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7個月中老邊境磨憨口岸進出口快件38.5萬件
2026-01-10 14:32 2,241次浏览興安盟8月12日電 題：那達慕上的「小孩哥」「小孩姐」：血脈裡的文化基因煥發新生機 記者 張瑋 12日，2025興安盟那達慕大會進入最後一個比賽日，蒙古族傳統體育項目「男兒三藝」——搏克、賽馬、射箭也給了孩子們展示的平臺。 賽場內外，400多名穿著蒙古袍的「小孩哥」「小孩姐」格外亮眼，他們用稚嫩卻堅定的腳步，讓流淌在血脈裡的文化基因煥發新生機。 圖為2025興安盟那達慕開幕式現場。 寶音德力格爾 攝 跤服裡的三代傳承 搏克為蒙古語，具有結實、團結、持久之意，漢語譯為摔跤。在內蒙古草原上，搏克已有近兩千年的歷史，不論祭敖包，還是舉辦那達慕，它都是不可缺少的主項。 那達慕的搏克賽場永遠是沸騰的，幾平方米的賽場被觀眾圍得裡三層外三層，選手們身穿牛皮或帆布製成的"卓德格"(半袖坎肩)，揮舞著壯實的雙臂，跳著模仿獅子、鹿、鷹等姿態的舞步入場，個個宛如草原上的巴圖魯(蒙語，意為勇士)。 13歲的白志文是兒童組中的佼佼者。隨著裁判一聲號令，比賽開始，只見他穩穩地抓住對手"卓德格"的腰間部位，雙方四目炯炯，分毫不讓。分秒間，白志文將對手摔倒在地。陽光下，他身上的"卓德格"閃著光。 「我5歲就跟著爺爺學搏克了。」白志文抹了把臉上的汗，眼裡藏著超越年齡的沉穩，「搏克要求選手腰、腿部動作協調配合，在對抗中充分顯示自己的力量和技巧。」 白志文出生在烏蘭毛都草原上的牧民家庭，爺爺和父親年輕時都是那達慕搏克賽場上的常客，如今接力棒傳到了他手上。 第一次參加那達慕時白志文才9歲，面對比自己高半個頭的對手，他嚇得攥著父親的衣角不敢上場。「爸爸說，搏克手的跤服裡縫著勇氣，不可以認輸。」 那天，白志文咬著牙比完全場。如今，他已是連續四年徵戰那達慕的「老將」，跤服的袖口磨出了毛邊，卻承載著三代人的信念：「爺爺說，搏克不光是比力氣，更是比智慧和尊重。」 圖為搏克賽場上，白志文(左一)與對手較量。 王鈺 攝 女孩子也能把箭射得很遠 射箭，蒙古語稱「蘇日哈日布那」。古代，神射手在草原上享有很高的榮譽。在蒙古族傳統中，「男兒三藝」常被視為男性專屬，而現在越來越多的草原姑娘加入其中。 拉弓、瞄準、放箭……12歲的扎賚特女孩包於彤站在靶場上，眼神專注，動作一氣呵成，箭穩穩落在靶心上。 這是包於彤第三年參加那達慕射箭比賽，而她與弓箭的緣分，始於姐姐包於鑫的背影。 「姐姐拉弓的時候，像草原上的雄鷹。」包於彤說，16歲的姐姐是當地小有名氣的射箭手。3年前，她纏著姐姐教自己射箭，「一開始連弓都握不穩，姐姐就用布條把弓柄纏粗，讓我能抓得更牢。」 在一次練習中，包於彤的手指被弓弦勒出了血，哭著想放棄，姐姐卻把自己磨出厚繭的手伸給她看：「你看，繭子是弓箭給勇敢者的勳章。」 「姐姐說，射箭要心淨，就像草原的天空一樣。」包於彤的箭袋裡，一直裝著姐姐送給她的第一支木箭，「我和姐姐想讓更多人知道，女孩子也能把箭射得很遠。」 圖為包於彤站在靶場上專注地射箭。 王鈺 攝 「等明年，我們一定贏。」 蒙古族素有「馬背民族」之美譽。據《清稗類鈔·技勇類》記載，「蒙古族人不論男女孩老幼，未有不能騎馬者，其男女孩童自五歲即能騎馬，馳驅於野」。 11歲的那日蘇自幼和父親騎馬，後來學著賽馬。「每天天沒亮我就起床練習，從騎馬慢跑開始，到後來能在草原上飛馳。」 賽馬的激情總帶著風的速度，只是今年的那達慕賽道略顯安靜——因場地調整，賽馬項目臨時取消。那日蘇牽著他的馬兒站在圍欄外，久久不願離去。這匹慄色小駿馬是他10歲生日時父親送給他的禮物。為了今年的比賽，他們已經準備了半年。 那日蘇記得，有一次練習時馬受驚狂奔，他死死抓住韁繩不敢鬆手，最後被甩在草地上，膝蓋磕出了血。父親沒扶他，只是說「真正的騎手，要懂馬，更要懂自己」。那日蘇聽後爬起來，又跨上了馬背。 雖然今年沒能站在賽道上，那日蘇卻把父親的話記在心裡：「賽馬比得不是快慢，是騎手和馬之間的相互信任。」 那日蘇給馬兒梳著毛，輕聲說：「等明年，我們一定贏。」風拂過草原，仿佛在應和他們的約定。(完)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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