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8月9日電 題:成都世運會龍舟為何與皮划艇馬拉松同湖競渡? ——專訪成都世運會龍舟項目國際裁判趙曉俐 記者 賀劭清 8月9日,成都世運會龍舟項目開賽,有著數千年歷史的龍舟首次作為正賽項目登上世運會賽場。 而與龍舟同一時間、同一水域進行比賽的,是發源於西方的皮划艇馬拉松。 成都世運會皮划艇項目有何亮點?如何看待龍舟首次作為正賽進入世運會?龍舟為何與皮划艇馬拉松同湖競渡?中國首位女子皮划艇世界冠軍、成都世運會龍舟項目國際裁判趙曉俐接受「東西問」專訪,對此進行解讀。 2025年8月9日上午,成都世運會龍舟項目開賽,千年龍舟首次作為正賽項目在成都興隆湖劈波斬浪。 記者 張浪 攝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何為皮划艇運動?現代皮划艇運動起源於何時? 趙曉俐:皮划艇運動是皮艇、划艇兩項運動的統稱。 皮划艇運動的源頭可追溯至原始社會的獨木舟。通常認為,皮艇起源於格陵蘭島上的因紐特人所製作的一種小船;划艇則起源於加拿大,因此又稱為加拿大划艇。 觀眾區分皮艇與划艇最快的方法是看姿勢:划艇沒有舵,需要運動員單膝跪在船艙內,使用單葉槳控制方向;而皮艇需要運動員坐在艙內,用腳控制舵的方向,使用雙葉槳前進。 1867年,蘇格蘭探險家麥克格雷戈舉辦了首屆皮划艇比賽,被視為現代皮划艇運動的開端。 1924年,國際皮划艇聯合會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成立。同年,皮划艇作為表演項目進入巴黎奧運會。1936年,在柏林舉行的第11屆奧運會上,皮划艇被列為奧運會正式比賽項目。 國際皮划艇聯合會現有上百個協會會員。中國於1974年加入該聯合會。最初中國皮划艇運動主要在湖北開展。隨著中國體育發展,各種水上運動快速普及。如今僅中國西南內陸的成都就有超過10家水上運動俱樂部,每年有超過10萬人次在成都體驗皮划艇運動。 2024年6月5日,「藝術半壁—通惠河畔第四屆大運河文化節」在北京啟幕。作為文化節組成部分,2024年「京杭大運河」皮划艇馬拉松系列賽同時啟動。 記者 賈天勇 攝 記者:成都世運會皮划艇項目有何看點? 趙曉俐:作為成都世運會34個大項之一,皮划艇項目包括皮划艇馬拉松、皮艇球、龍舟。 成都世運會的皮划艇馬拉松與皮艇球同屬於皮艇。成都世運會是皮划艇馬拉松第二次作為比賽項目亮相世運會。如果說普通皮划艇比賽類似田徑中的短跑,那麼皮划艇馬拉松就相當於長跑與障礙跑的結合。 皮划艇馬拉松包含水上航道和陸上跑道,參賽選手不僅要在水中競賽,還需扛著8公斤至12公斤的皮艇在陸地奔跑。陸地扛艇段需按既定路線完成,船艇不得拖行,對選手的水上技術、力量與耐力是雙重考驗,這也是該項目的最大看點。 皮艇球是結合划艇技術與球類技術的運動,比賽分上下半場,每隊5名場內球員,規定時間內進球多的一方獲勝。與皮划艇馬拉松、龍舟相比,皮艇球對抗強度更高,更凸顯團隊戰術。 龍舟曾作為表演項目亮相世運會賽場。在成都世運會,龍舟首次成為正賽項目。不同於民俗活動中可容納幾十人甚至上百人的龍舟,世運會的龍舟比賽為競技龍舟,參賽人數限定為8人或10人,保留鼓手和舵手,船型更小、材料更輕。 成都世運會龍舟項目設有6條賽道,比賽距離分別為200米、500米和2000米,採用男女混合參賽模式。參賽隊伍同時出發,以龍頭最先抵達終點的順序決定名次。相比皮划艇馬拉松與皮艇球,龍舟更側重集體協作與團隊精神。 2025年8月9日上午,成都世運會龍舟項目比賽現場。 記者 張浪 攝 記者:如何看待有著數千年歷史的龍舟首次成為世運會正賽項目? 趙曉俐:龍舟源於中國戰國時期紀念屈原的民俗活動,是中華兒女共同的文化符號,蘊含著全人類推崇的團結與進取精神。 龍舟歷經千年而不衰。如今全球約有5000萬名龍舟愛好者,開展龍舟運動的國家和地區超90個。今年端午節,美國、英國、巴西、阿根廷、泰國等多個國家和地區都舉辦了龍舟活動。 世運會是非奧項目最高水平的國際綜合性運動會,一項運動要成為其正式比賽項目,需在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廣泛開展。龍舟成為世運會正賽項目,既得益於其在全球的受歡迎程度,也因為這項古老運動所持續進行的現代競技轉型。 此前,龍舟曾作為表演項目登上世運會、亞運會及東京奧運會。本屆世運會的8人龍舟便是為現代競技設計,既保留龍舟運動特色,採用環保材料,又精簡人數,提升了賽事觀賞性與轉播適配性,滿足「年輕化」「可持續性」要求。 當地時間2025年6月14日,加拿大多倫多中央島,第37屆多倫多國際龍舟節龍舟賽參賽隊伍在比賽中揮槳競渡。 記者 餘瑞冬 攝 記者:成都世運會,龍舟為何與皮划艇馬拉松同湖競渡? 趙曉俐:賽艇是背對終點的競速項目,而龍舟與皮划艇馬拉松均為面向終點的競速運動。不同的是,皮划艇馬拉松分男子、女子組,龍舟則為混合組別,更強調性別平等參與。 成都世運會是全球首次在國際大賽中讓龍舟與皮划艇馬拉松同湖競渡,這並非偶然。成都世運會龍舟、皮划艇馬拉松的比賽場地位於興隆湖,興隆湖水深穩定、水質清澈、流速平緩,完全符合兩項賽事的比賽標準。 同時,龍舟、皮划艇馬拉松共享賽事設施與保障體系,高效利用同一水域的辦賽窗口期,體現了節儉、低碳辦賽理念,優化了時間與人力配置。 2024年成都世運會龍舟、皮划艇馬拉松測試賽期間,國際皮划艇聯合會馬拉松委員會主席魯德·海瑟拉爾與龍舟委員會主席陸偉洪曾到場觀賽。二人認為,龍舟與皮划艇馬拉松同場競技,實現了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水上對話,大幅增強了賽事觀賞性,能推動兩項運動更好地走向世界。(完) 受訪者簡介: 趙曉俐。 受訪者供圖 趙曉俐,中國皮划艇世界冠軍、成都世運會龍舟項目國際裁判。1991年,在日本大阪舉行的亞洲錦標賽上,趙曉俐與隊友斬獲女子雙人皮艇500米和女子4人皮艇500米兩項冠軍,這是中國皮划艇運動員首次獲得亞洲冠軍。1992年,在匈牙利站皮划艇世界盃中,趙曉俐與隊友奪得女子4人皮划艇500米冠軍,這是中國女子運動員首次獲得皮划艇世界冠軍。
理論與實踐 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及其完善途徑 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日前聯合印發《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規定從2025年1月1日起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3周歲以下嬰幼兒,發放每年每孩3600元的國家基礎標準育兒補貼,至其年滿3周歲。這是我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民生領域首次採取大規模、普惠式、直接性的資金發放形式來實施惠民舉措,展現出國家高度關注生育問題並有力紓解家庭在育兒領域急難愁盼的堅定決心。 現代化國家在既往的工業化過程中都會普遍面臨生育率走低問題,各國通常會在生育率下行時期採取各類政策手段以降低其下降的幅度與速度。其中,最有力、最常見、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建設。該政策體系一般包括三項具體的制度安排:一是以生育補貼、稅收減免、信託基金為代表的現金轉移支付制度,它側重於以資金形式對育兒家庭進行直接的經濟補償;二是以產假、育兒假為代表的育兒休假制度,它側重於為育兒者提供充裕的照料機會;三是以公共託育、學前教育、嬰幼兒免疫、早期發展探視、家庭教育指導、殘障兒童康復照料為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務,它側重於為有兒童家庭提供專項服務支持——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的《關於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的意見》,即屬於這個類別。 各發達國家普遍形成了資金、假期、基本公共服務相銜接的一攬子組合型生育支持政策。隨著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逐步完善以及國家財政投入的增長,一些現代化國家的生育狀況的確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例如,美國、英國、瑞典等國家近20年的總和生育率長期維持在1.9-2.1左右的水平,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家的總和生育率,甚至在近20年裡從1.6-1.7增長至1.8-2.0。 就我國而言,「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激勵機制」「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已成為解決現階段少子化問題的關鍵舉措。實踐中,有關生育支持政策的建設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下有序推進,中央和地方政府不但堅持了原有的針對特殊困難家庭的臨時/長期監護服務、收養寄養服務、康復服務、關愛保護服務等,還陸續針對普通家庭形成了個人所得稅抵扣、生育假、公共託育、嬰幼兒免疫、普惠性學前教育等制度支持,並在資金保障、信息協同、檔案管理、協調機制、基層服務隊伍建設方面給予了諸多配套。此次育兒補貼,不但是國家堅定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生動體現,也是在民生保障領域中切實展現「投資於人」理念以及提升惠民體感溫度的標誌性事件。 具體而言,我國建立實施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主要有四點:首先,這開創了兒童福利制度乃至民生保障領域普惠型政策的先河,反映出國家充分利用惠民政策來打贏應對少子化風險關鍵戰役的堅定決心。其次,顯示出我國正在對普通家庭過重的育兒經濟負擔及家庭照顧赤字進行主動有為的幹預。第三,標誌著我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在形式結構上補齊了短板,資金、假期與基本公共服務三種形態的政策工具箱已經初步齊備。最後,它標誌著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當然,也必須正視我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尚處於摸索階段,仍然需要在未來重視三大問題:一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持續、穩步增長。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與兒童規模,此次育兒補貼在年齡範疇上確定為嬰幼兒、在補貼額度上相對較低,與已有現代化國家普遍全周期、高標準的兒童津貼尚有一定差距,未來仍然需要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而穩步增長。二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地方差異。此次育兒補貼為部分地方政府提高標準留有一定餘地,但在政策監管過程中也要注意防止少量經濟發達地區的標準過高或標準增長過快,防止人為造成社會保障水平的參差不齊並進而影響我國區域人口增減的大局。三是要注重育兒補貼與其他政策工具的協同使用。從日韓等國的經驗來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並不意味著生育率會在短期內快速提高,它不但具有一定的政策滯後性,也與其他政策工具以及多重工具組合的配套協調有關,因此,育兒補貼制度仍然需要納入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中去綜合考量,以設計出生育支持的最佳方案。 (萬國威,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臨床社會工作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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