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
2026-01-15 23:00 4,567次浏览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次年，一場人類有史以來參與國家最多、規模最大、開庭時間最長的審判隨之而來，史稱「東京審判」。這場審判持續兩年多，共開庭818次，判決書超1200頁。 東京審判現場。(資料圖) 1946年5月，由中、美、英、蘇等11個國家組成的遠東軍事法庭對日本28名甲級戰犯進行審判，梅汝璈代表中國出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並以6票對5票的微弱優勢把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等7名首犯送上了絞刑架。 1946年，梅汝璈(前排右二)與其他10名法官在遠東國際法庭合影照片。(資料圖) 「斷不使戰爭元兇逃脫法網！」 1904年，梅汝璈出生於南昌市朱姑橋梅村，在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畢業後便赴美留學，先在史丹福大學學習，後入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專攻法學，獲得法學博士學位。 梅汝璈。(資料圖) 「堂哥他自小就聰穎好學，他的父親也十分重視子女們的學習。」今年已經97歲的梅汝璈堂妹梅清珍與梅汝璈一起生活過一段時間，雖年事已高，但她對梅汝璈青年時期在家就十分好學的樣子依然印象深刻。 1945年東京審判期間，梅汝璈身著法袍留影。(資料圖) 1946年至1948年，梅汝璈出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參與了「東京審判」。作為一名中國法官，面對死難者同胞，梅汝璈曾立誓：「我既受國人之託，決心勉力依法行事，斷不使戰爭元兇逃脫法網！」 「法官座位之爭」 這場持續兩年多的審判並沒有想像中那般容易，在開庭預演時就因為座次問題引發了爭議，審判長將中國的座次排在英國之後，梅汝璈對這一安排立即提出強烈抗議：「如論個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既然我們代表各自國家，我認為法庭座次應該按日本投降時，各受降國的籤字順序排列才合理。」 這場座位之爭，是梅汝璈第四代後人、梅汝璈故居講解員梅庭軍講述最多的場景之一。 審判戰犯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內部結構。圖源：CCTV4 國家記憶 梅庭軍在講解時說道：「面對不合理的座位安排，梅汝璈提出，此次庭審是審判日本戰犯，中國受日本侵害最烈、抗戰時間最久、付出犧牲最大。再者，如果沒有日本的無條件投降，也沒有今日的審判，按受降國的籤字順序排座，實屬順理成章。」 1946年，韋伯和梅汝璈(右)在東京審判現場。(資料圖) 由於梅汝璈的據理力爭，法官們作了最後表決，同意入場順序和法官座次按日本投降時各受降國的籤字順序安排。 「把7名日本甲級戰犯送上絞刑架」 在給日本戰犯量刑時，法官之間產生了激烈的爭辯，一些來自未遭到日軍過多侵略的國家的法官不贊成死刑。 東京審判現場。(資料圖) 梅庭軍表示，為伸張正義，也為給死難者同胞討回血債，梅汝璈根據兩年多的審判過程中所揭示的日軍暴行，主張對首惡必須處以死刑。最後法庭以投票6比5的微弱優勢，將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等7名日本甲級戰犯判處絞刑。 東京審判現場，戰犯在被告席等待審批。(資料圖) 這7名日本甲級戰犯罪行累累，他們分別是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板垣徵四郎、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廣田弘毅、武藤章。在他們之中，有侵略中國和發動太平洋戰爭的主要戰犯，有南京大屠殺的最高指揮官，還有在中國進行將近30年特務情報工作的「中國通」，也有策劃成立了東北傀儡政權和「華北自治」的日本侵華派遣軍參謀總長。 梅汝璈在法庭激辯。(資料圖) 除此之外，梅汝璈主張在判決書中單設一章對南京大屠殺予以說明，也獲得了法庭的同意。 「不忘苦難，珍視和平」 「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於把日本軍國主義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帳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梅汝璈故居內，這番「不忘苦難」的話語仍警示著眾多參觀者駐足思考。 圖為梅汝璈故居。劉思偉 攝 「在梅村，老人們會時常講起梅汝璈的事跡，我也一直和梅汝璈的其他親屬加強聯繫，儘可能掌握更多詳實的史料，讓大家更了解這段歷史。」講解至今，梅庭軍已記不清講了多少遍「東京審判」的歷史。 梅汝璈第四代後人梅庭軍正在故居內講解「東京審判」的故事。劉力鑫 攝 「正如故居內的那句話一樣，講解這段歷史正是為了讓大家不忘過去的苦難，同時珍視我們現在來之不易的和平。」梅庭軍稱，不論是抗日戰爭這個有硝煙的戰場，還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這個沒有硝煙的戰場，都凝聚著無數先輩的奮鬥與犧牲，正是他們共同鋪就了如今的和平之路。 圖為梅村內，一處印有「東京大審判」彩繪的牆壁。劉思偉 攝 現如今的梅村，灰磚黛瓦的贛派民居建築頗具古韻，池塘內荷葉蓮蓮，梅汝璈的部分親屬及後人依然生活在這裡，還有不少親屬仍然會常回來看看。 圖為梅清珍正接受記者採訪。劉思偉 攝 「我也經常回來看看，這裡變化好大。」現如今的梅村，和梅清珍記憶中的樣子相比已有不少變化。 圖為修繕完畢後的梅汝璈故居外部。劉思偉 攝 現在，根據「修舊如舊」的原則，當地政府已經完成梅汝璈故居內外的修繕工作。故居所在的朱姑橋梅村也將煥新升級成為南昌市又一旅遊目的地，相關文旅項目將梅村600餘畝村落民居風貌和官馬古驛道進行了系統性改造提升，城市喧囂與古村靜謐僅一坊之隔，相關改造工程也將在8月底竣工。 7名甲級戰犯，犯下了何等滔天罪行？ 數十載光陰流轉 梅汝璈的身影雖已遠去 但他的精神始終浸潤著後人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 也是最好的清醒劑 我們當以敬畏之心銘記那段崢嶸歲月 也珍視現在來之不易的和平 作者：李韻涵 袁汝晶 劉思偉
花上萬餘元報名費，就能讓孩子身著奢侈品牌服裝走T臺，成為朋友圈最靚的崽，不少家長為此心動。但光鮮背後，秀場裡閃爍的奢侈品標誌可能從未獲得品牌授權。近日，靜安區檢察院以假冒註冊商標罪對借組織奢侈品牌走秀名義斂財的李某提起公訴。從釐清服務商標侵權的法律定性，到精準核查違法所得數額，再到穿透式審查確定犯罪主體，檢察官抽絲剝繭，讓這場童模走秀騙局水落石出。李某註冊成立某影視傳媒公司A公司，主營業務是與童模機構合作組織走秀活動。2023年至2024年間，在未經註冊商標所有人許可情況下，李某組織多場含有奢侈品牌註冊商標的兒童時裝走秀活動，並收取報名費用。家長交的報名費從數千元到上萬元不等，換來的是孩子身著奢侈品牌服裝亮相的機會。活動中，李某全程未獲品牌授權，卻在宣傳海報、活動現場大屏及社交平臺視頻中大肆使用奢侈品牌Logo。直到2023年12月，D品牌發來律師函，李某才停用該品牌Logo，但仍繼續使用其他品牌商標。2024年4月，G商標品牌權利人報案，李某的侵權行為浮出水面。同年8月，李某經公安機關電話通知後主動投案。商標主要分為商品商標和服務商標。商品商標用於標識和區分有形商品的生產者或經營者，例如第25類的服裝鞋帽，保護對象針對實體商品。服務商標則用於識別服務的提供者，例如第41類教育娛樂，保護對象指向無形服務。根據2021年實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服務商標已被正式納入刑法保護範疇。本案偵查初期，承辦檢察官在提前介入查核走秀活動侵權事實過程中，發現在李某自行主辦的走秀活動中，其直接使用涉案品牌Logo進行宣傳並收取費用的行為，可能構成對註冊服務商標的侵權，具體侵犯哪一類商標權，需要進一步審慎核查。根據我國商標法規定，凡在我國合法註冊且處於有效期內的商標，商標註冊人享有的商標專用權均受法律保護。據此，檢察機關當即建議公安機關重點核查涉案品牌在上述服務類別上的商標註冊情況及有效期限。經查證，涉案的奢侈品牌均在第41類「組織時裝表演」服務上註冊了服務商標，其中有2個註冊商標的有效期完整覆蓋了李某舉辦侵權活動的全部期間，另有1個商標的註冊有效期僅涵蓋部分走秀時段。隨著商標權屬及效力問題的釐清，案件事實逐漸清晰。李某在未經奢侈品牌授權的情況下，在其組織的童模走秀活動中，擅自使用上述品牌的註冊商標開展走秀服務，刻意營造與品牌相關的商業氛圍，以此吸引參與者並收取費用，其行為已構成對上述3個奢侈品牌在第41類「組織時裝表演」上服務商標專用權的侵害，若情節嚴重，可構成假冒註冊商標罪。此外，鑑於童模走秀活動涉及到未成年人，承辦檢察官在辦案中特別關注未成年人權益是否得到充分保障。檢察官根據提取的活動資料及家長證言，重點核查活動時長強度、場地安全條件等要素，未發現未成年參與者休息權、受教育權、人格尊嚴權等合法權益受到侵害。在明確李某的行為侵犯服務商標後，如何精準認定違法所得數額，是判定情節是否嚴重的關鍵，也是檢察官面臨的又一難點。為查清事實，承辦檢察官積極引導偵查機關開展偵查取證工作。一方面，依法調取A公司註冊信息、涉案品牌服務商標註冊證明、品牌走秀視頻等基礎證據；另一方面，將電子證據提取固定作為重點，同時聯繫參與童模走秀的家長核實具體情況。「報名費都是通過培訓機構統一支付的」「每次走秀活動包含品牌走秀和普通走秀，品牌走秀是指奢侈品牌服裝展示，普通走秀不含這些品牌，兩者交叉進行」……家長的陳述為案件突破提供了重要線索。經審查證據查明，參與李某所辦走秀活動的家長將費用交至培訓機構，再由培訓機構轉入李某公司或其個人帳戶，而李某舉辦普通走秀與未經授權開展品牌活動的資金均轉入上述帳戶。如何剝離李某舉辦普通走秀的合法收入，精準鎖定李某侵權活動的違法所得，成為新的難題。就在案件陷入僵局之際，承辦檢察官從李某被扣押的電腦中提取到一份人員參加情況表，表格行數存在明顯跳躍、並非連續排列的異常情況引起了他的注意。這些「消失」的行是否隱藏著關鍵信息？帶著疑問，檢察官嘗試點擊「取消隱藏」功能，一份詳盡記錄隨即赫然顯現——其中不僅完整登記了所有參與走秀兒童的身份信息、報名機構、收款方式及酒店登記情況，更通過備註清晰標註了報名類型：部分兒童僅參與品牌走秀，部分僅參與普通走秀，另有部分參與「套餐活動」即同時參與品牌秀與普通秀，且表格中還詳細列明了各類報名對應的具體繳費金額。為核實數據真實性，承辦檢察官立即聯繫相關兒童家長，確認其實際支付的活動費用與表格記錄完全一致，表格數據的真實性與準確性得到進一步印證。承辦檢察官以此為依據，要求鑑定機構對涉案報名服務費收入重新審計，明確剔除套餐中單獨參與普通走秀的費用，並在扣除相關產品成本後，精準核算違法所得。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侵犯智慧財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假冒服務商標構成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條規定的「情節嚴重」，需滿足以下條件：違法所得數額在五萬元以上；或假冒兩種以上註冊商標，違法所得數額在三萬元以上。該解釋同時明確，通過收取服務費、會員費、廣告費等方式營利的，所收費用應認定為「違法所得」；計算假冒服務商標的「違法所得數額」時，需扣除該項服務中所使用產品的購進價款。依據上述法律規定，承辦檢察官在最新審計結果基礎上，嚴格扣除活動所使用產品的購進價款，同時剔除個別品牌商標不在保護期內的兩次品牌走秀費用，最終確認李某的違法所得共計11萬餘元。1月，靜安公安分局將李某及其設立的A公司移送靜安區檢察院審查起訴。經查，李某在明知未經商標所有人許可的情況下，組織多場含相關品牌元素的兒童時裝走秀活動，其行為已涉嫌假冒註冊商標罪，相關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然而，A公司是否構成單位犯罪成為承辦檢察官審查本案的又一焦點。承辦檢察官對全案事實證據進行細緻審查後，發現A公司存在多項不符合單位犯罪構成要件的情形：一是組織架構虛化，除李某外僅一名設計師，案發前僅有一兩名銷售人員且無固定工資，難以認定為具備完整單位職能的組織；二是財產高度混同，李某雖以A公司名義租借場地、使用對公帳戶對外付款，但收取報名費時對公帳戶與個人帳戶混用，A公司收入與個人財產界限模糊；三是主營業務違法，A公司成立後，主要經營活動即為舉辦各類兒童時裝走秀，其中大部分涉及侵犯服務商標；四是違法所得歸個人支配，A公司違法收益實際由李某個人掌控使用。承辦檢察官指出，A公司成立的主要目的在於實施違法犯罪活動，且違法所得歸李某個人所有，不符合單位犯罪的認定條件，應以個人犯罪論處。李某未經註冊商標所有人許可，在同一種服務上使用與其註冊商標相同的商標，情節嚴重，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條之規定，構成假冒註冊商標罪。日前，靜安區檢察院以假冒註冊商標罪對被告人李某依法提起公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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