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廣電傳媒控股集團原副總經理申淑娟被雙開
2026-01-01 20:03 2,824次浏览近日，生態環境部、文化和旅遊部、中國文聯以及中國作協聯合印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生態文化建設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為進一步加強生態文化建設，推進生態文化的研究傳承、傳播推廣和轉化利用，厚植生態文明建設的內生動力提供了重要指引。 接下來，要挖掘中華優秀傳統生態文化，傳承中華民族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價值觀念，挖掘中華民族通過世代實踐探索形成的生態智慧，賡續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歷史文脈。文脈不輟，繼往開來。廣東所表徵的嶺南文化，其千百年來所蘊含的生態智慧譜寫了一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不朽樂章，值得我們今天反覆探尋與體味。 一是萬化自然、天人合一的宇宙觀。禪宗「於自性中，萬法皆現」之語，破除了人與物、心與境的主客二元壁壘。這種「無情有性」思想，使人與自然在心靈深處重新聯結。明代心學巨擘陳白沙將個體生命融入自然的美好境界中去，提出「以自然為宗」的哲學思想。陳白沙靜觀「鳶飛魚躍」的天機活潑，在「萬化自然」中體悟宇宙的無限生機。其「靜中養出端倪」的修養功夫，正是通過沉潛於自然，去感受天地間無聲的律動。這些觀念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觀一脈相承，否定了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在今天仍閃耀著不朽的智慧光芒。 二是參贊化育、積極作為的實踐論。以唐代大儒韓愈、明代大儒湛若水為代表的傳統儒家學者，既不主張人類對自然的盲目徵服，亦不贊同消極無為，而是強調「參贊天地之化育」的積極責任。韓愈被貶潮州時寫下《祭鱷魚文》，文辭中雖有警告之意，但核心內容卻是「天地萬物，各安其分」的共生理想。他疏導民瘼、興修水利，是尊重自然規律前提下的積極作為，贏得了嶺南百姓的世代尊崇。湛若水則在其「隨處體認天理」的哲學指引下，於廣州講學時注重引導學子觀察草木枯榮、體悟四時運行。他親手在講學的書院中種植翠竹與古榕，認為每一片葉子的舒展都承載著宇宙間生生不息的大道，人要用心呵護與體悟。這些實踐深植於儒家「參贊天地之化育」的思想，強調人類在生態系統中兼具能動性與約束性，堅持既敬畏自然又積極有為的實踐精神，為現代生態治理提供了寶貴參照。 三是仁心周流、善待萬物的生命情懷。明代心學家、潮州碩儒薛侃在惠州西湖講學時，曾以西湖之水譬喻心體之澄明與「天地萬物本吾一體」的博大情懷。他常引宋代理學家程顥「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之語，強調從「心」出發，視自然生命為血脈相連、相伴相依的整體，強調人要擔負起對世間萬物應有的責任。因此，薛侃常常引導學生靜觀遊魚之樂、草木之生，以涵養自身「萬物皆備於我」的博大胸懷，從而以一顆真誠不息的仁心對待自然萬物。這一思想深深浸潤嶺南，西湖畔的講學之聲雖已遠去，但其倡導的「仁心周流」，至今依然啟迪著人們呵護這份山水相依的默契，讓魚鳥草木在人類聚居之地保有生機盎然的席位。 四是取用有節、生生不息的生存智慧。嶺南民眾的智慧還體現在日常生活的樸素哲理中，歷經千百年業已內化成為「日用而不覺」的生存之道。廣東人強調對自然「因地制宜」「取用有節」，堅持可持續性地開發利用、休養生息。例如，廣府地區民居廣泛流行的「騎樓」設計，巧妙利用狹窄空間形成遮陽避雨的廊道，體現著對自然要素的適應與利用而非對抗。珠三角桑基魚塘系統長期以來形成了「塘基植桑、桑葉飼蠶、蠶沙養魚、魚糞肥塘」的循環模式，在有限的土地資源上實現了物質高效循環利用，是農業生態智慧的典範。這種基於生存經驗的樸素智慧，與當今倡導的綠色低碳生活方式高度契合。 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嶺南文化中的生態智慧，並不只是塵封典籍中的理論珍寶，而是貫通古今、照亮未來的精神清泉，啟迪著我們重新理解自然的內在價值，從而更為積極而審慎地承擔起保護生態的責任，將萬物納入和諧共生的「仁心」中去。今日重溫嶺南山澤間流淌的古老智慧，可以為我們更好地落實《指導意見》，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提供一份源自中華文明深處的指引。 (作者分別系中共廣東省委黨校哲學教研部教授、副教授)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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