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熱」持續升溫 國家文物局要求加強文物博物館單位開放安全管理工作
2026-01-14 02:22 7,946次浏览8月的浙江安吉餘村層巒疊嶂、流水潺潺，遊客紛至沓來，盡享生態之美。 20年前，餘村曾靠著開採山裡優質石灰巖成為「富裕村」，但伴隨而來的是溪流渾濁、煙塵瀰漫的巨大環境代價。 忍痛關掉礦山和水泥廠後，村集體經濟和村民收入短時間內出現下滑。未來出路在哪裡？ 2005年8月15日，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同志來到這裡調研，在關鍵時刻指明方向：「你們關礦停廠，是高明之舉！」「過去我們講既要綠水青山，又要金山銀山，其實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本身，它有含金量。」 「綠水青山」代表生態財富、環境保護，「金山銀山」代表物質財富、經濟發展。 「就是」二字，振聾發聵，精闢道破二者的辯證關係。發展與保護，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單選題」。通過轉變發展理念、優化發展路徑，綠水青山可以轉化為金山銀山，實現經濟社會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 黨的十八大以來，「兩山」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凝聚起保護生態環境、踐行綠色發展的強大共識與堅定行動自覺，並不斷發展深化。 「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2013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回答學生關於環境保護的提問時，強調「絕不能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的一時發展」。 綠水青山可以帶來金山銀山，但金山銀山卻買不到綠水青山。魚和熊掌不可兼得時，必須有所為、有所不為。 辯證法背後，體現的是底線思維和長遠眼光：「一定要算大帳、算長遠帳、算整體帳、算綜合帳」「只有把綠色發展的底色鋪好，才會有今後發展的高歌猛進」。 2021年3月，全國兩會，習近平總書記參加內蒙古代表團審議。來自林區的周義哲代表向總書記匯報林區轉型發展的情況。林業工人從之前的「砍樹人」轉變為「看樹人」，2018年林區的森林與溼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總價值達6159.74億元。 習近平總書記說：「你提到的這個生態總價值，就是綠色GDP的概念，說明生態本身就是價值。」 綠色GDP旨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優化經濟結構，改變傳統單純追求GDP的經濟發展模式。「速度再快一點，非不能也，而不為也」，要樹立「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的正確發展觀。 2012年以來，中國以年均3.3%的能源消費增速支撐了年均超過6.1%的經濟增長，構建起全球最大、發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體系，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走出了一條生態優先、節約集約、綠色低碳的高質量發展道路。 如何讓綠水青山源源不斷地轉化為金山銀山？「關鍵在人，關鍵在思路」。探索多樣化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方能不斷塑造經濟發展的綠色新動能、新優勢。 2024年3月，正在湖南常德考察的習近平總書記來到穿紫河畔，聽取當地水環境綜合治理等情況。通過實施河湖連通、系統治理，「沅有芷兮澧有蘭」的美景成為當地的最佳名片。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把自然風光和人文風情轉化為旅遊業的持久魅力」「完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推進產業生態化和生態產業化」。 當前，我國在12個地區開展首批國家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試點，全國已有20多個省份籤訂了跨省流域橫向生態保護補償協議，全國已建成572個生態文明建設示範區和240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實踐創新基地。各地各展其長，因地制宜探索的「護綠換金」「聚綠成金」「借綠生金」等方法路徑日益成熟，持續釋放生態紅利。 2020年，習近平總書記再次來到餘村。看到村莊煥發的生機，他欣慰地說：「餘村現在取得的成績證明，綠色發展的路子是正確的，路子選對了就要堅持走下去。」 人不負青山，青山定不負人。神州大地上，一幅生態美、產業興、百姓富的壯美畫卷正鋪展開來。 策劃：張曉松 主編：朱基釵 主筆：嚴賦憬 視覺：金小茜、賈伊寧 新華社國內部出品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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