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高技能人才總量突破6000萬人,但仍面臨總量不足、結構失衡問題 「白領」和「藍領」,年輕人該如何擇業(民生一線) 2025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規模達1222萬人,創歷史新高;同時,部分行業經營承壓,「白領」崗位數量增長趨緩甚至萎縮。調整職業路徑,投身技能型「藍領」工作,成為一部分年輕人應對現實的務實之舉。 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穩就業政策密集發力:舉辦招聘活動、加強就業指導、拓寬基層崗位、扶持創新創業……上半年,全國城鎮新增就業695萬人,完成全年目標任務的58%。相信隨著經濟穩中有進、穩中向好,崗位供給會逐步改善。 拉遠看,經濟周期與任何一代人都不可能完全同頻,只要不放棄、不躺平,總能迎來轉機。 沒當「白領」絕非「降格」,如今的「藍領」職業早已打破刻板印象,展現出新魅力。 新型工業化浪潮呼喚「智」「技」融合的頂尖工匠。我國正從製造大國加速邁向製造強國,信息通信、人工智慧等領域的新技術產業化應用加快,企業對高技能人才的需求顯著增加。高學歷人才不斷加入,為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注入強勁動力。大學生詹兆君入職聯想合肥生產基地,從一線操作員幹起,逐漸成長為技術骨幹,薪資超過了很多同齡「白領」。放眼全國,越來越多的「詹兆君」正以精湛技藝和創新智慧,為夯實我國工業體系的質量基石作出貢獻。 消費升級也需要知識型服務人才。服務行業正朝高品質、個性化、體驗式方向躍升,從業者不僅要有專業技能,還要有文化底蘊、審美素養和溝通智慧。鄭州師範學院家政專業學生在校學習茶藝與插花等知識,畢業生早早便被錄用;上海某高端養老機構引入具備心理學、營養學背景的本科畢業生擔任「健康管家」,顯著提升了服務滿意度。當前,高端家政、定製旅遊等新興領域,驅動著服務業的理念革新與業態升級,成為高技能人才施展才華的新舞臺。 「白領」或「藍領」,不過是外在標籤。對國家、社會而言,無論是攻克晶片難題的科學家,還是提供溫暖陪伴的護理員,滿足社會真實需求即是對發展的貢獻。於個人,一份合理收入保障生活尊嚴,一段能帶來成長與滿足的職業體驗滋養人生,便是最踏實的收穫。 根據最新數據,我國高技能人才總量已突破6000萬人,但仍面臨總量不足、結構失衡問題。 國家正加大力度為技能人才成長鋪路:職業教育法打通職教升學通道;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等大力推進「技能照亮前程」培訓行動;多地推行「新八級工」制度,拓展職業發展路徑;社保覆蓋範圍持續擴大,多地積分落戶政策優化調整……政策多維發力,不斷提升技能型崗位的福利保障、成長性與職業尊嚴。 未來,讓「藍領」更有吸引力,還需各方協同發力:相關部門做好前瞻規劃,強化人力資源分析預測,加大對職教和技能培訓投入;院校教育要深化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個人規劃與興趣、能力和市場需求結合,不盲目跟風;企業完善內部培養體系,建立科學的技能人才評價與晉升機制。當國家培養與個人投入,都能精準轉化為社會所需、個人所長時,人才浪費的擔憂方能消解。無論是「白領」還是「藍領」,都能在合適的位置上發光發熱。 職業價值不在「領子的顏色」,而在於將「小我」融入「大我」,將個人發展融入國家和時代需要。每一個崗位、每一份工作都是有意義的,也都會熠熠生輝。 本報記者 曲哲涵 《人民日報》(2025年08月08日 第 14 版)
柏林8月4日電 題:以史為鑑,中德如何共築和平未來? ——專訪德國智庫席勒研究所創始人兼主席黑爾佳·策普·拉魯什 記者 馬秀秀 近日,中國駐德國使館在柏林舉行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研討會。專家學者圍繞「《波茨坦公告》發表80周年,維護正確二戰史觀及戰後國際秩序」深入研討。德國智庫席勒研究所創始人兼主席黑爾佳·策普·拉魯什(Helga Zepp-LaRouche)會後接受「東西問」專訪表示,當今國際局勢動蕩不安,和平理念面臨挑戰,在此背景下,銘記歷史、以史為鑑顯得尤為重要。她呼籲中德加強文化對話,共同為世界和平貢獻智慧與力量。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您希望通過此次紀念活動向世界傳達怎樣的信息? 拉魯什:銘記歷史極其重要。如今在歐洲,尤其是在德國,可以觀察到一種普遍的歷史淡忘現象。也許年長者中還有人清楚記得那段往事,但在二戰後出生的幾代人中,對這段歷史的記憶似乎正在淡化。我認為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趨勢。 許多專家——包括我自己——都認為,如今距離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甚至可能比古巴飛彈危機時還要接近。而德國也正在擴張軍備。在這樣的背景下,正值《波茨坦公告》發表80周年,回顧歷史尤為重要。為了準備在活動上的發言,我又觀看了一些關於那段歷史的紀錄片。那些恐怖的事件、轟炸、驅逐和難民潮令人震撼。歷史真相不容忽視。如果人類不想再次重蹈覆轍,就必須銘記歷史。 當地時間2025年7月24日,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研討會在德國柏林舉行。研討會以「《波茨坦公告》發表80周年,維護正確二戰史觀及戰後國際秩序」為題。 記者 馬秀秀 攝 記者:在德國及歐洲,二戰歷史是如何被教育與記憶的? 拉魯什:在德國,人們常稱讚這個國家已經認真反思了自身的戰爭罪行。然而這種說法只對了一半。德國就歷史反思確實進行了大量工作,但其範圍逐漸變得狹隘,主要集中在與大屠殺相關的罪行上。相比之下,德國在戰爭中對蘇聯人民造成的巨大傷害和戰爭罪責卻被忽視甚至遺忘。據統計,約2700萬蘇聯公民在前線、德軍戰俘營中喪生。與之相對,「偉大衛國戰爭」在俄羅斯民族記憶中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 另一方面,中國通過抗日戰爭,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然而,這一事實在歐洲的歷史敘述中卻很少被提及。歐洲的歷史書寫往往以歐洲為中心,雖然名義上稱之為「世界大戰」,但在講述中卻常常忽略太平洋戰場。 記者:德國今年舉辦多種活動紀念二戰勝利,中國也將隆重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您多年來致力於推動中歐之間的文明對話,您如何看待中西方在和平理念上的共鳴與差異? 拉魯什:我必須遺憾地指出,當今歐洲對「和平」的理解不到位。今年3月,歐盟推出了一項名為「重新武裝歐洲」(ReArm Europe)的計劃,擬通過高達8000億歐元的融資來重整歐洲軍備。與此同時,德國也已取消「債務剎車」機制,為政府大規模加強防務建設提供了資金保障。在我看來,這種做法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時任德意志帝國銀行行長亞爾馬·沙赫特在二戰前推行的「梅福券」(Mefo-Wechsel)政策——一種通過脫離實體經濟、與真實生產無關的貨幣創造手段,專門服務於軍事化。從實體經濟角度分析,這實則是在損毀真正的「實體資產」。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中國始終堅持和平發展的理念,認為如果沒有和平的環境,任何發展都無從談起。因為戰爭將摧毀一切。中國正在為維護全球和平作出實際努力。通過「一帶一路」倡議,中國踐行著一個核心理念:「和平的新名稱是發展」。唯有實現包容性發展,才能真正為和平奠定堅實的基礎。只要各方能從合作中受益、實現共贏,那麼即便存在矛盾,也總能找到更高層次的理性來化解衝突。 因此,我認為,當今歐洲,乃至整個西方世界,都亟須重新學習,認知什麼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締造和平」。 2025年7月8日,《為了民族解放與世界和平》主題展覽在位於北京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面向社會公眾開放。圖為小朋友參觀澳門鏡湖醫院救助難民微縮場景。 記者 張祥毅 攝 記者:德國戰後秉持對戰爭的深刻反思態度,中國倡導和平發展,您認為這兩種和平路徑對國際關係帶來哪些現實啟示? 拉魯什:當今國際政治中,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被破壞。因此,我認為,僅憑局部性方案已難以有效解決各地區的衝突與危機——無論是中東問題、烏克蘭危機,還是太平洋地區的緊張局勢。正因如此,我長期以來一直提議建立一個新的國際安全與發展架構,這一架構應當考慮世界上所有國家的利益,無一例外。 歷史上並非沒有類似經驗。例如,1648年籤署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就是一個典型例子。當時交戰方終於認識到:如果戰爭繼續,將無人倖存來慶祝所謂的「勝利」。而在今天這個核武器時代,理解這一道理愈發顯得緊迫。 因此,構建一個全球性的安全與發展新架構應當儘快被提上國際議程。我希望聯合國大會能就此召開一場專題會議。中國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文明倡議」,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正是朝著這一方向所做的重要努力。 當地時間2023年4月19日,「全球發展倡議新進展 可持續發展議程新行動」主題展覽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圖為與會嘉賓取閱國合署發布的新報告——《國際發展合作的中國實踐》。 記者 廖攀 攝 記者:您如何看待中德在和平建設方面加強合作的可能性? 拉魯什:我認為,這一問題必須上升到一個新層面來加以思考,將文化因素納入其中考量。早在17世紀,德國著名學者戈特弗裡德·威廉·萊布尼茨就曾指出,歐洲和中國分別位於歐亞大陸的兩端,是當時世界上最發達的兩大文明。他主張,雙方應攜手合作。 在我看來,如果我們能夠更加深入地關注中國文化與德國文化中的優秀思想,或許能為當代世界的和平與合作提供新路徑。例如,孔子提出的關於整體和諧發展的思想與弗裡德裡希·席勒關於審美教育的觀點有相似之處。如果我們能在文化層面展開這種更深入的對話,彼此之間的理解與尊重也將隨之加深。 遺憾的是,如今很多德國人根本不了解中國。只有那些親自到中國旅行、經商、投資,或者與中國人建立起親密關係(如婚姻)的人,才有機會接觸到真實的中國。這些人在回到德國後常常感嘆:「天啊,中國太棒了!這是一個美好的國家,擁有如此豐富的文化,如此現代化,如此高效,在許多領域都如此先進。」這與那些從未踏足中國、卻僅憑媒體片面報導就對中國下判斷的人,形成了強烈反差。 因此,我認為,必須找到一種有效方式,讓人們更深入地理解彼此的文化,通過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對話,為和平建設與合作奠定基礎。(完) 受訪者簡介: 黑爾佳·策普·拉魯什。受訪者供圖 黑爾佳·策普·拉魯什,德國智庫席勒研究所創始人兼主席,研究領域涵蓋德國古典人文主義思想以及當代世界政治與經濟。1971年,她成為最早前往中國採訪的歐洲記者之一,1984年創立了席勒研究所,致力於推動建立新的公正的世界經濟秩序,特別關注發展中國家發展,以及各文化經典傳統的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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