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臺辦：近期各地兩岸交流活動豐富多彩
2026-01-05 02:31 7,749次浏览8月12日晚，第十二屆上海書展·上海國際文學周的主論壇在雷士德工學院舉行。雷士德工學院地處北外灘，這一帶曾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群星璀璨之地，左聯作家在這裡掀起中國現當代文學創作的熱潮，影響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的方向。在這個承載著中國文學史記憶、見證了中外國際文化交流史的特殊地理空間，今年的文學周主論壇圍繞「流變與轉化中的古典」展開，形成經典與當代、歷史與現實的文學復調。愛爾蘭都柏林喬伊斯中心主任達裡娜・加拉格爾、瑞典作家派屈克·斯文松，馬來西亞作家戴小華、林雪虹，美國作家馬丁·普克納、張明皚，英國作家艾禮凱，韓國學者薛熹禎，韓國作家金草葉、千先蘭，德國翻譯家李棟，中國作家孫顒、郭爽、程婧波、張秋子，翻譯家餘中先、戴從容、黃雪媛等輪流演講。論壇主持人、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方笑一引用《說文解字》的釋義，「經」即「編織」，這呼應著達裡娜・加拉格爾的說法：經典的本質是從過去通向未來的「光明之織」，隨時吸收來自當代作者的新聲。誰能想到，卡夫卡曾讀過《聊齋志異》，《消失的地平線》靈感來自《桃花源記》，正如馬來西亞作家林雪虹的感慨：經典讓不同時空的「異鄉人」在故事中指認彼此。古典不古，經典並不凝固作家孫顒因為個人經歷格外感慨，70年前，幼年的他生活在東長治路，如今重回童年故地，長街物是人非，雷士德工學院建築依舊，在「變亦不變」的環境裡，「流變與轉化中的古典」這個主題對他而言是切身的生命體驗。他明確地提出「古典不古」的觀點，回顧《荷馬史詩》誕生於3000年前，《詩經》同樣有3000年歷史，無論西方東方，整個世界經歷滄海桑田的變化，在全面數位化的當代社會，印刷術面臨被淘汰。全世界的年輕人除了應付進入教科書的內容，多數人不會主動閱讀《荷馬史詩》或《詩經》這些遙遠的詩篇。但古典寶藏並沒有在當代社會中喪失它們存在的意義。因為在變遷的時代、技術和社會生活中，文學的硬核之心沒有變化，古典作品觀察和表達的人性，並沒有在3000年中發生本質變化。西方的遊吟詩人吟誦的人類的貪婪、掠奪和暴力，依然能在今天看到；中國民間歌詠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今天依然在上演。人類社會的發展摧枯拉朽，技術變革翻天覆地，然而人的欲望和需求沒有變化，所以，古典作品依然能夠滋養著現代人的精神。這也是古典帶給當代的啟示，一切文學創作能否流傳的關鍵在於對人性入木三分的刻畫。達裡娜同樣在發言中談到《荷馬史詩》，她平行對照了荷馬和喬伊斯的寫作，後者的《尤利西斯》正是對《奧德賽》的再創造。喬伊斯創造了布魯姆在1904年6月16日漫遊於都柏林，這是在20世紀愛爾蘭的背景下，創造性地改寫奧德修斯的歷險。喬伊斯不是第一個改寫荷馬史詩的人，更不是最後一個，經典的生命力在於不斷演化，經歷一代又一代作家的重述，每次重寫和改寫都是經典的新生，歷代讀者的閱讀體驗也是在不斷更新的。事實上，喬伊斯的研究者發現，他寫作《尤利西斯》的靈感來自童年閱讀《尤利西斯歷險記》，那是一部英語翻譯、簡寫的兒童文學讀物。所以，古典不是靜態的被膜拜之物，它是在時代變遷中不斷被豐富的、從過去通向未來的「光明之織」，對歷代的寫作者而言，經典是能夠不斷汲取靈感的源頭，也是一部隨時能把自己的聲音置入其中的發展中的作品。翻譯家餘中先進一步強調「經典並不凝固」的觀點。他分享了自己閱讀加繆的體驗：初讀《鼠疫》和《局外人》，他震驚於人類群體的不理性和荒謬；再度閱讀時，體會到加繆想要表達的「集體抗爭中的人性溫度」，也從中重建對人性的信心；到第三、四次重讀這兩部作品，他試著把兩部獨立的作品納入「加繆寫作」的完整系統，體會加繆在創作中的變化，作家對沉默和行動有了不同的理解，以及不同的書寫態度；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思考加繆的文學創作與他所身處的法國當代哲學語境之間的張力。餘中先總結，閱讀經典意味著一場對話的起點，經典是一扇等待被打開的門，推門而入，但門後並沒有終點和標準答案。無論身份是作者、譯者或讀者，哪怕帶著疑惑和不解，「只要進門，就參與了經典的再創造。」變形的孩子在故事中指認彼此美國作家馬丁·普克納堅持跨文化思維的寫作，他在新作《文化的故事》裡，回顧從歐洲巖畫到韓國女團的人類文化變遷。對於「流變與轉化中的古典」這個主題，他認為「經典」不僅意味著時間軸上的傳承和演變，更值得關心空間層面的「流變與轉化」，也即經典在跨文化語境下的挪用和共享。他認為，當代社會陷於「文化戰爭」焦慮的大環境，上海國際文學周創造了促成文明交流的場所。把文化視為特定區域、特定族群的「財產」，這種強烈的「文化歸屬地」理念固然能珍惜和捍衛文化遺產，但他推崇另一種更開放的文化觀——它不是被佔有、被壟斷的資源和私產，文化是不同文明和文化相遇後的交集。他一直被玄奘的故事吸引，這位中國高僧旅居印度16年，把佛經手稿帶回長安，據說，在他離開印度前，當被問起一生的信念是什麼，他提起童年受到的儒學啟蒙。他既是旅者也是譯者，最終成為佛學大家，是因為「儒」和「釋」在他的生命經驗中融合。普克納因玄奘的故事堅信，經典因跨文化、跨地域、不斷跨越壁壘而獲得持續的生命力，文化的借鑑、共享以及和合共生，非但不是自卑和軟弱的表現，反而是力量的象徵。作家郭爽分享了她的閱讀經驗，與普克納的觀點形成共鳴。郭爽提到她青年時期讀到兩則刻骨銘心的「變形記」故事。其一來自蒲松齡的《聊齋志異》，講述一個青年變成蟋蟀，在皇宮鬥蟋蟀比賽中戰無不勝，奇異地改變了他家人的貧苦命運。另一部是卡夫卡的《變形記》，格裡高利變成甲蟲並被冷酷的家人拋棄。後來郭爽震驚地得知卡夫卡讀過《聊齋志異》，這讓郭爽既意外又感到釋懷，想到卡夫卡從無望的工作經歷中寫出絕望的《變形記》，「也許在他讀到《聊齋》時，蒲松齡的故事部分地化解了他的孤獨。經典的流變意味著，世間所有變形的孩子，終能藐視世俗規則，在語言和想像的世界裡飛翔。」英國作家艾禮凱用一口字正腔圓的中文分享了又一則「經典跨越時空存續」的故事。2020年初，定居北京7年的他在節奏飛快的大城市裡深感疲憊，為此決定旅居大理。他回憶，火車飛馳在西南高原，穿山越谷，當火車從最後一個長長的隧道裡穿行而出，他豁然看到洱海在眼前鋪展，那一瞬間，他體會到漁夫進入「桃花源」的震撼，陶淵明的文字在他身上具象化了。他在大理古城租下一棟老舊的木屋，儘管他很快意識到旅遊業發達的大理並非他想像的世外桃源，但是在放慢的生活節奏中，他找回內心的平靜並決定寫作分享他的大理日常，這就是後來出版的《大理一年》。大理距離香格裡拉4小時車程，艾禮凱試圖在「大理」和「桃花源」、他本人和陶淵明之間建立起文學聯繫時，他發現他的同胞、《消失的地平線》作者詹姆斯·希爾頓早一步做到了，希爾頓視陶淵明為文學偶像，《消失的地平線》不僅來自作者的親身經歷，創作靈感更源於《桃花源記》。艾禮凱說到，《消失的地平線》有著和《桃花源記》相似的結尾，主人公一旦離開就永遠地失去了那個「理想之地」。他寫完《大理一年》，也從大理搬遷到喧囂的紐約，這不是刻意地在個人生活中模仿經典，而是：「桃花源和香格裡拉在現實中註定是『消失的地平線』，如果在這個世界上存在生活的避難所，那也許只能在寫作中、在文學中尋找和造就，那必然是精神性的存在。」用中文寫作的馬來西亞作家林雪虹認為，不斷轉化的經典給流變的人生提供了錨點。她歷時六年寫作非虛構作品《林門鄭氏》，在文字中悲悼母親不為人知的頑強人生。寫作中途，她重讀《奧德賽》，注意到從前忽略的小角色埃爾佩諾爾，他是奧德修斯行伍裡最年輕的一個，既不勇敢，也不聰明，毫無功績，因為酒醉後一腳踏空，從高處摔落摔死了，他死的時候，夥伴們正急著開拔，忘了安葬他。後來，奧德修斯遊歷冥府，遇到的第一個亡靈就是埃爾佩諾爾，小人物對英雄哭訴：請你在海岸邊為我築墓，讓後來的人們紀念我這個不幸的人。林雪虹回憶，她讀到這段，失聲痛哭，她意識到荷馬寫出了她多年的心結，她通過寫作重構記憶，恰如奧德修斯為被遺忘的亡魂築墓。古典的幽靈頑固地遊蕩在當代創作中，不僅埃爾佩諾爾的「未竟之葬」與她的個人生命經驗產生共振，她同樣在伯格曼的電影《呼喊與細語》裡看到希臘神話《俄耳甫斯與歐律狄刻》的影子，她為此有感而發：「幸而有了經典，穿梭在不同時空中的異鄉人能在這些故事中指認彼此，否則我們的世界該多麼的蒼白。」
北京8月13日電(記者 上官雲)前段時間，著名導演鄭曉龍出現在了第30屆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綻放」頒獎典禮上，清晰闡述自己的創作理念：要做老百姓愛看的戲。 此次行程之前，鄭曉龍接受了一撥密集的採訪：由他擔任總導演、曹譯文擔任導演的《藏海傳》播出，口碑收視都非常不錯。 在影視圈，鄭曉龍的名字堪稱「金字招牌」。從《渴望》《北京人在紐約》到《金婚》《紅高粱》《甄嬛傳》《功勳》《幸福到萬家》《偵察英雄》等，再到如今的《藏海傳》，三十多年來，由他策劃、監製、執導的許多電視劇，都堪稱經典。 這些作品有時代的印記，亦有對當下的反映。即便是古裝題材，他也秉承著現實主義的創作理念和創作態度去拍攝。一部《甄嬛傳》，十餘年來各種熱梗和解讀層出不窮、常說常新，成為風靡至今的文化現象。 不過，他從來不會提前設想自己的劇能不能「爆」。拍《甄嬛傳》時，有人跑到別的劇組參觀，回來議論紛紛，鄭曉龍給大家打氣，「我說你們有點自信吧，我們把自己的片子做好了就行，對不對？」 海報設計：徐洋 「它能不能火你不用想，也不用比，你拍好了觀眾自然會喜歡。」他想，儘自己的力量把這件事做好就行了。一部劇會不會火，那是留給觀眾去考慮的。 細節落地 今年「白玉蘭」頒獎之際，《藏海傳》劇組低調地在上海舉辦了一個簡單的「慶功宴」。 從網絡流出的照片看，鄭曉龍和曹譯文兩位導演面帶笑意站在前面，「藏海」的扮演者肖戰站在後排，俏皮地比了個「耶」。所有到場主創的開心幾乎都寫在了臉上。 說是「慶功」，但看上去更像一次小型劇組重聚，亦像是賦予這部「爆款」劇一個圓滿的收官儀式。自播出以來，《藏海傳》憑藉豐富的內容獲得了極高的關注度。 它沒有局限於復仇故事，裡面有人物的成長和變化，也有對封建社會的批判。鏡頭考究，服化道精良，諸多傳統文化元素融入其中，彰顯了東方美學的特質。 一組數據可以證明這部劇有多火。此前，《藏海傳》在CCTV等多臺同步播出，雲合數據顯示其正片有效播放市佔率高達40.1%。在中國臺灣連續7天穩坐「臺灣本日熱播前十」。 拍戲時，鄭曉龍其實沒怎麼想過劇爆不爆的問題。那時他跟曹譯文一樣，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打磨質量上。與細節較勁的痕跡，在《藏海傳》的拍攝過程中幾乎隨處可見。 有一場推開墓門的戲，時間不長，但花的心思足夠多。鏡頭中，藏海要推開沉重的墓門。但當時製作好的道具墓門重量不夠，人往那一站，輕輕一推，門「吱呀」一聲就開了。 鄭曉龍一看，這絕對不成，道理很簡單，過了那麼多年，又是巨大的石門，推的時候得有力量，那個「推」的勁兒得出來，不然，跟艱難進入墓道的狀態就對不上了。 他將這些細節考慮周全，再講給演員聽。肖戰也給出了令鄭曉龍滿意的反饋。「演員表演呢，你一說他就明白，努力地用勁(推)，再加上門開了的配音，就覺得(對了)。」 「生活化的細節很影響劇的質量。包括臺詞怎麼說、動作怎麼做，一點一滴，有的劇本提供這些，有的劇本不提供。」鄭曉龍覺得，作為導演，這些都應該想到。 《藏海傳》劇照。劇方供圖 《藏海傳》的時代背景是架空的，但服飾、官制、環境營造等都落地到了明朝。如此這般，一部劇才會富有質感，豐富的細節，則會令作品血肉飽滿。 在流量內卷的網際網路時代，鄭曉龍、曹譯文和其他主創們用40集的《藏海傳》證明一個道理：高質量的長劇依然富有生命力。 一句話，尊重觀眾，耐心打磨細節才能出好作品。 時代印記 摳細節、講人性，《藏海傳》有一種不同於尋常「爽劇」的味道。拍了幾十年戲，鄭曉龍手握多部「爆款劇」，這些作品亦如同鏡子，映照出時代與行業幾十年來的變化。 翻一翻鄭曉龍的履歷，他出身軍人家庭，也當過兵，在部隊服役期間就因文筆出眾受到賞識，後來成為機關單位的宣傳幹事，一邊工作一邊大量讀書，為踏入影視圈夯實了基礎。 大學畢業後，鄭曉龍來到北京電視藝術中心工作。那時，他已經隱隱感覺到，大眾文化的時代即將來臨，便打算拍一部聚焦普通人生活的作品。 後來，鄭曉龍召集了李曉明、王朔等人，一起琢磨劇本。經過緊鑼密鼓的拍攝，1990年，《渴望》播出，一舉成為現象級電視劇，「劉慧芳」也成了「好媳婦」的代名詞。 他並沒有止步於此。之後，鄭曉龍策劃拍攝了電視劇《編輯部的故事》，開創中國室內情景喜劇先河；一部《北京人在紐約》，反映了上世紀90年代的出國潮，一時成為經典。 資料圖：鄭曉龍這位中國電視劇史上殿堂級的傳奇導演，一直恪守藝術家的操守，幾十年如一日的兢兢業業創作，為廣大觀眾奉獻了一部部堪稱裡程碑式的影視精品。發 常江 攝 在這些電視劇中，鄭曉龍此後在創作中堅持的「現實主義態度」已初見端倪：細節要真實、有質感，人物舉止要有邏輯，講的是普通人的故事，但也要對時代和社會有所反映。 鏡頭中是一個個具體的「人」，卻又有著代際相通的情感。基於此，鄭曉龍擔任出品人、總策劃或執導的許多國產劇都很能引發共鳴，如《甄嬛傳》等，都成了經典之作。 哪怕是古裝劇，劇情也必須符合生活邏輯和真實的人性。《甄嬛傳》原著小說是架空的，電視劇則將其背景落到了雍正年間，賦予故事一個真實的朝代。 有了背景支撐，鄭曉龍又將細節填入故事框架，人物逐漸有了靈魂。安陵容的「冰嬉舞」所佔比例並不多，但從服裝設計到滑冰鞋怎麼做，都花費了大量心思。 對細節的精細打磨，使得《甄嬛傳》播出後長盛不衰。十多年來，這部劇被「盤」的幾乎包了漿，解讀《甄嬛傳》成為一種文化現象，觀眾熱衷於討論各種細節，邊邊角角都沒落下。 不過，鄭曉龍當初壓根沒預料到《甄嬛傳》能這麼火，「拍的時候沒想到，播的時候也沒想到。」他總覺得，一部劇拍完後就有了獨立的人格，漸行漸遠，跟自己就沒關係了。 但每次別人提起這部劇，他依然非常高興，因為它證明了一件事：大浪淘沙，經過時間選擇，能留下來的、大家都愛看的作品才是好作品，這甚至跟拿不拿獎、掙不掙錢都沒多大關係。 做好作品，做能夠留下來的作品。闖蕩影視圈三十餘年，這是鄭曉龍最重要的心得。 成就「爆款」 許多年來，在網絡平臺上，鄭曉龍很多作品的熱度幾乎從未衰減。 他不怎麼上網，但拍出的劇情，經常能夠精準踩中網絡文化的「流行點」。而如何製造「爆款」的答案，其實就藏在他的作品裡：注重細節，貼近觀眾。 鄭曉龍與曹譯文在工作中。劇方供圖 把細節當成情節拍，是創作文藝精品的秘訣。在他看來，我們常常大量拍情節而沒有細節，但想讓觀眾產生信任感，細節恰恰是最重要的，最後是要功力的。 細節夠了，人物也就豐滿了。想要拍出令人信服的細節，就要充分了解生活和常識，他堅持認為，如果不是從生活中來，而是從自己的想像中來，就可能有問題。 在鄭曉龍的觀念裡，對細節的把控，應該貫穿整個拍攝過程。《甄嬛傳》的後期製作時間很長，由於北京故宮並非處在群山環繞之中，他便讓人逐幀將橫店宮殿後面的山抹掉。 說到底，還是他堅持許久的那個創作標準：現實主義。同時跟上時代，不落窠臼。 他有自己的原則，但並不墨守成規，在《藏海傳》劇組裡，會耐心傾聽青年導演曹譯文的想法，比如為什麼要在這裡設置反轉、如何「填坑」，然後點點頭，「哦，原來你們這麼想。」 「認真，但不嚴厲。」是曹譯文對鄭曉龍最為直觀的印象之一。 在漫長的時光裡，鄭曉龍始終保持著一顆好奇心，認真對待每一部作品。而這，或許就是他多年來「創作之樹」常青的秘訣。(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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