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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3-06 17:28 9,124次浏览理論與實踐 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及其完善途徑 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日前聯合印發《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規定從2025年1月1日起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3周歲以下嬰幼兒，發放每年每孩3600元的國家基礎標準育兒補貼，至其年滿3周歲。這是我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民生領域首次採取大規模、普惠式、直接性的資金發放形式來實施惠民舉措，展現出國家高度關注生育問題並有力紓解家庭在育兒領域急難愁盼的堅定決心。 現代化國家在既往的工業化過程中都會普遍面臨生育率走低問題，各國通常會在生育率下行時期採取各類政策手段以降低其下降的幅度與速度。其中，最有力、最常見、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建設。該政策體系一般包括三項具體的制度安排：一是以生育補貼、稅收減免、信託基金為代表的現金轉移支付制度，它側重於以資金形式對育兒家庭進行直接的經濟補償；二是以產假、育兒假為代表的育兒休假制度，它側重於為育兒者提供充裕的照料機會；三是以公共託育、學前教育、嬰幼兒免疫、早期發展探視、家庭教育指導、殘障兒童康復照料為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務，它側重於為有兒童家庭提供專項服務支持——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的《關於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的意見》，即屬於這個類別。 各發達國家普遍形成了資金、假期、基本公共服務相銜接的一攬子組合型生育支持政策。隨著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逐步完善以及國家財政投入的增長，一些現代化國家的生育狀況的確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例如，美國、英國、瑞典等國家近20年的總和生育率長期維持在1.9-2.1左右的水平，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家的總和生育率，甚至在近20年裡從1.6-1.7增長至1.8-2.0。 就我國而言，「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激勵機制」「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已成為解決現階段少子化問題的關鍵舉措。實踐中，有關生育支持政策的建設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下有序推進，中央和地方政府不但堅持了原有的針對特殊困難家庭的臨時/長期監護服務、收養寄養服務、康復服務、關愛保護服務等，還陸續針對普通家庭形成了個人所得稅抵扣、生育假、公共託育、嬰幼兒免疫、普惠性學前教育等制度支持，並在資金保障、信息協同、檔案管理、協調機制、基層服務隊伍建設方面給予了諸多配套。此次育兒補貼，不但是國家堅定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生動體現，也是在民生保障領域中切實展現「投資於人」理念以及提升惠民體感溫度的標誌性事件。 具體而言，我國建立實施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主要有四點：首先，這開創了兒童福利制度乃至民生保障領域普惠型政策的先河，反映出國家充分利用惠民政策來打贏應對少子化風險關鍵戰役的堅定決心。其次，顯示出我國正在對普通家庭過重的育兒經濟負擔及家庭照顧赤字進行主動有為的幹預。第三，標誌著我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在形式結構上補齊了短板，資金、假期與基本公共服務三種形態的政策工具箱已經初步齊備。最後，它標誌著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當然，也必須正視我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尚處於摸索階段，仍然需要在未來重視三大問題：一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持續、穩步增長。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與兒童規模，此次育兒補貼在年齡範疇上確定為嬰幼兒、在補貼額度上相對較低，與已有現代化國家普遍全周期、高標準的兒童津貼尚有一定差距，未來仍然需要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而穩步增長。二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地方差異。此次育兒補貼為部分地方政府提高標準留有一定餘地，但在政策監管過程中也要注意防止少量經濟發達地區的標準過高或標準增長過快，防止人為造成社會保障水平的參差不齊並進而影響我國區域人口增減的大局。三是要注重育兒補貼與其他政策工具的協同使用。從日韓等國的經驗來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並不意味著生育率會在短期內快速提高，它不但具有一定的政策滯後性，也與其他政策工具以及多重工具組合的配套協調有關，因此，育兒補貼制度仍然需要納入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中去綜合考量，以設計出生育支持的最佳方案。 (萬國威，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臨床社會工作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中國青年報
拉薩8月12日電 題：藏族音樂博士覺嘎：在世界舞臺奏響東方故事 記者 貢桑拉姆 「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自治區成立……西藏的每一步變革都為文化傳承開了扇窗。」中國首位藏族音樂博士覺嘎近日在拉薩家中接受記者採訪時說，他的故事，恰是西藏民族音樂從高原深處走到世界舞臺的60年。 1963年，覺嘎出生在念青唐古拉山腳下的當雄草原。彼時的草原，沒有收音機，歌聲就是日子的一部分，家鄉牧民延續「以歌傳情、以舞抒懷」的傳統。同年，出生在農奴家庭的才旦卓瑪憑著《唱支山歌給黨聽》紅遍大江南北，用高原陽光般的嗓音，讓人們真切觸摸到藏族音樂的溫度。 7歲那年，覺嘎在生產隊小學第一次聽到「新調子」——填了新詞的「民歌新唱—革命歌曲」，旋律源自祖輩傳唱的古老曲調，這也是覺嘎走進音樂之門的最初啟蒙。 「牧民們幹活時唱，過節時更要唱。」覺嘎記得，父輩們跳果諧舞時，圍成一圈，舞步熱烈、歌聲悠長，拖腔裡藏著高原的遼闊。 在牧區，他對音樂的敏感，連牧民們都嘖嘖稱奇。聽過的牧歌，他過耳就能唱；在即興表演中，他隨口就能編出新曲調。這份天賦讓13歲的覺嘎被選送到西藏師範學院(現西藏大學)文藝班，成為少數系統學習音樂的牧民孩子。 「那會兒的文藝班，沒有正規課本，老師用油印教材教視唱練耳與樂理。」覺嘎說，在校園的樹林裡，他和同學們跟著老師唱「哆、瑞、咪」。也正是那些油印紙，喚醒了他身體裡的「音樂基因」。 1985年，從西藏藝術學校畢業的覺嘎，走出高原，先後到四川音樂學院、上海音樂學院攻讀碩士、博士，後從中央音樂學院博士後工作站出站。 在接受專業音樂創作教育時，覺嘎發現西藏傳統音樂有其獨特的結構形態與技法。2007年，專輯《藏·密》獲「2007中國國際聲像博覽會」原創音樂製作金獎，作品融合了西藏傳統音樂與西方管弦樂等，讓高原韻律與古典美學碰撞出新聲。 「西藏音樂事業的發展是國家教育、文化等各項事業的縮影。」2002年起，西藏大學逐步建成從本科到博士的藏族音樂教育體系，覺嘎作為西藏首位作曲專業本、碩、博導師，為當地培養了大批音樂人才。 如今，他正帶領團隊開展「環喜馬拉雅藝術圖譜繪製」的研究，這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有望今年結項。覺嘎指著書架上的《大藏經》說：「這裡面藏著多少音樂智慧，亟待我們研究整理。」 2016年，《覺嘎交響樂作品音樂會》在北京奏響時，臺下觀眾為之動容，其多部作品登上新加坡、日本、美國等地的國際舞臺。有外國樂評人曾說：「這音樂裡有東方的哲學，聽得懂，但須思索。」 「藏族音樂既是古老的，又靈動在當下。」覺嘎用60年證明，藏族音樂「基因」與現代技法結合，能在世界舞臺奏響。(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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