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可以叫醒夢遊的人，但要輕喚
2025-10-28 17:48 5,896次浏览黝黑的皮膚，精幹的身板，走起路來腳步生風。儘管從事文化工作多年，何文權依舊保持著農民的本色。見到記者第一件事，他便是從辦公桌下拿出一個袋子，裡面是各樣用剪刀裁剪的報刊資料，還有一沓沓列印稿。全都是和葉榭鎮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舞草龍相關。龍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圖騰。千年以來，舞草龍已經成為葉榭地區的民間習俗，並流布與松江的其他地區，進而擴散到太湖流域。然而由於其具有很強的民間和地域屬性，歷史上文字稀少，再加之城市生活的興起，其傳承面臨著不小的挑戰。去年，何文權的師傅，舞草龍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費土根去世，他感到自己肩上的責任又重了許多。圖說：何文權（左）向費土根（右）學習編制草龍。「百姓明星」傳承絕技1988年，葉榭鎮文藝匯演突發意外臨時缺了演員。當時還是小夥的何文權被推上舞臺救場，誰料這個「替補隊員」一亮相就贏得滿堂彩。掌聲像浦江潮水般湧來，點燃了他心中的文藝火種。自此，他正式加入鎮文藝宣傳隊。每年的納涼晚會，送戲下鄉他都是主力。年復一年，他還成了表演多面手，小品、魔術、草龍滾燈樣樣行。後來，因為表現優秀，他進入到鎮文體所工作。2007年，因為拍攝非遺宣傳片，何文權喜歡上了舞草龍這項技藝。「葉榭草龍的造型和舞姿樸實而有力量，深深吸引了我」，何文權說，當時他拜入國家級的舞草龍代表性傳承人費土根門下，系統學習舞草龍這門非遺，參與到傳承和保護的工作當中。草龍不能沒有稻草採訪這天，何文權帶著記者來到了「秘密基地」。在鎮文體中心的一角，倉庫裡滿滿堆著被水浸泡處理後的稻草。除此之外，還有鑼鼓、魚燈、老虎鉗、柴刀等各色用具。再往裡走，幾條稻草紮成的長龍被竹竿固定在半空中，姿態矯健。「龍的骨架用竹子，龍角是用葡萄藤做的，龍的身體則用豐收的稻草」，一邊說著，何文權就隨手抄起一旁剛剛做好的龍頭，手持長杆舞動起來，「牛頭象徵勤勞善良，虎口象徵勇敢堅韌，鹿角象徵健康長壽……」圖說：一把抄起龍頭，何文權舞了起來。記者看到，現場製作好的草龍有大有小，差異甚大，這是怎麼回事呢？何文權告訴記者傳統的草龍分量很重，由於現在許多表演需在室內的舞臺上，空間有限，因此對草龍大小做了優化。然而，對待非遺的態度，他卻是傳統派。一次，在草龍訓練中，幾名隊員向他提出，草龍很重，稻草也比較容易脫落，何不將草龍換成綢帶龍？何文權查閱相關資料，考慮再三還是否定了。他說：「稻草是民間闢邪祈福的吉祥物，若換成綢帶，就背離了草龍背後的文化含義，傳承也就斷了。」不設龍珠主打求雨舞草龍的習俗，有著千年的傳說。相傳唐朝儀鳳年間，葉榭境內遭遇了一場特大旱災。八仙中的韓湘子，途經葉榭，見鄉親父老跪地長拜、焚香點燭祈求蒼天下雨，遂逗留雲間，吹起神簫，召來東海青龍降了一場大雨。為報答韓湘子「吹簫召龍」的恩惠，人們便紮起草龍，翩翩起舞。在歷史的長河中，舞草龍的儀式，往往與祭祀求雨，慶祝豐收相關。條條草龍見證著江南稻作文化的興衰流變。圖說：舞草龍活動。一般的龍舞有「龍珠」引導，而葉榭草龍不設「龍珠」。有人扮演韓湘子以簫引龍。其基本動作與一般龍舞相似，不同之處在於多了「求雨」「取水」兩部分。草龍舞表演風格沉穩，身段動作遲緩。「求雨」一段龍身下伏，龍首仰天叩拜，表現老龍向神靈祈禱。「取水」一段則是龍體盤成一盤，龍首仰昂擺動，以示正在吸水。走街串巷搶救「記憶」每年，春節前後和元宵節，還有四季「村晚」，葉榭鎮都會舉行盛大的舞草龍活動。然而，何文權卻依舊焦慮。目前製作草龍、舞草龍的這項技藝的深度參與者和傳承者都年事已高，平均下來也過了花甲之年。為此，何文權一有時間，就走街串巷，揣著一臺錄音機，收集老人們的口述歷史。有一次，他在梳理資料時候，遇到一位90歲的老人，向他講述曾經村裡舞草龍的記憶。後來，他發現有些細節需要進一步確認，等他再去核實時，老人已經離開人世了，這樣的經歷還有很多。他越來越覺得「非遺需要搶救性保護」。圖說：葉榭鎮非遺竹編傳承工作室成員正在製作草龍。何文權認為，吸引年輕人參與葉榭草龍的傳承中來，讓這項地域文化走出葉榭，走出松江，是破題的關鍵。近年來，在葉榭鎮有關部門支持下，舞龍培訓、草龍道具製作培訓、展示展演等系列活動已逐步走向成熟，非遺傳習基地、竹編傳承工作室、非遺體驗館等場所成為鄉村旅遊中的重要目的地和傳承非遺文化的重要陣地。「過去，舞草龍的活動是人人都要參與的，現場人山人海，非常熱鬧。而我的努力，就是要讓舞草龍真正重新回到百姓的生活當中。」何文權說。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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