築牢新員工廉潔防線 上好入職「第一課」
2025-12-09 22:10 3,398次浏览南京8月14日電 題：這群外籍醫護人員為何在南京大屠殺時選擇留下？ ——專訪南京鼓樓醫院院長於成功 記者 鍾升 近期，電影《南京照相館》熱映，將南京大屠殺期間金陵大學鼓樓醫院(現南京鼓樓醫院，以下簡稱「鼓樓醫院」)中外醫護人員救治中國傷員的歷史再度呈現於大眾面前。 1938年5月1日，南京鼓樓醫院留守醫護人員與收治傷員合影。鼓樓醫院供圖 1937年日軍侵佔南京後，位於南京安全區中的鼓樓醫院成為大屠殺期間唯一能救治中國難民的戰火中的醫院。選擇留守醫院的外籍醫護人員與中國同事一道，冒著生命危險，夜以繼日救助遭受日軍暴行的傷者。 為什麼鼓樓醫院能成為南京城中的人道救治孤島？院內的中外醫護人員付出了哪些努力？今天，如何傳承與發揚這份精神？南京鼓樓醫院院長於成功近日接受「東西問」專訪，作出解答。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為什麼鼓樓醫院成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唯一能救治中國難民的戰火中的醫院？ 於成功：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這場勝利不僅屬於中國，更屬於全世界一切捍衛和平與正義的人們。抗日戰爭期間，許多愛好和平、維護正義的海外友人、國際組織，給予中國大量援助，如加拿大的白求恩醫生、印度的柯棣華醫生。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的金陵大學鼓樓醫院，也有一批外籍醫護人員冒險堅守、救治傷員，他們的事跡令人敬佩。 1892年，在加拿大籍醫生威廉姆·愛德華·麥克林(William E. Macklin)主持下，鼓樓醫院的前身「基督醫院」建成。這是中國最早的西醫院之一，後更名為「金陵大學鼓樓醫院」。由於其教會醫院的背景及緊挨金陵大學的地理位置，鼓樓醫院被劃入南京國際安全區，成為南京大屠殺期間唯一對平民開放的醫院，也是當時南京唯一的醫療救助機構。 居住在鼓樓醫院附近的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約翰·拉貝(John Rabe)曾在《拉貝日記》中寫道：「路燈熄滅了，在夜幕中，可以看見傷員在街道上蹣跚，沒人去幫助他們，已經沒有醫生、衛生員和護理人員了，只有鼓樓醫院的幾個正直的美國醫生還在堅持著。」 在南京城最緊急的近3個月中，鼓樓醫院是當地平民唯一的生機和希望。2004年，曾在此接受救治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李秀英於彌留之際，儘管意識模糊，還反覆囑咐家人要送自己到鼓樓醫院。對鼓樓醫院的感激與信任，老人至死不忘。 南京大屠殺後期，鼓樓醫院不單是醫療救助的提供者，還擔負了衛生防疫、社會援助以及重建醫療系統的責任，譬如為難民發放藥物、接種疫苗等。在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的協助下，鼓樓醫院還開設了3個院外的難民診所。 整個南京大屠殺期間，鼓樓醫院施行的是救濟性質的醫療服務，不收費或僅象徵性收取極少費用。 鼓樓醫院院史館內，展示了大屠殺期間留守鼓樓醫院的中外醫護人員介紹。記者 鍾升 攝 記者：以羅伯特·威爾遜(Robert O. Wilson，中文名「韋如柏」)醫生為代表的鼓樓醫院中外醫護人員為什麼選擇留在南京？他們克服了哪些艱辛，發揮了什麼作用？ 於成功：1906年，羅伯特·威爾遜出生於南京的一個美國傳教士家庭，他的童年和少年時光都在南京度過。在美國哈佛醫學院獲得博士學位後，威爾遜於1936年攜妻子再度回到南京，成為鼓樓醫院的一名外科醫生。 日軍攻佔南京前夕，威爾遜醫生沒有響應美國政府的撤僑通告，而是選擇冒險留在南京。作為南京大屠殺期間鼓樓醫院唯一的外科醫生，威爾遜醫生和他的同事一道，拯救了無數南京市民的生命。他在日記中寫道：「(12月15日)150例病人中只有10例屬於內科和產科，其餘都是外科……昨天我寫道我已做了11例手術。今天我做了10例，並查看了病房。」李秀英正是經過威爾遜醫生的救治，在被日軍連刺37刀的情況下奇蹟般倖存。 不僅是威爾遜醫生，特裡默、布萊迪、鮑恩典、海因茲、麥卡倫，這些外籍醫護人員在高強度工作之外，還要冒著生命危險與日軍交涉、周旋，制止日軍暴行、保護中國平民。在化作人間煉獄的南京城，他們始終堅持著。 除了外籍醫護人員，也有一批勇敢的中國員工留守在鼓樓醫院。後期還有多位中國醫護人員應募而來，如作為威爾遜醫生醫療助理的中國醫生周紀穆。他們為同胞帶去溫暖和希望，他們都是英雄。 南京大屠殺期間，美國傳教士約翰·馬吉(John Magee)拍攝下鼓樓醫院救治受害者的影像，與醫護人員的記錄一道成為控訴日軍暴行的鐵證。值得一提的是，1946年，威爾遜醫生自費前往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成為第一個出庭作證、揭露日軍暴行的證人。 2019年12月13日，國家公祭日的「燭光祭·國際和平集會」上，梅根·布萊迪演唱《感同身受》。她的曾祖父理察·布萊迪是當年堅守鼓樓醫院的醫護人員之一。記者 泱波 攝 記者：如何銘記這段歷史，傳承與發揚這份精神？ 於成功：中國人民重情重義，不會忘記外國友人在危難中的幫助。抗戰勝利後，威爾遜醫生等人獲得了中國政府嘉獎的「採玉勳章」。威爾遜醫生離開南京時，市民們贈送了他一塊刻有「愛眾親仁」的牌匾作為感謝，鮑恩典也獲贈了一面「慈善為懷」的綢緞錦旗。2017年，羅伯特·威爾遜醫生紀念碑在美國落成，數百名來自中國和美國的民眾在揭幕當天前往紀念。 如今，鼓樓醫院的院史館是南京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其中專門闢有一部分講述這段歷史，讓人們銘記歷史、傳承先輩跨越國界的國際人道主義精神。每年國家公祭日前夕的「重走安全區」活動，民眾也會來到鼓樓醫院了解這段歷史。省市相關組織多次邀請威爾遜醫生等友人的後人回到南京，在鼓樓醫院等處訪問。2024年12月12日，威爾遜醫生的後人與周紀穆醫生的後人在鼓樓醫院重逢，兩人彼此擁抱，立志把祖輩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無私奉獻、救死扶傷的精神世代傳承下去。 2015年，威爾遜醫生的三位兒女重訪鼓樓醫院。鼓樓醫院供圖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鼓樓醫院與美國、加拿大、非洲等海外醫療機構保持緊密交流。這些海外同行來醫院交流訪問時，也通過這一窗口了解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真相。例如，泰國詩裡拉吉醫院醫生在與鼓樓醫院開展傳統醫藥合作過程中，了解到這段歷史，後續又專門派出代表團來到醫院，就這一段歷史進行訪問交流。 鼓樓醫院也積極參與援外醫療工作。醫院組建的第17期援桑給巴爾醫療隊全體隊員獲當地頒發的金質獎章，被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授予「全國援外醫療工作先進集體」榮譽稱號；第18期援蓋亞那醫療隊，被蓋亞那衛生部授予傑出貢獻獎。 八十多年前，鼓樓醫院的中外醫護同仁在中國的土地上救死扶傷。今天，中國與各國攜手，緬懷歷史，共同維護世界和平發展，弘揚人道、博愛、無私奉獻的精神，一道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完) 受訪者簡介： 於成功。 受訪者供圖 於成功，南京鼓樓醫院院長，醫學博士、主任醫師、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兼任南京醫學會副會長，江蘇省中西醫結合消化病學會副主任委員，中國醫藥教育協會炎症性腸病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職。主要從事消化系疾病的診斷與治療，擅長炎症性腸病的中西醫免疫治療，消化道腫瘤早期診治以及疑難病的診治。承擔主持課題16項，發表論文160篇，其中SCI收錄論文40餘篇，主編專著4部。
北京8月8日電 題：徐泓緬懷老師許倬云：中國、中華民族在他心中格外大 記者 楊程晨 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於當地時間8月3日在美國匹茲堡逝世。作為許倬雲任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任主任時期的學生，臺大歷史學系前主任徐泓第一時間在社交平臺發文：「我們的老師許倬雲先生走了，享年九十五歲。」 接受「東西問」專訪，徐泓回憶了不同時期與許倬雲的交往。談及家國情感的升華，徐泓坦言，許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他一方面非常愛國；一方面又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到晚年，中國、中華民族在他心中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也是他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您最近一次和許先生見面是什麼時候？ 徐泓：大約是十年前，他回臺，在(臺灣)政治大學作講座教授，主持一個重新解釋中國歷史的研究計劃，請我幫忙參與一部分。這是我們線下見的最後一面，也是工作場合，只是簡單敘舊。 後來他身體一直不太好，不良於行，不能頻繁回來。雖很多年沒見面，但我們有郵件往來。我近期有一篇關於明代國號研究的文章，還去信諮詢過許先生的意見。 許倬雲肖像。許倬雲個人微博 記者：許先生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擔任臺大歷史學系主任，這和您在臺大歷史學系的求學時期高度重合。可以談談他對您治學等方面的影響嗎？ 徐泓：老師是30多歲從芝加哥大學返臺任教，那時剛剛拿到博士學位。1964年，他開了一門中國上古史的課，我們這些學生都去選。後來他擔任系主任、所長，一直做到1970年，他開的課我基本都去上過。 他儘量利用考古研究材料和文獻來授課，每次課分三個課時，前兩個課時會請「中央研究院」的專家來上課，考古學家李濟之(李濟)先生來講了大部分，談過很多安陽考古的事。剩下一個課時許先生會進行總結整理，並把他自己的想法講給我們。國民黨當局來臺後，封禁大陸的很多老期刊、書籍，不讓我們看，我們上課一般是聽老師講、抄筆記，許先生指導我們讀期刊論文。 臺灣過去也有人開過中國上古史，但像他這樣系統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治史，教大家寫現代的期刊論文，是沒有的。他那時還編了一本《中國上古史論文選輯》，教我們用新方法學歷史。 那些年，許先生對我的影響，還有精神層面。他不良於行，但上課不會一味坐著，有時會拄拐站起身子。後來他在臺大改裝了一輛摩託三輪車，方便行動。許先生堅韌不拔的精神讓我們很敬佩，所有的困難他都想克服，學生要幫他，他不肯。在家時，他還洗碗，即便摔了還堅持洗。 許先生一輩子就是這麼一個性格，在我看來是了不起的。更了不起的，是他的夫人(孫曼麗女士)，一輩子幫他、包容他。她和芝芝(徐泓夫人、世界史學者王芝芝)是同班同學，這也加深了一層我們的關係。 記者：1970年，許先生去了美國。之後就一直留在美國匹茲堡大學任教。在有這麼大影響力的時候卻選擇赴美，當年他做這個決定的原因是什麼？ 徐泓：這和當時臺灣教育界發生的幾件事有一定關係。首先是當了快20年臺大校長的錢思亮在1970年卸任，學校氛圍出現變化，許先生覺得自己格格不入。另外，由於「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受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一些人指責臺灣史學界被美國控制，由臺大和「中研院」合聘的許倬雲是被重點批評的對象之一。 許先生當時仍參與了臺灣很多的文化、學術方面的公共事務，到美國後也經常在《中國時報》《聯合報》上發表文章。蔣經國去世後成立的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許是創始會員之一，資助了美國多所研究機構設立中國研究教職、提拔年輕學者。許先生不僅在史學界影響大，在社會層面影響也大。 許倬雲在網絡節目《十三邀》中感慨「但悲不見九州同」。《十三邀》視頻截圖 記者：去美國後，直到去世，許先生對於兩岸關係的看法以及對大陸的觀感是否發生了變化？ 徐泓：許先生一直堅定反對「臺獨」。對大陸，許先生前後態度是有變化的。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的大陸，他跟許多從大陸去美國讀書、工作的學者接觸，也看了很多新聞，慢慢對大陸的看法改觀，後來也去香港、去大陸。 但對於中國史研究的視角問題，他一直沒變。許先生主張將中國史放入世界史視野做研究，晚年出版的《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對這一觀點有系統性闡釋，許先生要尋找世界主義的中國。這與他的老師、同鄉錢賓四(錢穆)先生等人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的態度相左。 所以，許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一方面他非常愛國；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看中國史，認為要以更大的歷史格局研究中國。到了晚年，可能是看到美國在發展過程中不斷暴露弊端，在他心中，中國、中華民族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一塊的「面積」格外大了。我想這也是他之前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許倬雲先生在江蘇無錫為自己準備的墓。受訪者供圖 另外，他在青少年時期經歷過抗日戰爭，見過中國人遭遇到的摧殘和磨難。另一位史學家何炳棣先生曾說，在抗戰中成長的中國人沒有不愛國的。我想這句話在許先生身上也是體現得淋漓盡致，尤其越到晚年對他的影響越大。許先生和何先生都是美國籍，但二人在晚年都表達過，百年之後希望將自己的墓地移回大陸老家，落葉歸根。據我所知，許先生生前已在無錫找好了墓園的地方。(完) 受訪者簡介： 徐泓。記者 楊程晨 攝 徐泓，現任臺灣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曾任該校代理校長、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主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講座教授兼人文學部部長，2016年始先後在南開大學、廈門大學、浙江大學任職教書。徐泓專註明清社會史研究，在明清鹽業、社會風氣、婚姻與家庭、人口遷徙、城市發展等議題上著作等身，包括《明清社會史論集》《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明代的私鹽》《明北京行部考》《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他還曾任「中國明代研究學會」理事長，在臺灣發起明代典籍研讀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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