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勳：想對華銷售新型特供晶片
2025-12-17 22:02 5,475次浏览8月6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正式印發《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若干規定》)。《若干規定》聚焦基層反映強烈的「文山會海」「督查考核過多」「指尖上的形式主義」等七大類突出問題，提出21條具體措施，其中「規範政務移動網際網路應用程式管理」部分直擊「指尖形式主義」痛點，以「清理整合、嚴格建設、防止異化」為核心，為基層幹部從「手機屏」中解放出來提供制度保障。 開展政務App「瘦身行動」 過去幾年，多地為追求數位化政績，盲目開發功能重疊的App。 例如，某縣曾同時運行「政務通」「便民寶」「服務雲」等5個App，卻因功能雷同、數據孤島，導致基層幹部需要在不同平臺間反覆操作，重複錄入相同信息。部分單位甚至將App活躍度與考核掛鈎，導致幹部被迫「白天跑業務，晚上刷數據」，嚴重影響實際工作推進。部分App界面設計混亂，老年人、視障人士難以使用，反而加劇了數字鴻溝。甚至有市民曾吐槽：「下載3個App才能辦一件事，操作複雜還經常卡頓。」 對於上述存在的問題，《若干規定》明確提出，中央和國家機關部門原則上最多運行1個面向基層的政務App，填表報數交材料功能一般不向下延伸到縣級；現有多個政務App到基層的，需逐步清理壓減整合。 各地區同步對縣以下單位的政務App開展「瘦身行動」，避免「一個部門一個App」的碎片化現象。同時要求政務App的填表報數功能原則上通過省級平臺統一報送，推動數據共享，實現同類材料「最多報一次」。市縣級App需逐步與省級平臺功能整合，打破「數據孤島」，讓基層從「重複填表」中解脫。 據悉，海南、重慶等地已試點「一表通」系統，基層數據填報量減少60%以上。 此外，《若干規定》還明確，除安保、應急等特殊場景外，禁止設置打卡籤到、積分排名、統計在線時長等強制性功能，杜絕「為了留痕而留痕」的形式主義操作。 圍繞政務App整合，《若干規定》同步推出多項配套措施，形成制度合力。 首先從源頭管控建設權限。嚴格政務App立項審核，未經信息化項目審批部門批准不得新建。行業系統已建統一App的，須向地方開放權限，避免重複建設。明確禁止將App安裝率、登錄頻次等作為考核指標，工作照片、視頻上傳等非必要要求一律取消。推動垂管系統與地方平臺互聯互通，如應急管理、市場監管等高頻使用系統將率先實現數據共享。 破除「文山會海」 一天開三場調度會、下班前要交三份會議材料……此類現象在基層絕非個例。據某政府機關統計，僅一周就收到90餘份紅頭文件，其中大量內容交叉重複，令基層疲於應付。「文山會海」及其伴生的繁複報表、重複留痕，正持續擠壓基層幹部服務群眾、推動發展的寶貴精力。 《若干規定》以「嚴控數量、提升質量」為核心，對文件會議進行全鏈條管理。 在文件管理方面，實行年度發文總量控制，超發需向上級書面說明，禁止以「白頭文件」、便箋等形式規避監管；嚴格限定文件篇幅，除綜合性文件外，專項工作文件不超過4000字，配套文件不得照搬上位文件內容。同時，強化政策一致性評估，避免層層加碼。 在會議管理方面，推行「能並則並、能減則減」原則，綜合性會議每年不超過1次，未經批准不得直達基層開會，已發文部署的工作原則上不再開會。參會人員嚴格按主題相關度劃定，避免「層層陪會」，中央部門會議一般不要求市縣以下單位參加。 此外，《若干規定》倡導「短實新」會風，地方黨政「一把手」同場會議不重複講話，主報告不超過1小時，分組討論會期不超過1.5天，切實壓縮會議時間成本。 同時，《若干規定》強調「三個區分開來」，對追責問責與容錯糾錯統籌把握，防止問責泛化、簡單化。 督查檢查考核「瘦身健體」 針對基層反映強烈的「督查滿天飛」問題，《若干規定》從計劃備案、方式優化、總量控制三方面入手，構建「瘦身健體」新機制。 嚴格計劃管理，中央和國家機關部門每年對地方督查檢查考核事項不超過1項，同類事項合併、多部門聯合開展，未經報備不得擅自啟動。省級部門對市縣鄉三級實地督查每月不超過規定次數，防止「扎堆式」檢查。改進考核方式，明確禁止將開會發文、拍照留痕、學習筆記等作為評判標準，不得以領導批示、媒體刊發文章等作為考核內容；考核指標大幅壓減，杜絕「千分制」「搭車考核」，嚴禁隨意設置「一票否決」或籤訂責任狀。嚴控總量頻次，省市縣三級統籌督查事項，避免多頭重複；縣以下單位考核由市縣鄉統一組織，其他單位不得單獨開展。 文件亦對借調幹部、規範明晰基層權責、創建示範活動等基層痛點作出硬性規定：嚴禁上級機關從縣以下單位借調幹部，市以上單位借調需嚴格審批備案；未經省級黨委和政府統一部署，不得將未列入清單的職責事項擅自向鄉鎮(街道)下放或者採取授權、委託等形式變相下放；大幅壓減創建示範活動，市縣以下單位不得開展達標評比，杜絕「運動式」創建浪費資源。 北京商報記者 張茜琦
準備好了迎接工作，工作卻臨時「爽約」了——據封面新聞等媒體報導，今年以來，多地師範類應屆畢業生在籤好「三方協議」後，擬入職的學校以招生不足為由，或不再錄用，或暫緩入職，或調崗。這幾乎是雙輸的局面：師範生錯過了最佳求職期，維權困難；學校則說自己很無奈——招生規模低於預期，不需要那麼多老師。 此前，2024年，有媒體報導，不少企業與已籤好「三方協議」的應屆畢業生解約，且這些公司大部分在行業裡發展勢頭較好，如新能源汽車、通信軟體等。其中，一部分畢業生落戶也受到影響。 所謂「三方協議」，全稱叫《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協議書》，由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三方籤署，明確應屆畢業生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一系列問題。它不同於勞動合同，不受勞動法保護。畢業生拿著它去用人單位入職後，才會籤署勞動合同。 曾經，一些高校畢業生是三方協議的毀約方，一些用人單位通過約定天價違約金來制約大學生毀約。2019年，為了更好保障應屆畢業生的權益，讓他們在選擇有變時不必承受過重的代價，教育部提出建議，違約金不得超過5000元。如今，企業「違約」時，違約金也是5000元。有學生對媒體說，幾千元錢難以彌補他們的損失，雙方很可能產生更多糾紛和爭執。 應屆生的就業保障好不好，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專家說，可以將「三方協議」納入勞動法，遇到糾紛時，啟動勞動監察或勞動仲裁機制。也有學校把違約的企業拉入校園招聘的黑名單。 在我看來，只有引導招聘市場良性發展，才能更好地保護雙方的利益。社會既要充分保障應屆生的權益，也要保護企業校園招聘的積極性。如果對企業的處罰過重，企業縮小校園招聘的規模和範圍，將進一步壓縮應屆生的就業空間。 營造一個和諧、友好的就業環境，不只是求職者和企業雙方的事，還需要法律體系能跟得上就業形勢的新變化；政府部門積極有為，及時調和雙方的矛盾；教育系統能為「被違約」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持。 比如，當企業確實因經營問題，不得不違約時，政府部門可以介入，讓「被違約」的畢業生保有應屆生的身份，不會喪失應屆生原有的權益。對多次、頻繁違約的企業，政府部門則要加強監管。 目前，「三方協議」的違約更多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面對越來越多的違約情況，是否可以考慮拓寬申訴渠道，讓被違約的學生反映情況更方便？又是否能夠為被違約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就業指導，而不是讓他們陷入「自認倒黴」、不得不匆忙「落地」的境地？ 如果用人單位確因經營狀況不佳要解約，也應該有更溫情、人性化的方式。比如，違約企業或許可以向同行業的其他企業推薦這些「被違約」的應屆生，讓他們有被看見、被錄用的機會。 據媒體報導，一些民辦學校違約，是因為招生人數「嚴重背離預期」。也許，提前做好人力資源調研與規劃，明確當年用人需求，可以減少這種令人惋惜的錯位。 此外，「契約精神」不是「自覺」發生的，明確企業違約的賠償標準，也應是法治發力的方向。 對於那些即將離開校園卻忽然失去落腳點的年輕人，高校也不妨給予更多支持。比如，有能力的學校可以為「被違約」的畢業生提供宿舍暫住、幫助他們接觸新的工作機會。針對來校開展校園招聘的單位，學校應該開展充分的背景調查工作，並在籤好「三方協議」後，積極跟進畢業生的入職進展。 一篇名為《信用法治視角下企業違反就業三方協議的治理路徑》的論文提供了新解法：高校可以在合法範圍內收集違約企業的信用信息，提交給當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機構，經審核後對外發布。 高校作為「三方協議」的一方，披露違約企業的行為具有一定公信力。高校公開披露的信息數據也可以被納入國家信用體系，作為考核企業管理的硬指標。 靠學生「認倒黴」、企業「認罰款」，不是系統性解決就業違約問題的思路。真心想為這些年輕人做點事，能想的辦法還有很多。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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