渠道資金，開展託育綜合服務中心和公辦託育服務網絡建設；積極推行公建民營模式，支持社會力量參與提供普惠、多元、優質託育服務等。 據國家衛健委統計，目前全國超半數省份已將發展託育服務作為本地民生實事項目，1315個縣(市、區)出臺了託育機構建設補貼、運營補貼、發放消費券等措施，旨在降低託育服務價格。 而生育支持政策的協同效應也正逐步顯現，在為託育機構減負的同時，也為家庭育兒降壓。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明確，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3周歲以下嬰幼兒，直至其年滿3周歲每孩每年可得3600元補貼。此外，國家將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子女教育費用納入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2023年已將扣除標準從每個子女每月1000元提高到2000元。 從育兒補貼的發放到生育津貼的標準提升，從託育服務的政策傾斜到稅收減免的實際落地，多層次的支持政策正織密家庭育兒的保障網絡。目前，多地已通過動態調整補貼額度、擴大政策覆蓋範圍等方式，讓經濟支持更貼合家庭實際需求。 專業賦能，人才培育提升託育質量 發展託育服務，要讓孩子「託得好」，人才是核心支撐。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底，我國託育服務全職從業人員約112.4萬人，其中保育人員約56.6萬人，佔比達50.4%。當前，從業人員的數量缺口與質量仍是制約託育服務行業發展的短板。 「我們的工作工資低、責任重，一天從早忙到晚，付出專業努力卻被簡單歸為『看孩子』。」保育員小邱的無奈，折射出託育從業人員普遍面臨的多重困境：薪資待遇偏低、職業發展路徑模糊、社會認同感不足。 針對託育服務行業「招人難」「育人難」的痛點，各地正積極施策，著力培養專業託育人才，推動行業規範發展。 以上海為例，當地依託職業院校和開放大學，強化對育嬰員、保育師等從業人員的職前職後培訓，符合條件者取得職業技能等級證書後，可按規定申請補貼；北京則鼓勵院校學生及從業人員考取託育服務相關職業技能等級證書，將符合條件的專業技術人才納入職稱評審範圍，既幫助從業人員提升就業能力、拓寬發展渠道，也為行業規範化發展注入動力。 託育人才隊伍建設的強化，離不開多部門的協同發力。據國家衛健委有關負責人透露，教育部已在中職、高職專科、職業本科等三個職業教育階段增設嬰幼兒託育相關專業；人社部發布了保育師、育嬰員、嬰幼兒發展引導員等國家職業技能標準，並積極落實職業培訓補貼等政策；全國總工會、國家衛健委、全國婦聯組織開展全國託育職業技能競賽，推動託育服務隊伍綜合素質與業務能力的提升。 從地方探索到國家層面的制度設計，一系列舉措正在為託育人才隊伍建設築牢根基。隨著政策紅利的持續釋放、職業發展通道的不斷暢通，託育行業有望吸引更多優秀人才加入，逐步破解「人難招、才難留」的困局。未來，當專業化、規範化的託育人才成為行業主力，不僅能讓每個孩子獲得有質量的照護，更能為千萬家庭解除後顧之憂。 法治護航，立法+落實織密託育安全網 家長對託育服務的期望，不僅是「託得起」「託得好」，更要「託得放心」。這一訴求的背後，是對嬰幼兒健康成長的關切。而當前，託育機構的規範和監管仍待加強——全國託育機構備案率僅42%，部分機構因缺乏約束未按規定備案，潛藏衛生、安全等風險。 浙江溫州某託育機構因未備案擅自開展服務被處罰；江西撫州一家託育機構雖辦理了營業執照，但並未在衛生健康主管部門備案，也未取得合格衛生評估報告，被當地有關部門責令整改；廣東惠州某託育中心未向衛生健康部門備案擅自營業，被執法人員現場責令改正，同時被處以行政處罰……這些案例暴露出的漏洞，與家長對託育服務的信任期待形成鮮明對比。 為構建讓家長放心的託育服務體系，相關政策法規正加快完善。國家衛健委、國家發改委等七部門聯合印發《關於加快推進普惠託育服務體系建設的意見》，明確將託育服務機構納入地方公共安全重點保障範圍，加強對託育服務機構監管，落實消防、食品等安全管理規範要求。在立法層面，制定託育服務法已列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並確定由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牽頭起草，通過多地調研、座談等形式，廣泛吸納民意，確保法律制定充分回應現實需求。 在法治框架逐步完善的同時，各地也在探索創新監管方式。浙江杭州全市範圍內的普惠性託育機構均啟用人臉識別智能設備，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山東濟南打造「泉心託」託育惠民工程，規定所有「泉心託」家庭託育點在開辦前必須嚴格履行備案流程，用對公資金監管帳戶收款，監控錄像必須存儲90天可查，推進家庭託育點標準化、規範化建設。 從政策法規的逐步完善到地方實踐的多元創新，我國託育服務工作已初見成效。面向未來，託育服務的優化仍需凝聚多方合力。《關於加快推進普惠託育服務體系建設的意見》提出明確目標：2025年，實現每千人口擁有3歲以下嬰幼兒託位數4.5個，新增普惠性託位66萬個；2030年，普惠託育服務體系基本建立，支持保障政策基本健全，公建託位數量明顯增加，託育服務能力和質量顯著提升，家庭託育成本有效降低，基本滿足群眾普惠託育服務需求。隨著這些目標的實現，將有望讓更多家庭告別託育之憂。(薄晨棣、實習生 姜佳曄)
央廣網北京8月12日消息(總臺中國之聲記者韓雪瑩 錢成)據中央廣播電視總臺中國之聲報導，「一件代發」作為中間商賺差價的商業模式，常見於無貨電商商家。然而，該商業模式在運行過程中，極易在消費者信息保護、產品售後、服務保障等環節出現法律糾紛。 近日，江蘇省宿遷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結一起電商平臺對入駐商家開具違約單引發的糾紛案，判決最終支持電商平臺對該商家作出的「惡意倒賣」的定性，認定了商家的違約行為。商家如何步步違約，構成了「惡意倒賣」？電商「惡意倒賣」有哪些危害？ 2023年7月，廖某作為商家和甲公司籤訂服務協議，併入駐該公司旗下網購平臺經營網店，繳納保證金3000元。廖某和甲公司籤訂的服務協議由正文、公示於網購平臺的各項規則等共同組成。 案件承辦人、宿遷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二庭葛法官介紹：「雙方當時的服務協議約定，在事前未取得客戶授權的情況下，通過購買平臺以外店鋪商品完成自己店鋪內訂單交易的行為，明確為惡意倒賣行為，並約定了相應的違約後果。」 根據協議，惡意倒賣行為包括但不限於運單信息顯示來源於其他平臺渠道、客戶收到來自第三方平臺或渠道的物流簡訊或售後電話等；店鋪多次發生「一般」程度違規視為違規程度「嚴重」，對於「嚴重」違規程度的店鋪，平臺可扣除違約金1萬元。儘管協議中有明確的約定，但廖某為了降低運營風險，仍然在此網購平臺上做起了「一件代發」的無貨買賣。 葛法官表示：「在實際銷售中，廖某在接到訂單之後，直接將客戶的訂貨信息等披露給了乙平臺公司旗下的一個入駐商家並且支付貨款，由該商家發貨給客戶，而物流簡訊顯示貨物是來自於乙公司旗下平臺。2024年3月至5月，甲公司發現了廖某這一行為，於是以惡意倒賣為由給予廖某兩次違規處理，但廖某仍沒有改正。甲公司在進行第三次違規處理時，向廖某開具了1萬元的違約單，後續扣除了廖某的3000元保證金用於抵扣違約金。廖某向平臺申訴，平臺審核後給出的結論是『商家違規情況屬實』。」 廖某不接受處理結果，遂訴至法院，要求撤銷甲公司單方面對其收取1萬元違約金的處理決定，並主張甲公司應配合其完成退店程序以及應退還店鋪保證金3000元。廖某稱其店鋪是從工廠直接發貨，不存在惡意倒賣的情況，其未違反平臺規定。 甲公司則辯稱，廖某在甲公司平臺經營，應當遵守平臺規則。2024年3月以來，平臺獲取到廖某的店鋪向消費者發送的帶有乙公司平臺字樣的物流簡訊，能證明廖某的行為已違反甲公司平臺關於惡意倒賣的規則。且甲公司多次向廖某開具違約單後，廖某仍繼續違規，其按照約定作出處理，合理、合法。 葛法官進一步解釋：「法院經過審理之後認為，雙方籤訂的服務協議內容是不違反法律規定的，也就是說雙方協議約定有效。其實平臺對於惡意倒賣行為在協議中的約定，主要是從兩個方面考慮，一方面是保護消費者權益，另外一方面是基於網購平臺自身商譽的建設。而廖某在經營過程中的行為明確符合雙方關於惡意倒賣行為的約定，基於此，平臺給予廖某相應的違約處罰，本質上是一種違約責任。」 法院認為，甲公司作出的處罰力度與廖某違約行為程度相當，符合比例性原則；同時，甲公司在作出案涉處理時遵守相關程序，給予了廖某申訴機會。因此，甲公司扣除廖某保證金3000元作為違約金的行為屬於其依照協議約定履行其平臺監管職責之舉，不應返還。因廖某尚未按照商家主動退店流程向甲公司平臺提出退店申請，故對其要求甲公司配合其關店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法院最終判決駁回廖某的訴訟請求，該判決現已生效。 針對本案，宿遷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二庭朱庭長表示，隨著數字經濟不斷發展，各電商平臺在經營模式、產品特色、物流服務等方面形成了自身獨有特點，電商平臺以自身商譽作為商品信譽的依託，對潛在消費者形成了不同的吸引力。在司法實踐中，惡意倒賣的危害關鍵在於經營行為的欺騙性，以及對商業秩序的擾亂。 朱庭長說：「惡意倒賣損害了消費者在商品價格、商品質量、服務質量以及物流履約等方面的知情權和期待權，影響了消費者購物體驗。為了確保終端的消費者收到商品時對於貨物品質和來源不至於產生認知混淆，惡意倒賣行為被有關平臺所禁止，這既是平臺自身品牌建設的需要，也是保護消費者知情權、選擇權的需要。」 對此，法院提示廣大消費者，購買商品應在正規電商平臺購買，避免通過不明來源的第三方賣家下單。 朱庭長表示：「購物下單前注意查看商家聲譽、評價記錄等，收到貨後要核實物流信息與訂單信息是否一致，如果遇到惡意倒賣情形的，應當立即保留證據，聯繫平臺客服進行投訴，必要時向監管部門舉報，或者通過法律手段維護合法權益，防止因倒賣發生的商品質量瑕疵和因發貨地址不一致導致的維權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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